“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张治中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同南京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有密切关系。随着国民党军的战败和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张治中设法通过政治途径挽救,多次要求蒋介石进行和谈。眼见蒋介石成为和谈的障碍,张治中支持桂系逼蒋下野。为顺利进行和谈,张治中要求组成和平内阁和中共能够接受的和谈代表团。在中共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后,张治中努力协调国民党各方尤其是蒋介石的关系,拟定和谈腹稿。在谈判过程中,张治中要求中共在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上让步,并竭力想保留国民党军队,组成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实现“划江而治”。中共在不违背根本原则前提下,尽可能接受了张治中的一些要求。认识到中国历史已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已被历史抛弃,张治中决定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形象塑造——以新闻活动为中心

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塑造抗日救国形象的宣传策略和方法,不仅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历史逻辑,还可以为当下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启示。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以新闻活动为中心塑造自身的抗日救国形象。面向民众时,中国共产党以公共出版物为载体广泛宣传抗日主张和军队形象;面向国民党和民主党派等政治群体时,以舆论营造为路径积极交流并支持与保护抗日民主人士;面向海外人士时,以新闻活动为纽带促成驻华记者实地探访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如实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实绩。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策略与多种方法在国统区及海外树立了其良好形象。

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认知与介入

在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高度重视。在事变发生之初,美国密切关注事变善后的进展,评估国共关系的走向,并派遣居里赴华考察中国政局,开启了战时美国对华“特使外交”的先河。彼时美国采取有限介入政策,既不出兵干预,也不评判是非,而是以美援作为外交筹码,通过施加外部压力的方式,希望间接改善国共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在国共关系中扮演着“调处者”与“援助者”的双重角色,其对华政策已显现出自相矛盾的特征,这不仅影响到战时中国内部党争之解决,亦深刻改变着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武装整改研究(1932—1934)

红二十五军的武装整改是中共在地方红军建立“以党领军”“党指挥枪”党军模式的重要探索与实践。1932年到1934年,鄂豫皖省委为强化党在红军中的权威,对红二十五军进行多次整编、改造,尤其通过整肃方式促进了“以党领军”建军原则在鄂豫皖苏区的贯彻落实。鄂豫皖省委通过整肃方式在红二十五军中确立“以党领军”的路径,是中共在鄂豫皖苏区调适党军关系的重要方式特征,也是中共“党指挥枪”多元路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底线要求与基本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与“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两项部署前后相继予以表述,体现了这两项部署之间规律性的内在关联。党的政治纪律在党的纪律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与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布局中的地位作用是一一对应、高度对称的。全党都能严守政治纪律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底线要求,是实现党的政治建设基本目标的根本保障;完善与落实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体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体系

新时代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做好经济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加强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体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和政治高度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回答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各级党组织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正确把握好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体系的本质特征、价值取向、保障战略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效能治理、维护高水平安全、创造高品质生活,为确保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凝聚强大的社会力量。

东北问题宣传战:抗战后国共关系转向的集中体现

东北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成为抗战后国共之争的焦点所在,因此,国共在东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这场宣传战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如何认识东北问题”为中心展开,国民党强硬派挑起宣传战,通过反苏反共宣传打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以宣传缓解反苏舆论的损害,又正面反击反共宣传;第二阶段以“如何解决东北问题”为中心展开,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主动发起攻势,先以东北抗联宣示其接收东北的合法性,后又呼吁东北立即无条件停战。国民党虽借指责中国共产党阻挠东北接收来推卸军事冲突的责任,但其独占东北而不惜内战的意图也逐步暴露。最终,国共双方的政治主张、利益诉求及其矛盾冲突经宣传战鲜明地呈现出来,而这场宣传战也成为抗战后国共关系转向的集中体现。

“谁是我们的敌人”:中国革命中“反动派”概念之生成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国民党反动派”可谓根深蒂固的革命词汇。但“反动”一词的表意最初却颇为正面,一度为革命人士所推崇。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将“反动派”从欧洲政事语境中引介至中国革命实践领域,并与国民党在“谁是反动派”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使之迅速成为具有谴责色彩的革命概念。随着大革命的开展,革命阵营中逐渐出现了“左派”、“右派”与“反动派”之区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滥用“反动派”称谓,在引发时人关注之余,也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义“反动派”这一概念,进而明确革命的对手方究竟是谁。

“精干化”:中共“党团”领导机制演变研究(1921—1945)

“党团”是中共领导非党组织的重要制度设计,在革命实践中党团逐渐由临时机构变为常设组织,由党支部和上级党团共同领导变为不受二者直接领导的独立机构。党团成立范围由非党组织的机关调整为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党团成员由非党组织中的全体中共党员调整为担负领导责任的部分中共党员。党团领导机制演变中的这一“精干化”过程,展现了中共制度调适和规范党政关系的努力。

“比进步”:抗战时期中共政治军事策略的二重奏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战并建立起一种基于实力又区别于传统军事对抗的政治竞争关系。中共通过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共合作抗战,跟国民党“比进步”,树立政治上的先锋形象。全民族抗战是新的时代主题下最集中的合法性诉求,中共提出国共两党政治上的先进性问题,打造抗日模范军,在根据地进行纪律严明的群众动员,推动国共两党的政治改进。一切有利于促进团结、进步抗战局面及争取抗战胜利的努力,成为民众建立新的合法性信念的基础。“比进步”话语帮助中共在国共合作与竞争中,通过军事对抗以外的较量建立自己的政治话语甚至政治优势,起到了争取政治支持、扩大政治基础的作用。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转战一年,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北野战军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历经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外线进攻三个阶段,取得“三战三捷”、沙家店战役等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枣林则沟会议、小河会议、杨家沟会议,提出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战略决策,制定了夺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政治、经济、统战、军事等方面的纲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所留下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论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独立性和改造国民党的考虑、党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难题、党的生存环境变化带来的散漫情况以及对革命形势判断中争取领导权的认识,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持续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注重加强党内教育,增强党内监督的自觉性;努力规避官位权势带来的腐败,出台反腐文件和强化专门机构。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价值,在政治方面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在历史方面推进了国民革命的顺利开展,在现实方面提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发展的有益经验。

苏美对峙与东北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能够率先解放东北,与日益加剧的苏联与美国的对立具有密切关系。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壮大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风云变幻,美苏关系日益由合作转向对抗,美军在中国天津等沿海城市的登陆,促使苏联不断加大对中共的支持力度,改善了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中共在东北开展的土地改革使其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由此,中共在几年之内就在东北组建了一支数十万人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打败了东北国民党军,首先解放了东北全境,从而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关系探究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精神血脉。文章从党的百年党史的整体性出发,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分析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交织交融的关系。从二者关系上讲,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建党实践下的产物,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精神内核,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所承载的政治信仰、初心使命、斗争精神和忠诚品格;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在理论、历史和实践层面深深扎根于伟大建党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现实载体。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和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文化基因,蕴含着人民性、实践性、革命性等共同特征。

论国民党与上海大学的关系

1922年,国民党人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积极参与上海大学的创办,促成于右任出任校长,组成了以国民党要人为主的校董会与评议会,1924年定为党办大学。国民党注重学校的党组织建设及对学校的政治、组织领导,强化学校的三民主义教育,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给办学经费。在共产党人参与管理与教学,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影响增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在上海大学的发展,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际,将学校封闭。1936年,国民党借认定上大学生学籍之际,再次强调关闭上大的合法性,重申上大是党立与国立之学府,这是国共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产物。国民党在制造上大短命历史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

试析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统一关系

党的十八大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列为党的建设主线,使党的建设主线更加丰富,更有时代性、针对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党的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先进性是纯洁性的体现和保证,二者是内在统一的,有机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性教学模式探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国家倡导的思政课教学改革方向,这是由该课的性质决定的。实践性教学要在教学内容上重新调整并制定教学大纲与计划;突出实践教学的内容与目标;加强学生日常行为指导与评价;探索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教学方法;完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考核机制。

第四次交锋:台湾地区岛内“九二共识”再争议述论

“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政治基础,是两岸关系发展不可动摇的柱石。30年来,中国大陆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但是,在中国台湾岛内,蓝、绿阵营围绕“九二共识”先后有四次激烈交锋。第四次交锋始于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2020年1月,国民党“二合一”选举失败后,围绕“九二共识”的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内部斗争,交锋达到高潮。最后,国民党“全代会”通过两岸政策,宣布“有前提地”保留“九二共识”,此次交锋告一段落。这次交锋,是国民党中华民族立场倒退的表现,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立场的倒退,给国民党带来“泡沫化”“边缘化”危机,同时,也为国共交流、两岸关系发展增加了变数和困难。

中间势力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述评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中间势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当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时,中间人士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最先提出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谋求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具体办法,对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国共矛盾愈演愈烈之时,他们又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调解矛盾,平息内争,沟通歧见,防止国共矛盾进一步激化,维护了团结抗日的局面,对坚持持久抗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间势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特殊贡献,成为中华民族抗战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发生的国民政府迁移问题及其解决,是国民革命由盛及衰的重要转折。鲍罗廷为代表,以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与蒋介石为另一方展开角力。从搁置迁都之议,到党政中枢迁移武汉,在不同的阶段中,鲍罗廷整合各路资源,提出关键性的建议,为迁都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迁都之争的胜利不能巩固,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并与鲍罗廷的战略、策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