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角下古籍资源知识挖掘与可视化研究——以《隋唐演义》为例

文章从数字人文角度出发,以图书馆馆藏资源及各类电子数据库为主要来源,运用SNS、Python、Gephi、QGIS等技术和软件,通过数据模型和传统图表结合的形式,绘制历史演义小说《隋唐演义》人物关系及时空分布的可视化图谱。相关的分析结果有助于完成古籍的深入挖掘,丰富人文研究的范式,为古籍资源的整合与知识数据的联结提供新的思路。

方药量效关系研究的关键问题与思考

"中医不传之秘在药量",方药剂量直接影响中医药临床疗效。开展方药量效关系的研究的重要目标在于指导临床合理用量,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本文就方药量效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随证施量"及"剂量阈"进行初步阐释,并对方药量效关系研究方法学研究体系的构建及方药剂量理论基本框架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由于中医方药本身的复杂性,方药量效关系研究中也存在诸多难点和谜团,亟待学者们深入研究,共同探索。

试论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政策的演变

隋与高句丽的和战关系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和边疆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文帝建国以后,着力构建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从起初的怀柔远人、积极防御,到后来与高句丽的初次交锋而又止,经历了从"和"到"战"再到"和"的微妙转变。经过隋文帝的努力,其封建统治可谓如日中天。但是,隋炀帝为扩大这一成果,最终对高句丽诉诸武力,因此导致隋朝衰亡。

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先华夏而后夷狄”、“畏威慕德”和“以信义而抚戎夷”等三大部分所构成。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深切体验,还有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浸染,也有唐初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关注现实和经验理性是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的最主要特征;他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儒家教义和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隋唐五代亲邻关系与社会经济生活述论

隋唐五代时,亲邻关系与社会经济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乡里组织对于政府赋役征调的作用,亲邻间的经 济互助以及田宅产权让渡中于亲邻权利的考虑,都说明亲邻关系在隋唐五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隋唐 五代亲邻关系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不仅波及后世,也是宗法关系影响中古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体现。

有关高句丽研究的两个问题

对于高句丽的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探讨:一个是高句丽南迁朝鲜半岛,另一个是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性质和原因。高句丽南迁原因有二:一是忽视与公孙氏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互相攻伐,造成双方共同削弱。其结果是公孙氏的灭亡和高句丽的孤立;二是公孙氏灭亡后忽视了与曹魏的关系,使高句丽不得不南下寻求生存空间。隋唐征高句丽的性质,由高句丽政权性质及其所占地域决定。高句丽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所占之地为汉四郡,故战争性质即为统一战争。战争原因,从隋看,是由高句丽侵隋所致;从唐看,是由高句丽侵新罗,新罗求救于唐,唐为制止高句丽的行为和稳定朝鲜半岛和平局面所致。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研究

文章首先介绍了修学旅游的概念,分析了文化遗产与修学旅游的耦合关系,并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有利条件,其次分析了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发展修学旅游实现路径,最后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积极意义。

高句丽与日本的早期通交关系

高句丽与日本都是古代东亚世界的重要政权,影响了东亚世界的历史进程。两国之间既有国家利益争夺中呈现出的军事战争,也有和平友好的交聘往来。高句丽方面涉及其与日本间发生联系的记载仅见于《广开土王碑文》,但该碑的记录呈现的仅是5世纪之交高句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是二者间的战争情况,没有友好往来的记述,这是因为历史上高句丽不重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另外,地缘因素也影响了二者通交往来,因为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而西南部是百济,东南部是新罗,日本则位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之上,地理位置的阻隔成为影响高句丽和日本交往的重要障碍,二者之间在早期交往过程中不可能建立“称藩”与“朝贡”的关系。

略论九成宫与隋唐政治的关系

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水族古文字与甲骨文的联系

长期以来在水族社会使用的《水书》是用水族文字书写的。其年代久远的《水书》呈现的是水族古文字。本文通过对比研究的方式,从时间与地域、书写字体形态、书写文化等三个方面论证,认为水族古文字与甲骨文有密切联系,水族古文字是古代神本文化的活化石。

《沧浪诗话》与《岁寒堂诗话》之关系

《沧浪诗话》与《岁寒堂诗话》是宋代两部极为突出的诗话著作,理论价值斐然。两部诗话承继关系明显。两者在诗学主张及评论的诗人诗作方面颇多相似之处,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对严羽诗学观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沧浪诗话》则对后世影响较大,以至明清诗学中著名的格调说、神韵说、性灵说莫不承其余风,受其濡染浸溉。

从曾侯與钟铭“申固楚成,改复曾疆”谈曾楚关系

随州文峰塔M1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文内容与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楚王避难于随”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研究曾国的历史、曾随关系以及曾楚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补史载之阙。同时,结合传世文献中“国”可训为“国都”义来进一步证明学者关于曾随一国二名的论断,“曾”为国名,“随”为国都名,而国都名可以指称国家在出土及传世文献中皆是常见的现象。最后,结合曾国铜器的出土地探讨了历史上曾国疆域的变迁,同时对曾侯與钟铭“申固楚成,改复曾疆”的内涵意义进行了探讨。

试析隋朝首次东征高句丽之原因

隋丽战争是高句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隋之首征高句丽自然更是重中之重。就引发此次东征的原因展开探讨,揭示"寇辽西"并非东征原因。东征实为隋丽关系发展之必然结果,其中既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亦存在双方现实利益的冲突,及高句丽权臣泉子游的政治图谋等诸多因素。

朝贡关系下隋唐对高句丽战争的原因分析

高句丽与中国的朝贡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南北朝之后,高句丽迅速发展,与中国形成政治隶属性弱的中外朝贡关系。但是,隋唐统治者继承中国历来的大一统思想,并基于高句丽之地汉晋时本为中国郡县的事实,不允许这种改变的发生。同时,高句丽作为中国四夷朝贡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代表,又是倭国、百济、新罗对中国朝贡的路上门户,维持高句丽的朝贡对维持四夷朝贡体系具有重大影响。隋唐统治者想要恢复之前的朝贡关系,就与高句丽的发展产生了矛盾,战争随即而起。

智顗与陈、隋王朝关系新探——兼与潘桂明、董平相榷

在崇尚佛教的共同社会背景下,陈、隋王朝与智顗的关系是相似的。无论陈朝宣帝、后主还是隋朝文帝、炀帝,对待智顗的态度都没有超出东晋以来形成的帝王与名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关系模式。而智顗对于两朝君臣的态度也大体相同,在遵守沙门律仪的前提下,出于弘法化众目的与世俗王权相周旋。

东魏、北齐与高句丽朝贡关系的变化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与高句丽不兴兵戈,朝聘往来不绝。双方朝贡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东魏时期、北齐前期、北齐后期,因为双方实力、外部环境的变化,不同时期两国的朝贡关系呈现出不同特点,朝贡次数、密度也各不相同。总体而言,东魏、北齐与高句丽朝贡关系呈现出"先热后冷"之态势。

遗民与地域人文生态之维:程邃在扬州

美术史所介绍的程邃,往往只有简略的数语,而在具体的研究述说中,对于他"移居维扬",并未深究,却在叙述安徽画家画派(如天都画派、"新安四家")时提及程邃,这使得更多关于程邃的讨论局限于一般性的艺术研究与籍贯认定。在当代重视交往研究、遗民考论、地域美术史探讨的学术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还原一个具体的、"在扬州"的程邃。因为明亡后程邃移居扬州达30年之久,他的遗民声望的获得、篆刻与绘画创作、在当时圈内相对神秘的艺术名气,皆与他在扬州的广泛交往、扬州的遗民聚居区、扬州的徽商化和他的乡籍,以及扬州诗文雅集有着密切关联。文章试图通过"程邃在扬州"这个地域人文生态环境之维,还原一个清初著名遗民画家的生存状态与地域关系的个案。

太岁符视觉形式的显义与隐义解读

我国民间观念认为,天上有六十个太岁星君,每年轮流下界护佑众生。人的属相与流年太岁有着刑、冲、破、害的不利关系,即为犯太岁。太岁符就是专用于化解冲犯流年太岁的一种道符,太岁符的视觉形式蕴含着显义与隐义。显义呈现出宗教和命理秩序的双重信仰,隐义则是社会关系的象征性表达。

隋代突厥与中央王朝关系变化原因探究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之初,突厥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十分紧张,双方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以后双方的战争明显减少,隋突关系逐渐缓和,但是在隋炀帝统治末年,双方关系再度紧张起来。虽然目前研究隋突双方关系问题的文章很多,但是没有专门阐述隋突双方关系变化原因的论述,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史籍记载、考古资料、前人研究成果等,拟从突厥与隋朝两个角度去分析影响隋突关系变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