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山舰事件前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

在苏俄急于策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鲍罗廷被俄共(布)派往中国,出任国民党政治顾问。蒋介石虽然对苏俄并无好感,但在现实面前,他以“左”派面貌示人,由此取得鲍罗廷的信任。鲍罗廷欣赏蒋介石,在黄埔建军、应对“商团事件”、处置“廖案”风波等多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对其给予支持,蒋介石由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然而,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蒋介石关系恶化,鲍罗廷成为南京政府第一号通缉犯,这显然是鲍罗廷初到中国时始料未及的。

贾侠相济:明清徽商“任侠”之风述略

明清时期,徽商“任侠”风气盛行。许多徽商在行商的过程中践行侠之行为准则,进而成为亦商亦侠的“侠商”。徽商任侠之风的形成受到时代大背景以及身处小徽州两方面的影响。但无论徽商任侠抑或好儒,其在“名”和“利”两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徽商任侠和徽商好儒品质一样,被看作是徽商的一种独立的精神风貌。同时亦应注意到徽商无论是“好儒”或是“任侠”,都只是在特定时代下寻求的一种身份认同,传统的士商关系并未改变。

扬州盐商社会关系的文化旅游表达——以个园、何园家族关系谱系为例

文化旅游作为传承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渠道,正日益被重视。目前社会人文类景观的开发通常侧重其物质形态而忽略其非物质形态,这不利于景观文化生命态的呈现。社会关系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其独有的文化脉络,可以填补文化景观物质形态表达所导致的空洞感。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晋商营销思想研究

晋商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有许多思想和经验在今天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从市场分析、市场研究、分销模式、销售管理和品牌经营等方面对晋商营销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将晋商诚信礼义的价值内涵归结为关系营销的思想,提出了现代营销从交易营销向关系营销转变的重要性。

徽州刻书业的衰落及其与徽商的关系

清后期徽州刻书业的衰落表现在:徽州官刻的式微、徽州本土私刻的衰微以及外埠徽州私刻的衰变。清后期徽商的衰落,造成了徽州刻书业发展的窘境,使徽州官刻、私刻以及刻工失去了资金支撑。

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研究

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纷繁交杂,概有官商依附、由官而商、由商而官、商人抗官、昏官欺商、明官护商、以法待商等类型。商贾文学中复杂的官商关系现象昭示了商业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折射出商人地位的历史嬗变,诠释了道德品质之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位置。

晚清澳门华人赌商的产业投资及其特征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经济转型以及专营制度的实施,澳门的赌博业保持着稳定、规范和快速的发展,一批华人赌商迅速崛起。以何连旺、王禄、卢九为代表的一批赌商,在从事赌博业的同时,根据赌博业的特点以及广东地区产业的迁移,投资了金融、房地产、炮竹、缫丝等产业,并取得不俗的业绩。受到粤澳政治关系、粤澳经济波动以及赌博业自身因素的影响,赌商投资各种产业,缺乏长远的谋划以及充足的资源配置,因而具有政治性、依赖性、脆弱性等特征。

论六朝时期岭南的佛教及其与官僚士商的关系

本文从岭南高僧、官僚士人及商人三个群体入手，简略考察了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传播的情况。笔者认为，六朝时期岭南的高僧有着流动频繁、重译经创寺而不重佛教义理探讨的特点；岭南的官僚文人热心佛教的较少，而岭南商人则由于在从事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最早接触佛教，对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商人阶层信奉佛教，主要出于功利目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岭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岭南地区传统的务实精神的影响，使涉足岭南的中外高僧难以长久停留，也使佛教在岭南地区难以向上流社会推进。

近代甘宁青回族商人关系网络探析——以羊毛贸易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一直都是伊斯兰文化与回族发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回族穆斯林由于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影响,他们善于和重视经商,而"围坊而居"的居住方式,"围寺而学"的经堂教育及较严格的族内、教内的婚姻制度,使回族穆斯林间形成了复杂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正是借助这一关系网络,近代甘宁青回族商人也将其自身网络化,从而使其在羊毛贸易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

13-14世纪,在回回人经商之风的影响下,蒙古人统治下的江南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商业繁荣局面,商人社会力量空前突显.迅速起家的商人阶层对传统文化的代表士人表现出特别的亲近态度;投桃报李,南方士人搬出<尚书>、<史记>,竞相礼商.

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激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公权力干预下的商人自治——也谈商法公法化现象

当前商务领域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具有侵权倾向的国家强力干预色彩过浓,以商法公法化为切入点,指出"公法化条款"不应以公权力的积极干预为导向,相反,以商人自治为主、以政府公权力消极干预为辅才是中国商事立法主脉。从官商关系视角分析论证了公权力积极干预的诱因、现实表现、危害及制约措施并对接国内外经济形势提出中国未来商主体立法的操作路径:构建民企基本保护法,就其市场准入、行业竞争等诸多方面整合当前部门法制度资源,制约以国企为载体的政府公权力的积极干预,加强民企社会责任。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民国时期云南盐商、私盐与辑私关系探析

民国时期,云南存在着新、旧两类争利的盐商。这一时期云南省内私盐更是盛行,究其成因当与盐商的牟取暴利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辑私虽一直被政府所重视,然在官商勾结、商人与官兵勾结、商人与灶民的勾结下,名辑实保现象严重。

从几个节点看1920—1930年代招商局政企关系演变

1920—1930年代的招商局政企关系起伏较大,影响深远。该局虽然能够抵制北洋政府“查办”,却被国民政府先“清查”,后“国营”,最后收归“国有”。此间的各方往来及因应互动,反映了政企之间从“合作博弈”向“非合作博弈”的过渡。影响招商局政企关系走向的既有“政”的因素,也有“企”的因素。招商局面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干涉的不同结局,为长时段观察中国近代政企关系走向提供了较好的案例。

明清山西商人家族教育制度初探

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史上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其家族中的教育制度随着其经营活动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即为经世致用而习儒——为入仕而习儒——为经世致用而习儒。而教育制度这个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有其内在的原因。

地方院校商科人才培养模式与赣商文化的互补研究

地方院校在商科人才的培养上,既要着眼于国际大视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人才,同时更应该注重人才培养的本土化意识,立足本土企业人才需求,突出地方商科教育的个性化特点,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赣商文化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赣商文化为地方院校商科人才培养提供丰富的土壤、根基,是商科人才培养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另一方面,通过赣商文化的涵养与熏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商科人才,会反哺赣商文化,为其增加新的元素和色彩,丰富其精神实质和内核。

从王直和德瑞克的个人命运看16世纪中英两国在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上的不同

引 言1540年(嘉靖十九年),安徽歙县人王直(亦称汪直)偕同乡徐惟学、叶宗满等到广东私造海船,违禁贩硝黄、丝绵等物到日本、泰国和西洋等地,从此开始了他的海上走私贸易生涯。这一年,18岁的弗兰西斯·德瑞克第一次正式出海航行,开始他的航海生涯。1558年,德瑞克作为其表弟霍金森家族商船上的一名事务长(purser)第一次出海航行。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560年初,很多文献写王直死于嘉靖三十八年,其实是公元1560年。王直于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斩,实为公元1560年初。在被诱捕近两年后,王直被斩首于杭州省城宫港口,临死前叹曰:“不意典刑兹土!”采九德:《倭变事略·附录》,广文书局,1967,第117页。一般资料都言《倭变事略》成书于1558年,其《附录》成书于1559年。然而,由于王直是在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560年初被斩首的,所以《倭变事略》的《附录》是不可能是在王直被斩前完成的,《附录》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王直被斩首之后,即1560年初之后。此时,在大英帝国德文郡的普利茅斯市港口,初出茅庐的德瑞克,正跃跃欲试,筹谋着如何在海上对外国商船伺机抢劫。与“不意典刑兹土”的王直相比,德瑞克同不少视海如家的航海者一样,最后病死在他的海上征伐中。而在他的本国土地上,他所获得的则是荣誉、权力和地位。

论徽州工艺的发展

作为徽州文化一个异彩纷呈的特色板块,徽州工艺的徽州建筑、徽州四雕、徽州文房四宝、漆器、竹编、盆景、灯艺、以及天文、光学、数学等领域,都有许多一流的制作、创新和发明,奇艺、绝艺、巧艺、幻艺、奥艺、雅艺、戏艺,争奇斗妍,杰作多多,突出展现了徽州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集中反映了徽州文化的生机活力和创新精神。这些徽州工艺和徽商的兴盛有很大的关系,是中华文化之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