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山舰事件前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

在苏俄急于策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鲍罗廷被俄共(布)派往中国,出任国民党政治顾问。蒋介石虽然对苏俄并无好感,但在现实面前,他以“左”派面貌示人,由此取得鲍罗廷的信任。鲍罗廷欣赏蒋介石,在黄埔建军、应对“商团事件”、处置“廖案”风波等多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对其给予支持,蒋介石由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然而,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蒋介石关系恶化,鲍罗廷成为南京政府第一号通缉犯,这显然是鲍罗廷初到中国时始料未及的。

清代中后期甘青边地的市场、权力与基层社会

清代中后期,甘青边地的社会逐渐呈现出地方寺院、绅商和官府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与竞争态势。嘉庆、道光年间,朝廷基于战略考量建构起的一套理想贸易秩序蓝图,尽可能地覆盖贸易的每一个环节。在此框架下,官府、不同商业参与者与地方人群在贸易领域长期的利益博弈,促发一种新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出现。寺院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广泛介入各类资源的竞争与争夺;绅商群体依凭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也在资源领域与地方寺院展开不同形式的合作与竞争。而州县直接统辖地区与厅属口外地区不同贸易形态的演变,也反映了同一王朝统治下的不同政治策略、贸易体系中的各种权力、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公务用车管理的物信关系时空重构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公车改革已经进入效率提升新阶段,通过数字化构建新型物信关系是重要发力点。本文首先从物信关系视角深入分析公务用车的基本特性、社会特性及外部特性,从供需矛盾、程序复杂、信息不畅等方面剖析公务用车的效率困境。基于此,构建了“匹配效率-行政效率-监管效率”三维效率提升机制,运用供需匹配模型、物信关系曲线、委托代理模型等工具探究数字化对公务用车效率的影响。最后,从公务用车系统、公务用车平台及政府公开等方面提出数字化公务用车改革路径。

唐代“清官”制度与文武关系之演进研究--以P.2504《天宝官品令》为中心

唐人的“清浊”观念与文武职类之间存在清晰的对应关系。尽管唐代在“清官”制度设计中“不拘文武”,然而P.2504《天宝官品令》揭示,唐前期存在文官与“清官”相对应的政治现实和“文清武浊”身份等级体系。安史之乱后,授予武官以宪衔的现象愈发普遍,反映出武官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不断提升的趋势。伴随着“文清武浊”身份等级体系的瓦解,文武关系在中晚唐时期得以重塑。

干群关系的特征、困境与解困之道

当前,干群关系建设主要面临的困境是为民服务的宗旨与少数干部“为官不为”,群众表达欲望强烈与干群沟通渠道不畅,网络舆情事件不断增多与干部应急处突能力不足,利益分化逐渐增大与干部利益整合能力不足,新媒体迅速崛起与网民媒介素养发展不同步。解困之道是增强干部宗旨意识,加强干部想为、会为、能为的制度建设;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建立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加强干部应急处突能力建设,建立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利益观,增强干部利益整合能力;加强主流媒体引导,提高网民媒介素养。

贾侠相济:明清徽商“任侠”之风述略

明清时期,徽商“任侠”风气盛行。许多徽商在行商的过程中践行侠之行为准则,进而成为亦商亦侠的“侠商”。徽商任侠之风的形成受到时代大背景以及身处小徽州两方面的影响。但无论徽商任侠抑或好儒,其在“名”和“利”两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徽商任侠和徽商好儒品质一样,被看作是徽商的一种独立的精神风貌。同时亦应注意到徽商无论是“好儒”或是“任侠”,都只是在特定时代下寻求的一种身份认同,传统的士商关系并未改变。

用SRAP标记分析正品大黄的遗传关系

目的：从分子水平上分析3种正品大黄之间的遗传关系。方法：以12个不同来源地的大黄为材料，通过SRAP分析，利用TREECONW软件分析遗传相似系数，UPGMA方法聚类，构建亲缘关系系统图。结果：24对引物组合共得到272条扩增条带，其中有199条呈现多态性，占73.2％，从DNA分子水平显示出供试材料间存在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SRAP标记能有效分辨3种正品大黄。遗传相似系数变化范围为0．5784～0．9416。聚类分析表明正品大黄的分类结果与传统形态分类结果是一致的。结论：SRAP标记为正品大黄鉴定和遗传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DNA分子标记技术手段。

试论传统“官商”体制镜鉴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官商"是中国封建社会主流经济形态,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企业形态。"官商"之下,民间工商业或者在国家资本夹缝中生存,或者根本没有生存空间;传统社会的"抑商"主要针对民间工商业。受此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一直未能摆脱国家权力的直接操控,未能形成现代商人组织。但在欧洲,得益于商法体系的保障,欧洲商人创建了现代商人组织及其制度,率先迎来了产业革命。我国当下的国有企业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官商"体制改革的结果,但这种改革并不彻底。为防止重蹈"官商"复辙,应通过健全商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商人制度,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具有市场平等地位的"现代商人"。

泛血缘文化中的吏民关系——以汉代循吏为考察中心

汉代循吏的可贵之处,不仅体现在富民、教民与理讼这些现实层面,更体现在他们对自身伦理角色的正确定位以及对吏民关系的不断调整上。他们致力于在民众中树立孝义礼让等价值观念,追求伦理和谐,从而使社会良性运转。这样的吏民关系呈现出泛血缘文化的特征。

扬州盐商社会关系的文化旅游表达——以个园、何园家族关系谱系为例

文化旅游作为传承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渠道,正日益被重视。目前社会人文类景观的开发通常侧重其物质形态而忽略其非物质形态,这不利于景观文化生命态的呈现。社会关系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其独有的文化脉络,可以填补文化景观物质形态表达所导致的空洞感。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晋商营销思想研究

晋商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有许多思想和经验在今天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从市场分析、市场研究、分销模式、销售管理和品牌经营等方面对晋商营销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将晋商诚信礼义的价值内涵归结为关系营销的思想,提出了现代营销从交易营销向关系营销转变的重要性。

厚植与补强:信访制度链接超大型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一个更加开放的现代社会环境,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要探究中国之“稳”的机理,就不能不考察中国政治的隐秘结构。当代中国之治依然面临着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条条与块块之间矛盾的问题,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形势更加严峻、挑战更加多样。在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创设的总体性治理体系中,信访制度彰显了人民政治的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气质与执政理想相契合,成为了最基础、最有效的治理安排和制度设置之一,与国家正式制度相辅相成。然而,不但信访制度如何助力中国之“稳”尚未完全被人们所认识,关于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由此,在梳理中国之“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辨正信访制度独特的价值——信访制度如何厚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及如何链接了超大型国家的治理,能够为理解中国何以治的信访贡献提供启发。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研究

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纷繁交杂,概有官商依附、由官而商、由商而官、商人抗官、昏官欺商、明官护商、以法待商等类型。商贾文学中复杂的官商关系现象昭示了商业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折射出商人地位的历史嬗变,诠释了道德品质之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位置。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村官腐败问题探究

将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置于政治学对话语境中,探索了村民与村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委托代理失灵而引发村官腐败的原因,提出了避免委托代理失灵的相关对策。

关于“村官腐败”的制度分析——一个社会自治问题

对村官腐败的讨论混淆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村官不是官,他是社会自治体的成员,至少法理上如此。换言之,他的腐败恰好是因其身处两个体制——国家行政体系与社会自治体系之交界处,而且他腐败的根源恰好是现行体制治理逻辑的自相矛盾和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利关系的规范失序。在腐败的村官身上体现的是官治与民治的权力冲突,前者基于的原则是国家权力,后者基于的原则是自治体的自治性与社会权力。防止村官腐败,关键是将村官双重代理身份剥离,将行政权与自治权做出区隔,并把社会自治以法治的原则确定并规范下来。

日本对华援助(ODA)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日本对华援助是在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要促进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相处的背景下产生的,20多年来,日本对华“援助”在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谱写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但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中日关系在逐步倒退。日本开始改变初衷,即对华援助从过去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转向以政治利益为目的。日本对华ODA政策作了大幅调整,“援助”金额逐渐减少,而且,日本政要多次表示对华经援“总有一天要毕业”。日本方面出现了与初衷不同的做法,给两国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唐代商人举选权利考略

唐代举制与选制是分离的,举选权利即参加科举考试与铨选的权利。唐前期承前代之余绪,商人举选权利被剥夺,教育权利亦受极大遏制。唐中期以后,商人及其子弟逐渐可入官私学读书,并参加科举得官入仕。这是衡量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可资参考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商人入仕之途至此发生实质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