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对民众信任的形成机制:文化主义视角下多元因素的解释

在政民关系中,政府与民众的相互信任同等重要,其中官员对民众的信任直接影响他们对公众意见的听取和采纳,但是关于官员对民众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目前还不充分。构建一个文化主义视角的模型并基于4000余份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官员对民众的信任总体呈现中等水平,受到官员的信任倾向、公共服务动机、家长式领导认同、传统媒体使用等因素的正向影响,同时受到传统等级观念、面子意识、互联网媒体使用等因素的负向影响。加强思想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人民至上的立场使命,有助于增强官员对民众的信任,改善干群关系,提升治理效能。

涵化理论视域下公安网剧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研究

尽管涵化理论在融媒体时代经历不断发展与修正,其对于拟态环境中警察形象的传播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影响观众对于警察和司法系统的认知和态度、对警察执法内容和效率的评价以及对社会治安环境的认知和评估,进而影响观众对于警察执法活动和警务工作的理解,紧密警民关系。公安机关应积极参与公安网剧创作、制作过程,重视公安话语权;关注剧情内容和细节,注重公安叙事;依托公安新媒体矩阵,强化公安网剧涵化效果。

基于社会互构论的和谐警民关系构建——兼论新媒体背景下警察网上话语权建设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的警民关系构建大致经历“压制性的警民关系”—“契约性的警民关系”—“互构性的警民关系”三个发展阶段。社会转型期的和谐警民关系构建,在互构背景方面承认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警民利益的对立矛盾,在互构框架方面强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复合主体作用发挥,在互构平台方面注重建设连通警察与公众的“联结场域”。在新媒体背景下,公安机关和警察队伍面临舆论弱势困境,可通过增强政治引领感召力、政法话题原创力、平台合作影响力、“引关圈粉”吸引力、克难攻坚创新力、网宣铁军战斗力,争取警察网上话语主动权,着力构建“强警察—强民众”的舆论格局。

多维冲突下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与实现

“官告民”案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现状导致了诉权不平等、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制度对行政权的监督意图落空等问题。现行规范的设计诱因、学界关于程序适用类型的争议源头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官与民在古代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关系及其在当代法律体系中的话语权问题。通过技术对比发现,此类案件性质与民事诉讼程序互不适配,平权行政行为亦属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范围,从而论证了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的科学性。并提出行政诉讼是“官告民”案服从依法行政方针的具体场景,多样行政诉讼标的理论共同指向与诉权平等等观点。在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之后,伴生的重要变化是“官告民”案中的行政机关须依《行政诉讼法》之规定承担更多举证责任,且检察机关可将法院和案件中的一方当事人——行政机关同时纳入监督范围。此外,其要求《行政诉讼法》进行的相应调整,包括立案范围在诉讼主体维度的扩张、跨域管辖制度的进一步推广。

税收法律制度对于公民意识的培养解析

法律对于意识形态具有塑造作用。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确立不仅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实践问题。把纳税归结为屈服于政治权力的行为,就实际上否定了纳税是国民的义务,从而不利于培养国民的纳税意识。税收法定主义不能仅仅被理解成为由狭义的法律来规定税收,否则最终的结果便是将税收人治披覆以税收法制的光鲜外衣而已。直接税的征收触及每一个公民的敏感神经,在培养民主参政意识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财税应该有利于培育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应该扩大缴税的人群范围,逐渐从“少数人纳税”的税种向“大众税”转变。申报纳税的运作要求纳税者有对税的足够意识和自发性协助,让纳税者通过申报认识自己的税负担,分析其负担内容,进而能够提高自己对税收用途的关心。

AIGC时代的数智公民素养:内涵剖析、培养框架与提升路径

在人机协同演进的技术浪潮中,如何让数字公民跃迁为生成式人工智能(AI Generated Content,AIGC)时代的数智公民,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此问题,文章介绍了人机博弈共生关系的演变过程,阐释了AIGC技术给人机关系带来的新挑战,由此延伸出对数智公民和数智公民素养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文章构建了包含表达力、探索力、道德力、解读力、应用力、适应力六种能力的数智公民6A素养培养框架。以此框架为指导,文章从学校教育、企业培训、社区教育三个维度提出了数智公民素养的提升路径。文章既为理解AIGC时代的新需求提供了重要视角,又为培养并提升数智公民素养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满足社会对数字技能人才的需求,进而推动社会公正,促进全社会的数字包容,为AIGC时代数智公民的成长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废止了关于齐玉苓诉陈晓琪案的批复

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我国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受教育权”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根据《义务教育法》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受教育权”是指政府应当为本国所有适龄青少年提供免费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案件,权利方只能是全体适龄青少年,而义务方恒定为本国政府,案件性质属于行政诉讼。而陈晓琪与齐玉苓之间的纠纷是作为平等主体的两位公民之间的姓名权侵权责任纠纷,因此并不适用宪法,适用民法对姓名权的保护同样可以维护齐玉苓的权利。2008年,当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废止2001年关于本案的批复,属于自行纠正错误。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互动关系研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民工市民化与进城农民工退出农村宅基地之间关系密切。从互动机理来看,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则对宅基地退出提出了现实需求;从互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的最大动力,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为市民和实现农村土地高效利用是重要的运行机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引导农民工退出宅基地具有可行性。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互动,应加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农村宅基地价格评估和管理制度,构建新型城乡空间体系,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实施保障机制。

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西方国家的经验

本文从当代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信任赤字出发 ,对公共行政中的信任问题以及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界定 。

我国公民体育意识的结构要素及其内在关系

从公民体育意识的内涵出发,对公民体育意识的维度结构进行划分,并以此为依据编制公民体育意识测试问卷,进而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探讨公民体育意识的结构要素及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公民体育意识的结构由"公民体育价值认知与认同""公民体育权利与责任""公民体育态度与意志""公民体育情感与意愿"4个维度32个观测变量组成。验证性因子分析剔除因子载荷<0.5的4个题项后,各潜变量与对应观测变量之间的主要拟合指数均在理想范围之内。所构建公民体育意识的维度和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为后续的公民体育意识研究奠定基础。

警察信任状况分析研究与建设建议

警察信任状况是反映警民关系、社会对警察支持状况的重要指标。文章借助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总结了警察信任总体状况、警察信任与区域、群体、社会流动、工作、收入、生活、媒介、社会支持等方面的特点,分析了警察信任的影响因素。文章提出了加强警察信任建设的对策建议,包括:将警察信任建设纳入社会信任建设和政治信任建设总体统筹,注重警察信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协同、与社会民生建设相互协调,注重人民群众的心理获得感,重视社会支持建设等。同时,加强警察信任建设,还要积极用好新媒介和传统媒体,针对特定群体制定具体的警察信任建设方案。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土地流转的互动关系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提出了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流转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支持。其中,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农村土地流转的最大动力;农业人口有序转移与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则是两个重要的运行机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流转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不能满足农民工市民化的要求、一些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违背了农民的意愿。需要以新型城镇化为动力,推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以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为基础,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产权权能,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更大的资本支持;改革现行土地征收制度,合理分配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增值收益。

由政治国家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的转折——《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政治批判思想研究

列宁有关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论断广为人知,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的。回溯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政治批判的主题以及理论背景,有利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借助于对政治一般的批判,马克思揭示出卢梭与黑格尔的政治解决方案对解决人的自我分裂问题无能为力,由此推动他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通过对"货币"与"无产阶级"的发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由政治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借此他实现了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

人格特征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人格特征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法以266名城市居民作为被试,采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和艾森克人格问卷进行评定,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主观幸福感和人格特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得分有显著正相关;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得分有显著负相关;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相关。结论外向性和神经质等人格特征是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外来人群社会融合进程中的八大问题探讨——基于对宁波市1053位居民社会调查的分析

以2005年4月至2006年初对宁波市十几个城镇的调查材料为基础,从邻里关系、工友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风俗习惯、婚姻关系、安全感及定居选择等八个方面对外来人群与本地居民的相互关系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当前社会关系状态,揭示建立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的重要意义。

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包含两层,即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旅游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公众委托人身份不明确、政府处于关键地位、代理链条冗长、委托风险和代理风险并存等。委托代理关系数学模型表明:信息对称条件下,代理人会选择努力工作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代理人会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中的个人概念

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青年马克思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最终导致了个人分裂为市民和公民,这一分裂意味着个人要么是纯粹个体和利己的存在者、要么是纯粹普遍和虚幻的存在者。为此,他提出只有人类的全面解放才能彻底消除这种分裂,才能使个人同时既是市民又是公民,青年马克思所主张的这种市民与公民相统一的“个人”,不仅构成异化劳动思想的切近前提,还间接地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的个人”的理解。

政府与公民的和谐:政府管理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自中共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全党和政府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政府管理的视角分析,和谐社会即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和谐相处、共同治理的社会。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主要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下,通过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实现透明和公开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等路径来实现。

公民健康权保障与药患关系刍议

在公民健康权保障体系中,医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效率失衡是导致现阶段我国公民健康权益保障不力与药患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医疗机构药房或零售药店在促进医药资源合理配置并体现其公平性效率方面尚显不足。国家应积极运用法律、政策等手段,合理配置医药资源,以满足公民健康权的保障与和谐药患关系建设的需要。

论我国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目前我国公民提起公益诉讼仍然处于立法不足的缺位遗憾中。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利害关系说、诉讼信托等理论;应允许公民提起公益诉讼,同时构建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双重前置程序、诉讼费用、举证责任、调解以及原告保护等相关制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