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实责:民事检察和解的定位与实施

民事检察和解具有定分止争、维护审判权威和协助审判权实现、适度纠错与及时结案的功能。对于完全正确的生效判决和调解书、存在非重大性错误的生效判决及部分符合抗诉条件时的生效判决均可适用于民事检察和解。民事检察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得损害原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时也不得作为另诉的依据。欲赋予民事检察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则应将其纳入司法确认程序,通过人民法院以审判权加以确认。

论垄断协议参与者的可救济性

垄断协议参与者遭受损失能否获得救济,现行法尚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有法院以参与者存在过错为由拒绝提供救济,也有法院作出截然相反的裁判。“同案不同判”不仅会造成司法体系的内部冲突,而且会损害垄断协议违法性要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鉴于垄断协议内部博弈的存在、整体竞争秩序的维护、垄断协议的隐蔽性等因素,应当深入考察垄断协议具体的内部形态及反垄断立法目的,避免“一刀切”式地否认参与者的可救济性。对此,应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分类救济措施,具体包括引入“重大责任”及“累积性竞争效果损害”两项标准。

基于QC-LDPC码的信息协调协议

基于QC-LDPC码结合Winnow协议提出了一种新的信息协调协议,主要思想是利用Winnow协议,先利用已有的试验结果所确定的轮数r对比特串进行r轮信息协调,然后再利用QC-LDPC码来检查剩余的2个比特串是否相同,并在不相同的情况下进行纠错.比特串的校验和信息与纠错码的纠错信息可以一次发送给对方,减少了通信双方在公开信道上交换信息的次数,具有轮数确定、效率高的特点.

RAKA：一种新的基于Ring-LWE的认证密钥协商协议

后量子时代,基于格理论的公钥密码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抵抗量子计算机攻击的公钥密码体制.然而,相对于格上公钥加密体制和数字签名方案的快速发展,基于格上困难问题的密钥协商协议成果却较少.因此,现阶段如何构建格上安全的密钥协商协议是密码学领域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针对上述问题,基于环上带错误学习问题困难假设,采用调和技术构造了一种新的认证密钥协商协议RAKA(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protocol based on reconciliation technique),该方案采用格上陷门函数技术提供了单向认证功能,并且在Ring-LWE假设下证明是安全的.与现有的基于LWE的密钥协商协议相比,该方案的共享会话密钥减小为2nlog q,效率更高;同时,由于该方案的安全性是基于格上困难问题,因此可以抵抗量子攻击.

关于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若干问题探析

快速、公正、科学、低成本地解决医疗纠纷是医疗纠纷处理的终极目标。《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3条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难以做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专门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成立为合法、公正、专业地化解各类医疗纠纷开辟了新的途径。关于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性质、执行力、诉权等法律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明晰。

公开协商所提取的无条件安全秘密钥长度

讨论了在公共信道上利用无条件安全秘密钥协商协议来公开协商提取秘密钥，并借助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Ｈａｓｈ函数和Ｒéｎｙｉ熵阐明了所提取的密钥长度与协议中的信息协商和保密增强的关系．

一种新的信息协调协议

把比特串逐段视为一个二进制数并对此数定义一种位和运算,通过比较比特串对应段的二进制数位和的不同来纠正比特串中的错误比特,从而完成信息协调.该协议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要比已有的信息协调协议的效率高,而且泄漏的信息量也较少.

刑事和解的程序建构

刑事和解的法律化趋势将我国是否需要构建统一的刑事和解程序问题提上了日程。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在程序规则方面的缺失虽有其历史、价值等方面的原因,但弊端显而易见。我国刑事和解的国家司法属性决定了构建统一的刑事和解程序对于制约国家公权力、保护公民私权利极其必要。目前我国各地的刑事和解程序已具备基本雏形,但在和解的适用阶段、和解协议的达成方式、调解主体的担任、和解协议履行的具体时间、和解案件的处理方式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并在律师参与和解程序、和解协议的效力以及如何保障当事人权利等问题上缺乏相应的规定。构建统一的和解程序必须从统一和解适用阶段、赋予并保障当事人在和解程序中的权利以及明确和解协议效力等方面入手。

行政救济中的和解与调解

和解与调解因具有契约精神,并在行政主体享有裁量权的前提下,得以引入行政救济之中。行政救济中适用和解与调解,具有树立温情行政、高效率、节约社会资源等优点,但也有贩卖公权、寻租等担忧,对行政救济的和解与调解进行制度化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行政救济中的和解与调解,应选择符合我国法律体系的制度模式,并确立应遵守的原则和适用范围。

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及完善立法建议

执行和解是民事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和运用,能有效而及时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执行和解协议的产生和履行必然会对执行程序产生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和救济途径规定得不够完善,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问题。在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现行立法提出建议。

我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通过实际案例分析,从救济对象范围过窄、受理机关设置不合理、前置程序设置不当、暂停措施的规定过于简单、司法审查的范围较窄等方面对现有立法中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提出了应扩大救济对象的范围、设立独立的受理机构、废除质疑前置程序、完善暂停制度、适当拓宽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相应的改进措施,以保证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和政府采购市场的良性运行。

反倾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之比较分析

近年,全球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案件逐年下降,而WTO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因成员国使用保障措施而引发的争议案件日益上升。近年,中国产品出口迅猛增长的同时,贸易摩擦频发;大量进口的同时也可能使国内某些产业受到损害,引起不良连锁反应。国家经济安全警钟长鸣。笔者对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全球实施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对《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和《保障措施协议》3种措施从多方面进行了比较并用表格加以简要归纳,进而提出:近年不断增加的保障措施实施案例表明保障措施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安全阀”将被更多地采用。过去,中国很少采用保障措施,而《入世议定书》的“特保措施”使得他国能够对华采取歧视性的保障措施,因此,充分利用“发展中成员方”的优惠条件,充分了解、学会正确使用保障措施是当务之急。作为进口方,不能将保障措施作为万能膏药随意滥用,应合理使用保障措施、选择合理的保护部门。作为出口方,应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关注最新变化,适时改变出口策略,适度控制出口数量,实现出口产品的有序增长,“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以绕开它国壁垒。

商业秘密权利边界之廓清

廓清商业秘密权利边界是有效保护商业秘密的前提。宽泛的、不加识别的所谓"强保护"并不可取。"秘密性"、"价值性"和"管理性"是界定商业秘密权的基点。竞业禁止协议不能泛泛地阻止员工择业,而只在防止披露和使用商业秘密的程度上才有其意义,这就要求明确区分商业秘密与员工的知识、技能。美国判例法区分"直接使用"与"间接使用"的做法值得我们在判断侵权"使用"时借鉴。诉前救济的多样化运用有利于制止侵权、阻止秘密外泄。信息公开时必须充分注意冲突利益的平衡。

无条件安全密钥的提取

借助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ｈａｓｈ 函数和Ｒéｎｙｉ 熵，讨论了通信双方在公共信道上利用无条件安全密钥协商协议来提取秘密钥时。

论执行和解协议的不可诉性

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做出之后,若当事人自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在被申请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申请人所能采取的救济措施只能是请求法院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恢复执行。从法律理论层面上讲,执行和解协议的不可诉性是由其自身性质、效力以及一事不再理原则决定的。从司法实践面上讲,执行和解协议也并不具有可诉的价值。

论民事执行和解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及限度

民事执行和解是债权人对既得权利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事人意思对公法程序的突破,不可仅以当事人合意为其生效要件。分析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厘清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考究执行效益与司法资源的保护,进而确认民事执行和解司法审查的必要性、落实司法审查的限度,进一步完善执行和解司法审查制度。

论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双轨制”选择下的被执行人实体救济

关于执行和解争议的救济方式,《执行和解规定》第九条赋予了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或者另行起诉的“双轨制”救济途径。作为被执行人最终的债权履行方案,无论是恢复执行原执行名义抑或继续履行执行和解协议,都取决于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撤销或者解除事由。上述问题均属实体问题,故应赋予被执行人诉讼的救济途径。关于诉讼途径的选择,鉴于《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六条已肯定另行起诉以及债务人异议之诉在我国缺失的现实,进一步完善另行起诉应成为对被执行人实体救济的首选方案。从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特殊性出发,另行起诉也可达成停止对执行名义强制执行的效果;对于申请执行人的“双轨制”选择,另行起诉能够周延地覆盖被执行人需要实体救济的情形。但《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六条对被执行人需要实体救济的情形归纳并不全面,在诉讼结果对执行程序的影响方面,表述也不明确。对此,应将执行当事人就解除执行和解协议发生争议的情形纳入其中,并明确诉讼结果对执行程序走向的影响。

劳动调解协议之效力有限:制度失范与矫正机制

以劳动争议为主的社会纠纷已成为社会管控、建构和谐的主要障碍。文章认为在劳动争议解决的多元化路径之中,劳动调解是富有实效的第一道防线,而完善劳动调解协议效力设定处于劳动调解制度构建的核心位置。增强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利于发挥劳动调解的效率价值和正义价值。

赋予强制力抑或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执行和解双重救济制度的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的协商意愿,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提供缓冲余地,但双重救济模式的救济选择权和救济范围仍需进一步扩张。现行执行和解双重救济模式下,当事人的救济渠道仍不足以处理复杂的司法问题,因此是否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和是否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成为学界和司法界争论的焦点。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即赋予当事人第三条救济路径,扩大了当事人的执行和解救济选择权;而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在性质上则是事前规制,主张加大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审查力度。两种完善构想都应对执行和解协议的类型和履行程度加以区分,明确不同情况下执行和解救济程序的选择,通过对救济模式的优化,最终实现当事人应有之救济权利。

我国救灾物资储备协议探究

我国救灾物资储备和调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救灾工作的进度与成效,因而重视救灾物资储备问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救灾物资储备方式大体上分为政府储备、协议企业实物储备、协议企业生产能力储备等,不同储备方式有不同特点,发挥着不同作用。政府是我国救灾工作有效开展与顺利推进的主力军,企业在物资储备方面亦具备独特优势。政府与企业在救灾物资储备问题上的良好合作,有助于完善我国救灾储备体系。明确救灾物资储备协议的性质,规范救灾物资储备协议的具体内容,能够有效发挥救灾物资储备公私合作的应有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