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论环境领域刑事诉权与民事公益诉权的协调

严重的环境损害行为是刑事诉权和民事公益诉权共同的适用对象,但我国立法并未明确规定两诉权同时行使时的关系如何处理,实践中呈现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附从于刑事诉讼,后者却疏离前者的现象。这是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客体范围、主体资格、诉求实现方面,与刑事诉权具有高度的亲缘性,但在办案时限、诉权成本、财产刑执行方面又与刑事诉权不相协调。因此,应当在立足两诉权适用对象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上,以优先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为导向,在刑事办案过程中实行公益损害审查的法定化模式,从批捕或介入侦查环节开始即可启动民事公益诉权,遵循“附带为原则,不附带为例外”的要求,与法院的审判权良性互动,实现两诉权的有效协调。

民行交叉视域下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与协调

为尽可能避免居住权对抵押权实现的不利影响,部分不动产登记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居住权的设立前置条件及其消极法律后果。这类规则既缺乏上位法依据,亦难与既有民法体系兼容,甚至已僭越了行政权合理介入物权的权力半径,不具备增设限制性条款的可行性。考虑到抵押权人及行政机关的风险防范与特殊利益,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与协调应回归民法的私益对抗范畴,排除与民法规范相悖的绝对限制性规则,允许当事人在相对限制的界限内自主分配各自所应承担的风险并在一定条件下赋予抵押权人防御性救济权,减少抵押权人对居住权的抵触心理。为了发挥当事人之约定应有的对抗性效力,需辅之以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特殊约定记载义务与风险提示义务,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银行等机构的事前风险预警机制,从根本上消解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状态。

论其他人格标识符号对姓名权、名称权保护规定的参照适用

《民法典》第1017条采“具体列举+概括规定”的方式,将姓名、名称之外的其他人格标识符号纳入现行法关注和保护的范畴,当这些人格标识符号具备《民法典》第1017条规定的条件时,即可参照适用姓名权、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其中,对于该条规定的人格标识符号范围的认定,应当结合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的方法而采识别标准,将那些能够在民事主体的社会交往中使民事主体彼此区分开来的人格标识符号都纳入现行法的关注范围来。对于不确定概念“一定社会知名度”,应采对应关系标准认定,并通过综合考量案涉人的因素、空间因素、时间因素等,来增强相应法律效果评价结果的说服力。对于“足以造成公众混淆”,应当从主体、原因和结果三个方面来把握,从而在与“一定社会知名度”相协调的前提下,共同作用于其他人格标识符号是否参照适用姓名权、名称权保护的相关规定的认定。

协调与融合: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法律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期限,诉讼时效届满未提起诉讼,当事人便会承担不利的法律效果。对于诉讼时效制度规范是否涵摄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规定,文章通过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性质进行探究,对检察机关进行定位,并结合诉讼时效相关理论、价值选择等,与传统一般民事诉讼的普通诉讼时效及特别诉讼时效相类比,对诉讼时效在我国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作出规定进行探究,以求推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完善路径

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相契合,其关系到公益诉讼目标的实现,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保护公益免受侵害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在司法实践运行过程中过于柔性,如遇被调查对象推诿、阻挠、干涉等妨碍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时,检察机关难以及时调查、收集和核实涉案证据材料。因此,检察机关应根据调查核实权的运行需要,及时核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适当扩大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探索建立一体化检察民事公益保护禁令制度,规定妨碍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强制性措施,进而完善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保障机制。

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以民法典为参照

民事诉讼法的编纂式法典化是“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应有之义。2021年和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使其逐渐脱离法典化的时代浪潮,以解决“诉讼爆炸”“案多人少”为主要考量的法律修订使民事诉讼法面临与民法典脱钩的结构性风险。民事诉讼法“试行化”的根本原因是“先程序,后实体”的民事立法模式,即以实体法的缺位为时代背景,以“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为立法来源,以“案多人少”“诉讼爆炸”为“实际情况”。1991年《民事诉讼法》及其不断加速的修正案并未最终实现“去试行化”,举证责任、起诉条件、诉讼时效、一般保证等诉讼构造未能与民法典保持同一精神。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诉权、诉讼目的论和既判力本质论是首当其冲的希尔伯特之问。我国亟待完成从二元诉权论向权利保护请求权论的模式转型,民事权利保护亟需被确立为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不改动既有私法秩序。以上述本原问题的“去试行化”为起点,以民法典为参照,民事诉讼法将经由“去试行化”稳步实现编纂式法典化,由此开启民事诉讼法典与民法典协同融合的新格局。

论社会组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监督机制的构建

目前我国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一些全国性的大型环保组织提起了一批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有力推动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同时,我国也有部分小型环保组织在利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牟利。我国的社会组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缺少针对社会组织诉讼行为的监督机制、社会组织是否利用公益诉讼牟利的判断标准不明确、社会组织利用公益诉讼牟利的法律后果不明确等问题。对此,应当通过构建以检察监督为核心的监督体系、确立检察机关的强制支持起诉制度、明确社会组织是否利用公益诉讼牟利的判断标准、完善对非法牟利社会组织的处罚规则等途径予以应对。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顺位的设置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了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列举并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但并未明确诸适格原告之间的起诉顺位。为应对由此造成的诉讼程序启动困难、诉讼资源分配不当和有碍法律体系内在协调性等风险,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起诉顺位明确为“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检察机关”,以提升民事公益诉讼这一救济路径的实效性。

诉权保护维度下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论析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的理论渊源是《民事诉讼法》中的支持起诉原则以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当前,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实践已经突破固有的制度目的,导致理论与实践不符。在诉权保护维度下,应明确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存在程序与实体上的双重目的,程序目的是要促进诉权行使的实质平等,实体目的则是要满足原告权利的实现。为此,检察机关在办理支持起诉案件时,原则上应当依申请审查原告是否存在诉权行使的障碍因素,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依职权展开行动。同时,检察机关支持原告的起诉范围应当涵盖全部诉讼权利。另外,应根据穷尽救济原则理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及律师代理制度的衔接关系。

训练民众开会:孙中山民权初步思想实践研究(1928—1935年)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民权初步思想,主张训练民众开会以培养现代公民,进而实现“纠合群力”“发达民权”。借助学校和民众教育,南京国民政府以普及和演习议事规则为着力点,实践了民权初步思想。在学校,国民党注重传授学生系统的议事规则,训练其专业的议事技能。围绕选举权的行使,以识字为先导,国民党面向失学民众普及议事常识并训练其使用选举权。受观念束缚,受训后的民众议事能力与孙中山的设想仍有较大差距,这表明训练开会既要系统灌输议事规则,更要树立良好的会议氛围,以变迁议事观念,启蒙公民的权利、集体和规则意识。总结民权初步思想的实践教训对于新时代培养合格公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一定鉴戒意义。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进路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所指涉的公共利益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公共性特质,此特质对监督行政机关提出了现实要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共同塑造了此类公益诉讼的制度机理。因此,应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履职的制度功能,以此破解无障碍环境建设因主体交错而存在的责任判别困境,亦需要通过类型化拓展受案范围的方式,分类别明确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领域的重点工作,以保障日益多元的无障碍权益。此外,应考虑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主体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允许公民通过无障碍私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以此回应“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立法吁求。

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二元建构

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诉讼类型,存在权源不清、内涵不明以及专项立法阙如等问题。探究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实质,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是完善海洋环境诉讼的逻辑前提。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进行二元建构,分别从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两个方面展开,是完善未来我国海洋环境诉讼制度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将二元建构的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分别结构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是我国环境诉讼类型整合的必由之路。

撤回公诉中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汇集、卸除与再分配——以司法领域卸责理论为视角

撤回公诉问题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顽疾,一直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从卸责理论的角度分析,撤回起诉程序实质上是一种疑难案件责任风险流动和再分配的过程。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产生于侦查阶段,通过撤回公诉,案件责任被拦截于法院,并重新回流至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后,检察机关将案件责任通过侦查机关和被告人卸除,但因此造成案件处理效力不明,从而损害被告人权益。为完善撤回公诉制度,需要通过弱化检察机关的卸责机制、加强被告人的责任承担能力等途径,对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风险进行再分配。

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检视和完善——基于15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和社会属性,该保护领域已由个人控制转向社会协同共治,具有寻求公益诉讼保护以解决结构性困境的迫切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区别其他公益诉讼的独特实体和程序性价值,在程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微观检视,相关司法实践尚面临起诉主体范围狭窄、诉讼请求选择单一和赔偿资金管理不明等具体规范阙短之难题。为优化制度设计,我国应当着力拓宽该制度领域多层次的主体范围,探索多元化的诉讼请求类型,并健全规范化的资金管理机制,以回应纾解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困境。

网络暴力案件中被害人诉权保障研究

近年来网络暴力犯罪案件频发,网络暴力犯罪不同于传统的侮辱、诽谤犯罪,其发生和传播均与网络密切相关,而网络上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且易删改、易丢失,加之网络用户的海量性及匿名性,使得被害人维权具有较高的成本。以被害人诉权保障为切入点,明晰网络暴力中各责任主体,厘清公安机关协助取证性质,构建新型公诉介入模式,为确保被害人顺利行使诉权并高效打击网络暴力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且具备一定促进作用。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中公民参与的必要性、可行性及路径

公民的体育权利是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理论基点和终极目标,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则是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方式和有效途径。公民参与是实现民主和维护公民体育利益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有助于公民表达自己的体育需求,而且也是公民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和公民能力提高的重要手段。在阐释公共体育服务、公民参与的涵义以及公民参与的可行性、必要性的基础上,探讨公民体育权利与公共体育服务事业的法律保障问题,提出了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公民参与的宏观条件和具体路径。

异化与重塑: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制度研究

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这一制度开始被稀释,并逐渐异化为对诉中活动的参与。这一变化导致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虚化,与其他适格主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需求相悖,且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性要求背离。这一走势不利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因此,未来需要对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应然地位予以归正,明确其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具体应用方式与内容。

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论纲——公共管理发展方向之初探

由于效率取向的管理主义范式诸多显而易见的弊端,范式转型的迹象日益明显,寻求管理主义的替代范 式即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范式在当下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也具有理论可行性。支撑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范式的 理论基础主要有新公共服务理论、公民参与理论、多中心理论。宪政主义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为代表公 民权精神、公正与社会平等、法治与效率;其管理体制可设计为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交叠管辖的管理权限及程序性 正当的规则体系;其政府运行样态则具体表现为被动主义的行政立法、民主主义的行政决策、规则主义的行政执行 以及人本主义的行政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