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在贿赂案件中引入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取证难已成为我国检察机关办理贿赂案件面临的重大难题,为了取得行受贿双方的供述,侦查人员往往费尽周折,结果却不尽人意,甚至有时还会发生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现象。污点证人豁免制度能够巧妙地利用行受贿双方之间的矛盾,取得供述,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辩护与帮助之辨——侦查阶段中律师的地位与职能问题探讨

辩护的本来意义,是被告方的一种通过防御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庭活动,辩护实际上包含民事辩护、刑事辩护乃至行政辩护,在我国,辩护专指刑事辩护。辩护律师的存在有三种意义: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和切实兑现;从程序上制衡国家追诉权;维护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在我国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只有律师没有辩护律师,律师在侦查阶段并没有辩护人的地位,这是学界一致诟病的地方。必须通过以下制度的确立来保障辩护权能够得到切实实施: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时,辩护律师有在场权和签字确认权;辩护律师应当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会见权;辩护律师应当拥有调查取证的权利。

对起诉后检察机关自行强制取证的质疑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不应继续享有自行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法院在案件起诉后的诉讼主导权,使公诉权失去制约,同时违背控辩平等原则,也无法保障审判阶段集中审理的实现。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对公诉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起诉审查程序,防止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证据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同时禁止检察机关在起诉后自行强制取证,废除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可以在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规定,而应赋予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平等的调查证据申请权,将决定起诉后是否可以进行强制取证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侦查机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思考

侦查机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其含义。我国"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在不变动现有司法格局的基础上,强调侦查和公诉按照审判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进行,同时承认审判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的最高权威。侦查机关适应相关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认清侦查与审判、公诉和预审之间的关系。取证能力的提升是侦查机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可从建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取证模式、完善侦查取证指引体系、促进取证措施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等方面着手提升取证能力。

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明困境及其破解——从谢亚龙案件谈开

被告人当庭翻供原因复杂,但多数翻供与刑讯逼供指控密切相关。新刑诉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如何证明非法证据成为司法实务中的难题。我国目前的非法证据法定证明方法,实质属于自我证明。由于侦查封闭,缺乏外在监督,口供自愿性发生疑问时,非法证据的排除面临证明困境。要解决刑讯逼供的证明难题,应当设立律师在场权以及支持该制度的相关措施,包括制定讯问规则、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废除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同时完善录音录像制度以及增设推定法则。

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优化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确实体现出了其优势,但是,目前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将其关注点主要放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确实存在侦查人员的积极性不高,犯罪嫌疑人的自愿性难以保证,相关人员的权利保障不全面以及证明标准的要求不明确等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分析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的必要性,并从赋予侦查机关认罪认罚后的实体量刑权、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加强人民检察院监督、严格证明标准、加强公检法三机关合作等方面进行完善,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适用既能弥补法律法规漏洞,又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之义。

论民事检察中的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理论和实务界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这种不规范造成了实践中权利的缺失或滥用,正确认识和规制调查取证权,对保障民事检察的有效、公正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证据调查鉴定观及其展开

要转变司法鉴定的立法观念,必须首先明确司法鉴定的性质。民事司法鉴定是审判庭法官在鉴定人的辅助下,以被鉴定之物为证据方法的证据调查行为。依"证据调查"鉴定观,应当参考法庭调查程序来设计与规制民事司法鉴定实施程序,应该由法院决定是否对外委托鉴定,应当明确审判庭法官对鉴定实施及质证审查的主持、监督职能。应奉行鉴定公开原则,并确立当事人的鉴定临场权。

侦查阶段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问题探讨——以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规定的实施为视角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辩护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与完善,有利于进一步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阶段辩护制度的个别规定仍然较为粗疏,且过于原则,有的规定甚至可能会阻碍辩护制度的顺利实施。2012年底通过的司法解释、高检规则以及公安部规定等文件,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凭"三证"可以会见以及调查取证权等问题进一步予以明确,并细化了侦查阶段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

论沉默权对传统侦查取证理念的冲击及应对策略

沉默权与我国传统诉讼价值观念的冲突 ,实质上是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冲突。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制度中的最终设立 ,必将给侦查取证活动带来最直接的冲击。如果不完善相应立法和执法环节 ,不仅使沉默权的设立目的难以实现 ,也会使侦查取证工作加大执业风险。因此 ,从立法上要尽快明确无罪推定原则 ,取消立案程序 ,重新设置强制措施的体例 ,明确技术侦查手段的法律性质等 ;要改变侦、控分离 ,缺乏司法审查制约的体制 ,加强取证人员的科学物证意识 ,加大侦查工作的技术含量 ,以应对沉默权带来的挑战。

劳动争议案件的证据审查与判断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收集、保存证据的能力明显不足。基层人民法院在审查与判断时,必须考虑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坚持司法能动性理念,发挥审判权的能动性,认真审查证据属性,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如此劳动争议案件裁判才能达到"两个效果"的统一。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界定及法理价值探析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作为辩护律师辩护权的核心权利,在一定意义上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同时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从刑事诉讼证明理论的角度分析,其属于举证责任的范畴。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进行准确的界定,探析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可以发现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建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断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对于实现控辩平衡,追求诉讼民主和诉讼效率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

刑事审前程序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

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作用的良好发挥对于案件的审理和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律师本身权利的保障却存在着诸多问题 ,许多权利受到了司法实践中的限制和歪曲 ,因此如何保障律师的权利并以此推动我国刑事审前程序的科学化、合理化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悬赏缉凶”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由一起刑事案件的侦查谈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由一起刑事案件侦查中对"悬赏缉凶"行为的争议谈起,对"悬赏缉凶"行为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分析了赋予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调查取证权的可行性,并就此问题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

中国私家侦探业的发展与多元化私权保障机制的建立

中国的私家侦探业是个舶来品,由于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获得了迅速发展。私家侦探的产生对于推动我国多元化私权救济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切实维护公民的私权利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目前这一行业仍处于尴尬的"灰色地带",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缺乏行业管理和有效规范。为此,我们应借鉴有关国家的做法,对私家侦探业进行规划和调整,引导其合法发展。首先,确立私家侦探的合法地位,给其一个名分;其次,建立多元化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第三,确定私家侦探的准入资格。总之,要将私家侦探业纳入法制化轨道,促进其健康发展,真正维护公民权益和法律正义。

比例原则视角下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完善

近年来,比例原则已逐渐渗透进刑事侦查取证中,就传统证据类型的取证而言,比例原则通常以其目的的正当性、匹配性、必要性和相称性发挥着保护公民权利和打击犯罪协同的作用。电子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在侦查取证的过程中以其自身特点,在取证主体、取证方法、取证程序三个方面适应比例原则的要求。对于电子数据取证的完善,也应从比例原则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电子数据的取证主体、取证手段和取证程序制定符合电子证据自身特点的法律标准和最具有司法效益的最优制度,从而达到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完善。

浅析我国律师调查取证难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顺利行使,是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基础。作为辩护律师.只要充分认识到调查取证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就一定能正确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

应否恢复法院的退回补充侦查权的实质内涵——以证明标准为视角兼论我国刑事疑案处理

法院要求恢复其退回补充侦查权旨在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此举又被解读为法院抛弃了中立的立场而是一种有罪推定的体现。但是从刑事证明标准的角度来看,退回补充侦查权作为处理刑事疑案的方式之一,确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然而,若恢复法院的退回补充侦查权,其负面影响亦不可忽视。其实,法院要求恢复退回补充侦查权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处理刑事疑案的方式比较简陋,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在针对我国刑事疑案难以处理的问题上,应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处理方式,以完善我国刑事疑案处理的方法体系。

反思与建构:我国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越来越注重控辩平衡的大环境下,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义务日益加重。而目前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方式仅有自行调查和申请调查两种,而且运行中也存在着问题,影响当事人得到公正审判。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新型探索可以丰富辩护律师的调查手段,能够更有力保护当事人,防止冤假错案发生,同时可减轻司法实践中的“调查难”。可以从通过立法明确调查令性质、申请主体和条件、责任规制和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等方面来构建律师调查令制度。

对我国律师现状及其发展的思考

目前中国律师业地区发展不平衡,律师制度不能保障律师充分发挥作用,律师政治地位低,致使律师的作用十分有限。在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中国律师怎么办,国家设置什么样的律师制度指导律师发展,是急待我们解决的重要问题。要把我国建成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家,就应该考虑吸收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改变目前不利于律师业发展的现状,健全完善中国的律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