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承诺之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成立之刑法基点在于刑法的公法性和谦抑性;被害人承诺之刑法成立条件分为基础性条件和限制性条件;被害人承诺之刑法后果因其有效性的范围不同而异,全部有效成立的被害人承诺,对行为人而言是正当化事由,当然阻却犯罪,而无效承诺中的部分无效的被害人承诺对于定罪与量刑也有着相当的意义。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从被害人民事权益保障视角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全面承袭了1979年《刑诉法》的相应规定,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已经明显不适应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需要。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在程序上应当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被害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撤回公诉以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等等问题进行完善。在完善相应程序制度的方式上,应当通过立法修改的方式进行,而不是采用现行司法解释的方式。

“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

“先刑后民”原则在我国现实司法中遭遇实践困境,进而在学理上遭到普遍的合理性质疑。为此,需要澄清几个观念上的误区:一则“先刑后民”原则在内涵上包括位阶上和位序上的优先性,二则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一项具有普适性的司法原则;三则“先刑后民”原则的价值基础并非旨在彰显“公权优先”的价值理念,而是重在刑、民程序冲突的理性解决。同时,还应当在制度层面上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保障:一是以程序选择权为基础改造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加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适用;三是积极构建滥用程序的制裁机制,防止当事人恶意启动程序。

理性对待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但目前由于与我国现有理念和传统的冲突,还不适合在我国完全地引入和移植。因此,借鉴和吸收该制度的合理因素,在现有制度上进行有限的修补,才是现阶段对待刑事和解的理性态度。

论附民赔偿影响量刑之正当性——和谐司法视角下的被害人谅解制度

被害人谅解制度在实体和程序理论上有其依托。承认被害人的法益是其谅解得以影响量刑的根本。被害人谅解制度也呼应了恢复性司法的浪潮,有助于修复和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弥补犯罪行为给各方带来的损害;并由于其行使的自由性、主动性和作用的有限性,利于被害人得到足额的物质赔偿或补偿,削弱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其重返社会的障碍。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解决的是谁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中规定的检验原告资格的具体标准已逐渐显现出自身的缺陷,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也不利于行政诉讼立法宗旨的实现。应当放宽起诉条件,降低行政诉讼的"门槛",使更多的人能对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扩大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活动的监督和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

认罪认罚视野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研究

认罪认罚中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不仅是出于程序公正、权力制约的考虑,同时也是实现权利保障、和谐司法的需要。被害人在侦查阶段主要是证据的重要来源,其诉讼权利主要集中在参与权与救济权方面。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中被害人虽然有发表意见权,但没有程序选择权,知情权、获得法律帮助权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中,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同,在程序简化的同时,也剪裁掉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因此,有必要在认罪认罚中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同时还应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及有限上诉权。

民事诉讼视角下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加强和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是必要的。为了解决农民工权益的保护问题,应当取消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规定;应当扩大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把农民工讨薪诉讼纳入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涉及农民工的相关诉讼中,应当降低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适用条件;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争议的案件事实最终真伪不明时,由雇主承担败诉的风险;应当建立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的检察长追缉制度;应当针对农民工完善欠薪支付令制度并建立农民工诉讼案件执行的绿色通道。

论自诉担当

自诉担当作为国家公权力协助被害人私权利的一种基本形式,对于保障被害人自诉权的有效行使,正确处理国家公诉权与被害人自诉权的关系,以实现刑事自诉制度的宗旨具有重要价值。俄罗斯及我国台湾地区刑诉法都明确规定了这一制度。我国增设这一制度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应当借鉴域外的先进做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自诉担当制度,加强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被害人权利保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应当在优化诉讼资源配置、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同时,实现被害人权益的平衡。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其当事人地位的必然要求,有助于促进程序正义,也符合恢复性司法理念。改革进程加快,理论准备不足,对此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强化被害人程序建议权,规范其量刑意见,构建值班律师引导谅解制,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机制,探索被害人社会援助机制,是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努力方向。

论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是少数民族本应享有的重要权利,这一权利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因而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加以保障的权利内容。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该权利的保障存在着不足之处,也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从而造成了授权与限权的关系模糊、立法目的与现实情况相互脱节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刑事诉讼立法以及配套制度的完善,使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获得合理的发展并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

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论纲

现实中刑事被害人在受到侵害后往往因种种原因而使其受损权利得不到恢复,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应从援助的原则、主体、对象、机构、方式、资金、程序等方面入手科学构建法律制度,充分关注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与刑民分诉的利与弊——以被害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附带民事诉讼以解决被害人所遭受的民事损害赔偿为宗旨,能否最大限度的保障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应该成为构建该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英美法系“分离式”的刑民分诉与大陆法系“附带式”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解决民事损害赔偿问题上各有利弊。我国刑事诉讼法无论做何选择,都应将效率优先、权利保障以及法律统一适用三个基本原则体现在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

论物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立足于物权请求权的独立性

物权请求权发轫于罗马法的诉权,以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存在于罗马法。在部门法运动和中世纪法学理论的推动下,物权请求权分立于罗马诉权。尽管物权请求权承继罗马诉权的程序功能,且得诉权之行使方可实现,然而是物权请求权独立于诉权,发展为横跨实体权利与诉讼程序之间的桥梁,为物权的顺利实现提供服务和保障。但物权请求权不附属于物权,也非物权的效力所致,它是一种相对独立于物权的请求权,在物权存续期间,于一物的同一类型的物权请求权因同质的侵害行为会反复出现,但基于物权请求权的相对性和相对人的变化,此时的物权请求权与彼时的物权请求权并非同质。正是基于物权请求权的独立性,物权请求权才可能成为诉讼时效的客体。

家庭暴力救济的《婚姻法》视角

家庭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我国存在由来已久。本文对家庭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反家庭暴力目的和价值进行了思考。对我国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救济从民事、行政、司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其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相关问题,从立法、执法、司法方面提出了对策或建议。

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及其完善

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害人在自诉案件中诉讼地位的复杂性和自诉案件的特点 ,决定了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的特殊性。我国应合理界定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内涵 ,进一步完善自诉案件中被害人人权保障。

依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纠纷之程序选择

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纠纷虽是司法实务中常见的案件类型,但其在理论观点和裁判意见上却长期存在分歧,既给当事人就诉讼类型和请求的选择带来困惑和误导,也造成法院同案不同判,影响司法的统一和权威。文章从案例分析入手,聚焦于房屋借名买卖法律行为引发的房屋权属确认纠纷之理论争议和司法分歧,进而探寻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解决此类依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纠纷的现实路径。

论行政诉讼当事人处分权之法律保护

处分权是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享有的一种利益和自由,是启动诉讼、推进诉讼、放弃诉讼、获得公正裁判等权利的抽象概括。它以诉之利益、程序主体性、行政诉权、接近正义等理论为其正当性的理论基础。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立法,行政诉讼法应当确立处分原则,构建当事人处分权保护之法律机制,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法院审判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良性运行模式。构建当事人处分权保护之法律机制,应当是修订、完善行政诉讼法的一种必要路径。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

从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视角,剖析和检讨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现状及其局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从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一体化的立场,探讨如何从诉讼程序保障、赔偿责任范围确定、实体法律体系构建三个方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立法、司法与社会支援相结合的法律救济体系。

论刑事被害人获得国家刑事补偿的权利

获得国家刑事补偿权是被害人在无法从侵害人那里获得赔偿或赔偿不足时,通过一定法律程序,获得国家适当救济的权利。在国家刑事给予被害人一定经济补偿之后,国家可以向侵害人追偿,并且应当不受时效的限制。借鉴国外相关立法规定的合理性,中国应建立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权制度,这有利于被害人的生产生活、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