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forcement of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a Group of Basic Human Rights

Introduction 2013 saw the sixth anniversary of the formulation of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gulations） and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ir being put into effect. As the Regulations were stipulated and put into force,

Tian Qiyu: Enforce Law for People and Human Rights

Editor's Note: In recent years, China's public security organs have firmly implanted the idea of enforcing the law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enforcing the law strictly, impartially and in a civilized manner and dealing flows at all kinds of criminal activities. They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protecting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in safeguard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To know such achievements, our staff reporter interviewed Tian Qiyu, executive vice-minister of public security.

WTO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以美国诉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措施案为背景

2007年,美国就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措施向WTO提起申诉,美国三项指控中最重要的指控即中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门槛过高,导致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其主要法律依据为WTO的TRIPS协议第61条。本文使用WTO争端解决机构在解决争端时惯用的"条约法解释规则方法"和"综合审查原则方法",模拟站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角度,详细考查TRIPS第61条的上下文、TRIPS协议的目的和宗旨、中外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的历史区别、中外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体系的区别,以及中外对"构成商业规模的蓄意假冒商标和盗版"刑法规定的区别,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虽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并没有违反TRIPS协议第61条的规定。

论我国当事人适格的判断——兼谈《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的解释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规定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质上是实体当事人概念,这使得我国当事人适格的研究背景与德日颇为不同。从当事人适格的理论功能看,现有研究将第122条第1项解读为我国当事人适格标准是不妥当的;只有对《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进行低阶化解释,我国才有探讨当事人适格的理论空间。从文义和体系的角度解释《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的“本案”和“利害关系”,可以有效降低我国的起诉条件,并创造出当事人适格探讨的理论空间。以比较法上当事人适格判断标准的四个学说为基础,结合我国现代型诉讼的处理模式,可分析并论证管理处分权说作为我国当事人适格判断标准的妥当性。

智能行政中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证成与适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自动化决策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应用程度不断加深,给现代行政法治带来新的挑战。《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规定的“自动化决策拒绝权”虽然构造相对粗糙,条文设计弹性不足,但是该规定似乎给智能行政情境下研究如何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新方向。在智能行政中嵌入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不仅是权力与权利不对等的必要化解路径、智能行政要求嵌入更高强度人工干预的必然举措,还与自动化决策“人在回路”的治理路径相契合。禁令路径或权利路径因不同程度上的局限被排除在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进路选择范围之外。折中进路以其宏观性、弱对抗性和动态性的优点,弥补其他两种路径的局限,成为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进路选择。在折中进路指引下,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中的适用场域应当拓宽、“对个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适用前提需要划定、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适用衔接应当优化。

正确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家利益——论美欧针对我国知识产权执法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对策

自2007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多次将我国的知识产权执法问题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应在了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概念、机构、基本程序和特征的基础上,正确、合理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有针对性地分别采取一般的和专门的法律对策,争取在WTO框架中更好地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

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数额的司法决策因素检视及因应

品种创新是种业振兴的关键,识别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的司法决策因素,以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水平,进而激励育种创新,实有必要。以2002-2023年侵害品种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例为样本,分析其时空特征,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且判赔额较低,提高法定赔偿上限的立法举措效果甚微;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缺乏量化标准,维权合理开支定位不清;锚定效应、审判经验等因素对司法决策影响显著。为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质效,建议采取如下措施:通过严格适用法定赔偿,消除举证责任障碍,降低证明标准,以克服法定赔偿“泛化”适用;通过确立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和规则,另行计赔维权合理开支,以避免裁判的主观性;通过提高司法决策信息质量,提升法官素养,提供司法决策空间,以减少锚定效应,保证裁判的公平性。

论《合同编解释》对撤销权人的三重保护——以《合同编解释》第46条为中心

《合同编解释》第46条对债权人撤销权提供了三重保护,债权人可以在撤销权诉讼中同时请求相对人恢复原状或履行到期债务。这一规则使得撤销权诉讼可以兼具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性质,但法院裁判仍应以债权人的请求为限,而不得在债权人未请求时直接判决给付内容。基于撤销权诉讼判决的给付内容,债权人可以在获得其与债务人的诉讼生效法律文书时,向相对人申请强制执行,并依撤销权诉讼中给付内容的性质可能需要适用有关代位执行的规定。在债务人具有多个债权人的场合,应当区分债权人是否获得撤销权中的给付判决,分别确定受偿规则。《合同编解释》第46条关于保全的规则并未突破一般诉讼保全规则,可从程序法上为撤销权人提供必要的保护。

论债权人撤销权的实现

债权人撤销权判决在不同场合下,或者具有回复物权的效力,或者具有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效力。对于前者,债务人可基于物权请求权要求相对人返还原物,撤销权判决因而获得了强制执行力。债务人若怠于追回原物,债权人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为相对人占有的财物。对于后者,债务人须另行主张权利,撤销权判决无强制执行力。债务人若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可代位提起返还不当得利等诉讼。当债务人与相对人借助诉讼方式诈害债权并获得了相关裁判文书时,债权人则只能借助第三人撤销之诉来保全债权。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判决本身不具备执行的条件,债务人若怠于追回其责任财产,债权人同样需要代位提起不当得利返还等诉讼,或者代位申请执行回转。

论“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反思与优化

负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对其生效的行政决定怠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无果的情形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于法有据”,但司法实践案例中呈现出的“诉讼的耗时性与环境公益保护的紧迫性存在冲突”“检察机关的胜诉对生效行政决定的执行仅有间接影响”以及“挤占虚耗司法资源”等问题却一再表明,对“怠于申请非诉执行的行为”不加区分地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欠缺合理性。“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泛化适用,既是对检察机关“全链条式”监督理念的误用,也是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限监督原则”的违背,还与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理论”存在冲突,建议将“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区分为履行职责类诉讼与确认违法类诉讼,对于前者国家可通过立法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执行申请权的方式予以“赋权替代”,对于后者检察机关可通过提起确认违法类诉讼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主管部门怠于履职行为的违法性予以“宣示”,实现“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分构造。

未届期股东出资责任执行的构造解析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实质是公司、债权人与股东利益博弈后的立法选择。债权人得对未届出资期限股东强制执行的法理基础并非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程序正当的逻辑起点在于股东认缴出资之公司责任财产属性。不应扩大解释《变更追加规定》等司法解释的涵摄范围,未届期股东仅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前提下,承担未出资本金范围内的出资责任。未经程序确权,债权人变更追加未届期股东为被执行人之穿透式执行力扩张有悖程序法理。加速到期之诉虽可填补执行名义缺位的纰漏,实现程序勾连,但其程序法价值主要在于补足债权执行的程序要件。对未届期股东出资责任的执行应当回归债权执行的基本定位,在债权执行构造内,实现对债权人的个别清偿,以体现程序殊相。未来亟待出台司法解释或指导案例,明晰出资加速到期规则与执行程序的衔接适用细则,厘清对未届期股东出资责任执行的程序脉络,提供程序保障规范,实现公司、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关系的妥适处理。

论房屋强制执行中案外居住权人的保护

《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制度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利,但对于强制执行中居住权的处置缺少规定。判断案外人是否享有居住权,不仅应从形式标准判断其居住权是否设立,还应从房屋的使用状况、居住权的设立时间以及是否支付对价等方面对其真实性予以实质审查。根据物权的优先效力与顺位规则,案外人的居住权优先于执行申请人的债权与后设立的抵押权。居住权根据功能不同可分为人役性居住权和非人役性居住权。其中,人役性居住权以保障特定主体的基本生存居住为目的,其实现需要房屋所有人的配合,若案外人能够证明强制执行将妨害其人役性居住权实现,则可排除强制执行。在居住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时,设有居住权的房屋以“带居拍卖”为原则,仅在居住权影响在先抵押权实现时可“除居拍卖”。在“除居拍卖”时,居住权人有权要求相应补偿,或者可以向债权人代为履行并取得对房屋所有人的债权。无论采用何种拍卖方式,居住权人均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形式化原则下执行审查规则之检讨——从变更、追加当事人制度展开

执行程序中被奉为圭臬的形式化原则,在实践中屡次出现理解与适用的偏差,导致执行审查流于完全书面审查。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似乎未能充分考虑本土化执行体系的自洽性,转向与域外执行制度靠拢,实质作用可能式微。实际上,形式审查仍是围绕实体法律关系的审查方式,但在我国执行体系中需要相称的审查模式与救济手段辅佐才更具实效。作为关键的听证程序,理应从表征省略实质审理的略式程序出发,明确公益性、意思自治性的限制。同时,基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来源,结合实体法的具体规则是执行审查规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抚养权直接执行的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

抚养权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所创设的抚养权直接执行制度是纾解该难题的关键举措。为保障预期立法目的的实现,应从正当性及可行性上补强理论阐释。在正当性方面,明确抚养权判决系具备执行内容的形成判决。在可行性方面,执行标的为交出子女的行为而非子女人身,直接执行并不侵害被执行人的意志自由。针对抚养权直接执行适用中如何正确考量子女意愿的困境,需要以子女对执行行为本身的认识作为判断是否继续采取直接执行的标准。据此,提出抚养权直接执行的实现路径,即赋予执行机关考量未成年子女意愿的义务;建立有效收集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机制;明确未成年子女“拒绝意思”的认定标准。

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处理规则与法理

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实践处理,缺乏明确的基本原则与具体的操作规则。以刑民交叉诉讼关系的原则作为处理前提,既存在程序上的不适应性,也无法合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实现。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存在本质上的不同,“重刑轻民”的理念难以为刑事执行优先提供有力的法理基础。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处理原则,应坚持以权利为基础,明确权益保护上的优先性,以此作为选择执行依据与决定执行顺位的根据。在权益保护上,需要对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扩大解释,不仅适用于标的物所有权的取得,也包括其他物权的取得。刑民交叉执行关系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被执行主体竞合的交叉执行,二是执行标的物竞合的交叉执行。基于不同的交叉类型,需要在基本事实与法律关系上,以当事人权利作为判断标准,一方面维护社会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实现对犯罪人的刑事制裁,保障执行程序的公正与效率。

私有文物建筑产权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研究

产权的排他性、经济性特征和产权制度的保障使得产权人对文物建筑的保护行为可以转化为自身利益,产权对私有文物建筑的保护激励作用由此体现。中国私有文物建筑具有公私权利竞合、产权流转的“房地一体”要求、产权量较大的特征,导致产权并未对私人和集体对私有文物建筑的保护行为起到高效的激励作用,具体表现为:公私权利主体行为的负外部性、“房地一体”背景下对私有文物建筑的抛弃、较大的产权量对文物建筑保护的不利影响。针对以上特征和问题,建议通过政府收购和产权置换的方式探索发展权转移制度,建立健全文物行政执法和社会监管制度,完善绩效考核制度,集中合并产权,建立建筑认养制度,从而有效解决产权问题对私有文物建筑的阻碍。

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效果及债权的实现路径——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46条为中心

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胜诉后,只有债务人的财产实际恢复,才能实现债的保全效果;同时,也只有撤销权诉讼的胜诉成果能够最终转化为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才能激励债权人积极行使撤销权。如此才能使民法典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46条从执行程序的角度给出了解决路径:首先,明确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为“撤销加返还”—债权人可以在撤销权诉讼中同时请求相对人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履行到期债务等法律后果。其次,在符合管辖规定的前提下,债权人可以请求受理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一并审理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实现一次性解决纠纷。最后,债权人可以基于其与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执行依据、撤销权诉讼的胜诉生效裁判形成的连环给付关系,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自己的债权。

论撤销债权人的优先受偿地位

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制度定位,长期存在“平等主义”和“优先主义”的争论。我国通说虽然奉行平等主义,但在若干解释论问题上偏离了预定的叙事轨道,事实上向优先主义倾斜。在不存在类似日本民法典第425条的我国法上,平等主义绝非必然。对于本质在于“撤销”的我国债权人撤销权而言,实现优先主义的关键在于确保撤销利益的相对性,我们可以凭借责任说重构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构造实现上述解释目标。债权人撤销权的制度定位不应当由强制执行法上的评价标准来决定,而是一个必须由实体法积极地予以正面回答的问题。我国强制执行法上的混合主义,并不妨碍债权人撤销权的优先主义转向。

大数据时代公权力执行与患者个人信息保护

自医疗产业进入了信息智能化发展阶段,若延续对隐私权的严苛保护理念,以私权执行机制为核心,并将其应用于患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中,在功能与效果上显然欠佳。故建议正视患者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重新确定患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目标——风险防范与损害救济,形成以国家公权力为主导的公共监管与法律执行机制,并辅之以民事实体权益遭到损害时激活民事诉讼救济功能,由此形成防范各类患者个人信息处理风险、覆盖信息处理全过程、公法和私法协同合作的大数据时代患者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的个别清偿在破产程序中的撤销

在破产临界期内,债务人依据具有执行力的生效法律文书实施个别清偿极有可能加速债务人资不抵债的到来,难以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全体债权人平等受偿的破产法目的。对于这种实践中常见的偏颇行为撤销情形,《破产法解释二》第15条却采取了破产撤销权“否定说”的制度安排,该规定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信赖利益,却无意中为特定债权人恶意利用诉讼、仲裁等方式“哄抢”债务人财产提供了制度温床。在破产撤销权行使受阻的情况下,有必要在程序法上为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寻找救济渠道。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0条对于普通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采“肯定说”,为破产领域提供了类推适用的解释论空间。基于破产撤销权与债权人撤销权原理上的相似性,应允许管理人以诉讼担当人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来对抗已为生效裁判既判力遮断的偏颇性清偿,并通过降低申请人证明标准,证明责任适当转换,加大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以及拓宽管理人调查取证权等手段,破解“恶意串通”要件事实证据偏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