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AI与侦查:机遇、风险及应对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是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的重大突破,其工作原理与侦查的工作逻辑具有相似性,因此具有引入侦查的诸多可能。生成式AI引入侦查具有极高的价值,能够减少侦查的“恣意性”、更新原有侦查手段、提供多维度视角助力侦查决策、简化和规范侦查程序性工作。与此同时,也应当认识到生成式AI的引入会带来一些风险,包括决策失误、公民数据权利遭受侵犯、国家数据主权安全隐患等。建议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完善生成式AI决策的事前准备工作与事后追责机制,采取多元主体保护公民数据权利模式,发挥国家对自主生成式AI研发的引导作用,以更好地发挥生成式AI对侦查的赋能效用。

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

平衡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生命权与自由权优先于会见权、会见的秘密性与谈话内容的难以证明性是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理论根据。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界限是:只有在会见可能妨碍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或者可能给他人生命与自由带来紧急危险时,才能适当推迟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合理限制为标准,我国新《律师法》不受限制的会见权之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严格限制会见权的规定均值得检讨,我国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制度亟待重塑。

护生与医学生对医护关系的认知调查

目的了解护生与医学生对医护关系的认识状况,为医学院校开展医护关系相关教育提供参考。方法运用中文版Jefferson医护合作态度量表对上海某所大学医学院2005、2006级护理学专业学生(下称护生,n=51)和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下称医学生,n=195)进行调查。结果246名被调查学生中,医护关系评分30～60分,中位数50分。其中护生得分42～60分,中位数53分;医学生得分30～57分,中位数50分。护生与医学生对医护关系的认知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护生与医学生在共同教育和合作、照料与治疗的对比、医生权利三个维度上的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结论护生的医护合作态度高于医学生,对医护关系的认识更好。医护学生对医护关系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平衡,有必要在医学生中开展医护关系的相关教育。

国家侵权、国家责任与权利救济——以刑事侦查为视角

国家侵权与国家责任相连,国家责任与权利救济相关。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与刑事被追诉人所处地位不对等,使得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容易受到侦查权的非法侵犯。刑事被追诉人享有救济权能够促成侦查权与被追诉人权利的相对平衡,保证被追诉人享有救济权是侦查机关的一种责任。

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是现代民主法治发达国家治理刑讯逼供的重要途径之一。律师在场制度的推行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维护侦查人员的合法权益,推进刑事诉讼进程,以及进一步平衡诉讼结构。因此,我国未来立法亟须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先进的立法例与实务运作,采取"步步推进"的策略,有条件地确立和发展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同时辅之以相关配套机制。

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分析及完善对策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享有的重要权利之一 ,也是律师顺利执业的保障。就目前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来看 ,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当中 ,都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针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 ,分析其原因 ,提出完善对策 。

浅谈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权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极为有限。律师在场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切实可行之措施。本文在分析律师在场权的基本理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和原因以及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提出确立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

肖志军事件的法学追询——公私法关系论题的—个引子

多数学者认为肖志军拒签事件属于极端个案,不能说明法制不健全。其实,该案反映出我们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的问题,其要害在于公法规则在医患双方关系中不适当地设定了患者家属的主体地位与决定权。这种规定在理论上造成逻辑悖谬,在实践中不仅不必要,而且可能造成与立法预期相反的效果。在特定条件之下,取消患者家属的决定权,解除对医院紧急救治行为的强制禁止,则类似问题可迎刃而解。肖志军事件中所出现的问题其实是国家出于政策管制的需要而不适当地介入私法关系所导致的后果,它反映出我国公私法关系理论亟待深入研究。

“悬赏缉凶”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由一起刑事案件的侦查谈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由一起刑事案件侦查中对"悬赏缉凶"行为的争议谈起,对"悬赏缉凶"行为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分析了赋予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调查取证权的可行性,并就此问题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

检察权配置的重点和方向——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为视角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职务犯罪侦查权一直是法学家和检察实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在缺陷,从本质上影响和制约了侦查效能的充分发挥,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是新时期开展职务犯罪工作的当务之急。

我国儿童权利实施的现状调查研究--《儿童权利公约》签署30周年之际

1989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自1992年《儿童权利公约》在我国实施以来,我国的儿童权利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儿童权利的认识逐步提高。但通过调查发现目前仍存在成人与儿童对儿童权益的认识和维护存在差异,成人对待儿童权益的观念和行为不一致等问题。学校、家庭和社会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使儿童知悉自己的权利,并尽最大可能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以确保儿童幸福、快乐、健康成长。

算法型评分工具:优势、风险与法律规制

在个人金融借款业务中,对借款人进行信用评价是风险控制的核心手段。信用评价的工具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改进,近年来又兴起了向算法型评分工具发展的趋势。算法型评分工具的特点表现为,依托机器学习算法和以借款人的新型替代数据为分析对象。之所以要引入算法型评分工具,是因为其相较于传统型评分工具具有增强包容性和提高预测准确性的显著优势,符合信用评分行业准确性和公平性的核心要求。与此同时,伴随着机器学习算法的嵌入,算法型评分工具自身也潜藏着评分不透明、不准确和不公平的风险。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个人信息保护法》提供了可用于规制上述风险的法律手段。具体来说,信用评分机构须主动就其算法开展贯穿全周期的影响评估,评估活动应遵循较为严格的评估标准;借款人可向信贷机构或评分机构主张行使算法解释权,评分机构的商业秘密保护和算法的技术复杂性并不会影响该权利的可行性和实效性;借款人还可以信贷机构为对象主张算法结果拒绝权,要求信贷机构对贷款决策进行人工干预。

算法自动化决策的问题检视与制度形塑

算法自动化决策存在算法偏见与泄露信息等风险,侵犯用户的平等权和隐私权,在具体场景中可能制造信息茧房,侵犯用户知情权,在实质上剥夺其自由选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对其进行了一定规制,但其规制的对象、侵权判断标准、救济路径等仍存在模糊的地方。结合香港地区和欧盟等地的相关规定,应当明确规制的对象为服务型自动化决策,规制的内容为自动化决策结果的公平公正,重大影响的判断则应当综合分析。在数据收集方面,应当引入必要性原则,同时赋予数据主体解释权与脱离自动化决策权。

刍议律师法修改对检察机关的挑战与应对

新颁布的律师法有关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条款与目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所冲突,而这也对检察机关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需要积极改变自己的办案方式方法,才能够应对新律师法带来的挑战。

检察机关非法取证行为调查核实权的正当程序完善——以《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为视角

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行为是否享有调查核实权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中争论的热点问题。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该项权力的确立,契合了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和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但鉴于法律条文对简洁性和凝练性的内在要求,该规定难免失之原则与抽象。尽管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细化了上述规定,但仍未能涵盖司法实践中可能遭遇的各种困境。应通过保障权力行使线索来源、科学界定两类不同权力行使对象以及健全权力行使法律效果等正当程序对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予以完善。

论儿童的参与权

儿童参与权是由儿童的自由选择权、自主决策权、活动权以及以话语权为核心的活动保障权和个体发展权构成的统一体。儿童参与权阶梯越高,其参与程度就越高。儿童享有知晓参与权、学习参与技巧、从参与权中获益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