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词论中的雅俗之辨诠论

词之雅俗是词学长久以来热衷论争的重要话题。清人处于千年古代词史的收束期,对词之雅俗进行了持续性探讨。清初,论词者尝试矫正明中后期以来的近俗风气,并借助于辨析关涉雅俗的各类范畴,推动了崇雅之风的崛起与近俗习气的日益式微。清中叶,接续前贤对词之雅俗的阐述,论词者分从语言运用、音律表现、体制特征、情感呈现等方面考量雅正在词体中发挥的作用,促使去俗崇雅成为衡量词体的重要标准。清末,围绕词之雅正展开了更具广度、深度的探讨,其中尤以陈廷焯的系列论述最为深刻全面。经过清朝两百多年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论词以雅正为宗尚的目标,是为古代词学批评史中关涉雅俗问题的句点。

论辛弃疾在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

为挽清中词坛浙派之弊,张惠言《词选》作立“师”之论,重新提出辛弃疾。董士锡倡“六师”说,上升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以“清”为总体审美宗尚,对辛弃疾的“清雄”风格给出了效仿线索。周济进一步确立四家说,不仅巩固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又开示学词门径,突出了稼轩“痛快”“当行”的词作特质。晚清常州词派诸家,视稼轩为典范,在规范、建构稼轩词风的同时却囿于宗派意识,反而陷入了范式化、规定化的创作误区,体现了常州词派自身发展中的理论矛盾。钩沉稼轩于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对重新审视稼轩的词史地位,考察常州词派理论发展过程,探索清代中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词风演变现象均具有重要意义。

词变与时变:吴鼒与扬州词坛的“一萼红”倡和

《百萼红词》为吴鼒晚年寓扬所作,词多伤逝感旧。在嘉庆后期扬州风雅际会的环境中,吴鼒以“一萼红”为调与吴锡麒、汪端光、洪梧等词友相倡和,将个人、群体与时代走向没落的伤感共鸣弥散于扬州词坛。“一萼红”倡和诸人门户近于浙西,欲救乾嘉浙派之流弊,他们鼓扬性情词风,注重真情、追求个性,于现实生活中寻找寄托,使因革中的浙派新声与新兴的常州词派并举,回应着时代衰歇对个体心灵与社会政治的震荡。

关于文论“失语”和“话语重建”的再思考

所谓“失语”并不是对当前文论状况的一个准确的概括 ,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也很难成为“话语重建”的理想途径 ,单纯的民族特色亦非理论建构的第一要旨 ,问题的关键是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现实的深刻研究 ;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并非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而只是认识文学实在的概念工具和手段 ,它必须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实证性研究中自然地生发出来 ,而且具有历史的特定性和暂时性特征 ,是有待于不断的调整和变换的。

王鹏运与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

王鹏运是晚清词坛上非常重要的词学大家,也是一名兴一派风云的领导人物。作为临桂词派的创始人和中坚力量,王鹏运与该词派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词作风格、词学文献、词学思想方面均导夫先路,在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由此成为该词派的领袖人物。

谭献的词学思想

谭献的词学思想明显体现出从嘉道时期向同光时期过渡的特点。他对张惠言和周济既有继承之处,又有改造变通之处。“柔厚之旨”,是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词之内蕴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前人词学创作主张基础上,他提出了“潜气内转”与“一波二折”之说:“幽涩”之美与“虚浑”之境是谭献对词美感特质所作的新的归纳和总结:谭献虽然丰富、发展了常州词派的读者接受理论,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教说词观念,其词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读者自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对此要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分析。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张炎词在清代的接受与清代词学的建构

清代初年,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通过词集整理的方式推出张炎,有力地转变了当时的词学风尚。随着雍乾词坛对于张词的接受愈趋全面、深入,张炎的典范意义逐渐形成。嘉、道之际,常州词派日益兴起,清人开始从兴寄的角度审视张词,推动了张炎词史地位的重估。尽管浙西、常州两派的思路和视角存在明显差异,但双方在开宗立派、指引门径方面又存在相通之处。

走出文学史的视野:朱祖谋《词莂》的历史语境与晚清词学

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文学史成为我们认识过去的文学世界及其理论的一个基本知识背景。文学史话语实际上隐含着对于新文化运动本身合法性的认同。朱祖谋是晚清词学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词莂》是对清词历史的独特回应。通过朱祖谋的《词莂》,可以分析我们面对传统的困境以及可能。

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

宋翔凤继承了张惠言以“比兴寄托”为核心的词学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论词的着眼点由读词时挖掘“微言大义”转向作词时的抒发感情;二是比较注重词的体性特点。在常州词派的发展过程中,宋翔凤起了承前启后的中继作用。

松江几社与云间词派

晚明时期 ,松江地区出现了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文社———几社 ,它除了聚集文士研习制艺举业之外 ,还具有浓厚的文学氛围。云间词派的生成和兴盛与几社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1 )几社浓厚的诗酒唱酬风气是滋养词学的绝佳土壤 ,云间词派是几社的衍生物 ,而词派生成后又与几社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2 )几社领袖陈子龙在云间词派的生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几社与云间词派有较长时间的重合存续期。几社为词人提供了一个赋词唱和、切词艺的最佳场合 ,为储备、培养词学人才提供了一个基地。云间词派对松江府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 ,促进了江南环太湖一带词学的兴盛 。

松江府宋氏家族世系及文学成就概述

明清时,松江府的宋氏家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著姓望族。宋氏家族以素封起家之后,专以诗书董训子弟,劝教育、求功名、重文化,自明正统十年(1445)宋举进士始,逐渐成为“衣冠阀阅、诗礼文章”之家。汲汲于诗礼文章是宋氏家族最显著的特点,家族中人著述颇丰。明末清初,以宋存标、宋徵璧、宋徵舆为代表的宋氏家族人群在文坛更有着赫赫声名。宋氏三兄弟不仅是松江几社的骨干,而且是云间派的中坚。研究明末清初松江府郡邑文化、文学,尤其是研究云间派,就不得不关注宋氏家族。

试论王昶词论对浙派的发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词话》为论

稿本《西崦山人词话》是浙派重要作家王昶未竟的词话,它集中反映了王昶的词学观和词学批评活动,其中有明确的绍述朱彝尊词学思想的意识,是对浙派传统词学观的继承,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王昶词论对朱彝尊、厉鹗等人的突破和发展。首先是对"雅"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其次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可,再次是对"寄托说"的突破,以及既重视音律,又不以严守格律匡衡所有词人。

南宋雅词的推出与浙西词派的崛起

清代初年北宋词风盛行之际,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诸家,在广泛搜集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编纂《词综》推出南宋雅词。在《词综》问世之前,朱彝尊、陈维崧借助《乐府补题》推动"后补题"倡和,冲击了以小令为主的创作格局。龚翔麟随后汇刻朱彝尊等诸家词为《浙西六家词》,以创作实绩宣告浙西一派的崛起。

经学与词学——离合于常州、浙西二派之间的谢章铤

谢章铤为晚清闽中著名词学家,著录有近20万字的《赌棋山庄词话》。在其汉宋合一、经世致用等经学思想的影响下,其词学思想亦在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之间求取自身的价值,表现为对浙西、常州二派的折取,并将词史概念再一次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及在词话撰写中考订词律、词韵等。

悲情之“雅”与欢娱之“俗”——试论明末清初词学思想向悲情之雅的复归

清初各大词家、词派在对明词进行反思的时候,都意识到造成明词流弊的重要原因是文人耽于逸乐的时俗,因此他们在重塑词之雅正形象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在其理论体系里试图恢复词的悲情之雅,对明词欢娱之俗进行理论上的反叛。而这一崇雅反俗的原动力,其一是明清易代的特殊时代背景,其二是顽强的儒家怨刺诗教传统的要求,其三则是人性深处本能的悲情意识的体现以及由悲情意识引发崇高的伦理同情的需要。

推阐张、周说 妙不落言诠——谭献词学理论研究

谭献是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大家。他主要继承张惠言、周济的词学观念,并折衷调和浙西词派的 词学思想,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主张。

明末词运之转移与清词中兴之契机——云间词派新论

明清易代之际,云间词派大放光明,一扫明词尘俗卑靡之意格,抒写身世零落之感、家国沦亡之悲,沉雄凄丽,意内言外,大大提高了词的审美品格。云间词派坚守南唐、北宋词的路数,托兴深微,又胎息传奇笔法,开启了清词中兴之局,可称明清词运的转捩点,为清词中兴赢得了契机,但词学上的复古主义、教条主义也给清词带来了若干负面影响。

《茗柯词》及其对常州词论的实践意义

作为常州词派的代表作之一 ,张惠言的《茗柯词》具有一定的溯源开境之作用。其所开的“新境”主要有二 :一是以“热肠郁思”之笔写春咏春 ,意高格高 ,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 ,翻出词家之旧窠 ,创出春词之新境 ;二是借托情寄意之物 ,开别有会心之新意象。但就总体而言 ,张氏创作所开新境影响不大 ,常州词派的创作理论之影响远远大于创作实践。

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兼论近世关于豪放词的评价

梁启超晚年将词学作为国学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对中国现代词学是有影响的。他关于辛弃疾词的研究成就最大,以实证方法考证稼轩词的版本而有创获,以社会学方法发掘稼轩词的社会意义,力图恢复辛弃疾的真实历史面目,从而阐扬中华民族的积极精神。这在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对稼轩词的高度评价,改变了传统观念,由此导致近世对豪放词的重新认识。我们如果追溯新中国建立后词学界关于豪放派为宋词主流之论,会发现这是自梁启超以来学术思潮的必然趋势。关于豪放派评价问题仍是有争议的,值得进行历史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