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传承、交游与文学:清代索绰络氏英和文学家族建构

索绰络氏英和家族既是清代满族著名翰林家族,也是著名文学家族,共涌现出六名翰林、八位诗人,居满洲士族之冠。之所以成为文学家族,与其家族自觉的文化传承密切相关,同时,家族成员的自身努力和广泛的文学交游也起了促进作用。英和文学家族在文学创作方面成就可观,多有可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事之余”的创作和诗作(诗集)的散佚,该家族没有出现一流诗人,但不能掩饰这个“满洲科第第一人家”作为一个文学家族群体的存在。探讨英和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对于认识清代中叶满洲文学家族的兴起以及八旗文学的兴盛都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翰林院与科举的双向互动

翰林院因科举而起,也随科举而亡。在唐之时,翰林出身并无限制,扩大了科举取士范围。两宋以还,翰林多由科举出身,尤以进士为主。逮至明代,始对新科进士进行馆选考试,遂有庶吉士制度。清代沿用明制,进一步完善,而有“朝考”“大考”之制。翰林之设,原是“天子私人”,实现科举分流。唐宋先官后选,极大地发挥了翰林的才能与效用。明清则先选后官,注重辞章习写,放大了翰林的词臣本色,枵腹之徒充斥其间,反噬了它存在的功用与价值。究之根本,翰林制度是帝王用以制衡、集权的工具,借此笼络士心,为己所用;士子则视其为青云之梯,奔竞不止。这种双向的互动,因时代不同,所产生的正负影响亦呈殊别。

《尚书故实》所见张彦远仕履考

晚唐李绰《尚书故实》一书为记录“宾护尚书河东张公”谈话内容而成,从书中绝大多数书、画,以及雕塑等艺术内容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相一致等方面来看,此“张公”当即张彦远。书中所载“张公”字宾护(或护宾),任卢钧幕僚、潞州从事、扬州刺史、弘农牧、昭义军节度使、尚书等职,以及“避难圃田”等事,有助于张彦远生平仕履与卒年厘定。《尚书故实》也为研究张彦远的审美心理、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史料。

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Late Imperial Chinese Academies:A Review of Some Recent Publications in China

This review essay analyzes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nfucian academies(shuyuan)in imperial China,focusing on five representative 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between 2008 and 2014,including two new editions of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5 and 2004.The five authors share a deep concern about the nature of academies,particularly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te.A secondary theme that these books address is the impact that academies had on late imperial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Read together,these five works show how research on academies in imperial China has evolve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

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并存着朝廷制度矩范与文士个体情怀两种语境。以此二者观照词臣生活中四个代表性的面相,即他们的应制之务、值宿吟咏、与词垣之吏的关系以及追仰前朝词臣的文化现象,颇能真切具体地探究词垣文学风貌的内涵。在制度矩范的笼罩下,词垣的应制撰作必须符合上层权力的政治意向;值宿吟咏倾向于规范性地表现侍从宫廷的清贵雅致;词臣与吏员的关系显示出制度的幽微之端对词臣才情的制约;追仰前朝词臣的口径表现为称述前贤黾勉仕位的功绩。在个体情怀的鼓促下,应制撰作能够超轶官场的守常氛围,彰显文章才士以文自赏、嗤哂卿相的风度;值宿吟咏能以村野之趣突破宫廷的审美品位;词臣与吏员的关系反映为扬显词臣个人形象的诗文著述对吏员角色修辞式的驱使运用;追仰前朝词臣的态度表现为称慕前贤退居闲适的诗作,以此慰抚一己之宦场失意的心绪。宋代词垣的文学空间存在着“制度-个性”并峙的态势,词臣侪辈逾越制度矩范彰显个体情怀的气概,应当成为文学研究中一幕值得关注的景观。

古代书院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举措——兼论其对当下高校人才培养的启示

古代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大多缘于科举考试的压力。当下高校人才培养的问题,多与升学和就业形势相关。其一,学习目标方面,古代有人读书只是为了考功名。书院鼓励生徒立志成圣贤、做好人,并在日常行为中躬行儒家伦理规范。现今有人读书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学校可从日常生活着手,引导学生养成底线意识和家国情怀。其二,学习内容方面,古代有人只读应试之书以致学识鄙陋。书院提倡研读四部原典,旨在培养博雅通儒。现今有人大学阶段主要读教材,较少深入研习原典。学校除了日常引导外,可在考试设计方面做探索,将分数与博识相关联。其三,学习方式方面,古代有人想通过时文选本、考点类编走捷径,但实际上成功的概率很小。书院引导生徒拒绝二手和碎片化知识,反而有利于科举成功。今天有人以绩点、证书为急务,忽视自由探索、独立思考。学校和用人单位皆有必要重视基础和潜力,切勿过于急功近利。要之,教育理想和人生现实之间,如何找到最佳平衡,是古往今来一直在求解的题目。

两宋国子祭酒的教育贡献

两宋国子祭酒作为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最高长官,肩负着推进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使命。他们吸取五代衰乱之教训,尊儒术、尚文事,在助力传统儒学复兴和新儒学发展的同时,改科举、兴学校和校典籍,营造尊儒崇文的社会风气;改革科考内容以强调经术和策论,调整参试条件以勾连科举和学校,充分发挥官学的教育作用以弥补科举制度的不足,为国家选拔和培养治世之才;引领太学改革,推行三舍法、调整经学教材、选拔文行可称者为学官,以振兴官学教育;参与其他中央官学建设,制定武学、律学、画学和在京小学的教学管理制度,丰富官学教育体系;兴建地方官学,积极开办私学、聚徒讲学,发展地方教育,推行社会教化。

隋唐时期宫廷琴待诏探微

隋唐王朝继承了南北朝的待诏制度,唐玄宗时置翰林院,琴待诏属于翰林待诏。后琴、棋、书、画、医等杂流伎艺待诏与精于文词的学士待诏分置。翰林院在职掌设置上,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琴待诏通常是根据帝王喜好而定,其选任主要采用皇帝征召和荐入制,也有家族传承式的待诏。翰林琴待诏属于没有品秩的使职,需要“假以它官”而秩其品阶。唐代还有赐服制度,“赐紫”“赐绯”代表了皇权对待诏艺术成就的最高肯定,如贺若夷曾被“赐绯”。作为“伎术杂流”的琴待诏,传世文献中记载很少,主要有薛易简、雷俨、赵惟暕、宋霁、贺若夷、王敬傲等。隋唐宫廷之中,清雅淳美的琴声与舒卷磅礴的夷音蛮乐,共同呈现了精湛绝伦、恢弘包容的盛唐气韵。

人生何处寻出路:晚清武备学堂对武科士子的改造与安置

在近代武举“无用论”的声浪中,以武备学堂改制武举的探讨为武科士子提供了一条走出武举时代的人生路径。武备学堂以新知识改造旧武艺,重塑了部分武科士子的人生,使其从旧时代走向新社会。武备学堂对武生童的改造和对武进士的职业化安置表明:一方面,武备学堂最大限度地缓解了武科士子因时代发展与政治演替而遭遇的人生冲击;另一方面,凭借武备学堂进入新军的武科士子大多混迹于军阀混战,思想上仍有许多旧的色彩,难以进行洗心革面的现代化改造。晚清武科士子所接受的改造与安置,看似是以西制承载西学的产物,实质上是为国选才育才的科举精神的现代化演化,为现今人们处置人生规划与教育、考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科举制度最后的“辉煌”:清末科举改章与校士馆的考课

对于依赖科举晋身的清末士子而言,1901年启动的科举改章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作为应对之策,此时兴起的校士馆招收未入学堂的旧学士子入馆肄业,专门对标科举新规展开考课。科举废除之前,校士馆一度盛行全国。清末校士馆考课形式的守旧与考课内容的趋新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对于落实科举改章要求的新学,收效不大,但在科举考试难度增大以及科举制度可能随时废止之时,契合了应试士子的现实需求。科举时代的各种教育机构,虽行服务科举之实,却未如清末校士馆一般直接借用科举考场之名,明确标榜“校士”属性,强调专为科举而设。按照传统正名理路,清末校士馆对于科举制度有着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意味着科举制度行将废止之际最后的辉煌时刻。

对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科举化原因的思考

唐宋以降,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诱使成千上万的士人走上读书应举之途。然而,官学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满足士人获取应试知识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统治者采用诸多政策诱使书院承担官学职能——开展应试教育。书院为获得生存空间,不断调整其办学模式,满足士人读书应举的需求。这些因素使得书院教育呈现出明显的科举化特征。

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科举开放与书院发展

科举制度允许士人自由报考,这不仅是科举开放性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传统中国政权向普通士人开放的重要途径。科举的开放极大地激发了士人读书应举的积极性,士人数量因此急剧增加。由科举开放所带来的士人的求学热潮不仅是书院产生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书院获得发展与普及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满足士人应试科举需求的同时,书院也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最终被改制为新式学堂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

明代翰林院在明代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了职掌方面的作用外,在人才尤其是高层政治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是国家重要的选才、育才、储才之地,同时翰林院的经筵与日讲活动,对于启沃君心、提高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也不乏消极的一面,翰林的经历使其在入阁时,已久染官场习气,常结成朋党,卷入酷烈的党争之中,并缺乏创新精神,长官意志浓厚。

明清国子监生的课余活动与社会实践探究

国子监是明清时期的最高学府,是全国生员向往的求学场所。优厚的生活待遇、良好的办学条件、一流的师资力量,为国子监生潜心学业提供了重要保障;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备的管理制度、大量的岗位需求,为国子监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监生在日常学习之余,积极开展课余活动与社会实践。国子监生的参政议政活动、临时差遣活动、民间教化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勾画出了明清时期中央官学学生课余活动的历史图景。

明清河北书院与科举关系刍议

明清时期,畿辅重地河北,其书院和科举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书院作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教学组织机构,必然与科举这一选才机制有着极大的关联。从书院的培养目标、分布地域、山长聘任、生徒招生、教学内容等方面探讨其与科举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河北书院在丧失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也为河北科举大省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教育支撑作用。

李白居翰林及赐金放还考辨

居翰林及赐金放还,是李白研究中很重要的环节。李白居翰林时的真实身份,是翰林供奉。但开、天时期是翰林供奉向翰林学士过渡阶段,也是二者共存阶段,并没有绝对严格的区分,翰林学士和翰林供奉混称的现象,屡见不鲜。二者虽有身份差别,但比较细微。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他在翰林院期间的交游,一定程度上为当朝权贵所不喜。除此以外,李白的家世、与执政者的关系、行政历练、自我定位等因素,是他仕途上的一系列障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赐金放还一事的必然性。

清代保定莲池书院与科举制度

书院与科举考试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保定莲池书院是官立书院,书院教育目标定位于为科举考试服务。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保定莲池书院的课程设计和考课制度进行了调整,书院主持者也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由此既推动了书院教育的近代转型,也促进了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