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感对景区-社区冲突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

景区—社区冲突作为旅游地的负面事件,既制约景区高质量发展,又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现,增强社会公平感是化解此类冲突的有效途径。为厘清其作用机制,以L风景名胜区为案例,从社区居民感知视角出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政府信任为中介变量,探究社会公平感对景区—社区冲突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能够有效降低景区—社区冲突倾向,其中以互动公平感缓解冲突倾向的效果最佳;政府信任也能够显著降低景区—社区冲突倾向,且影响程度高于社会公平感;政府信任在社会公平感和冲突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对此,景区管理方需通过明确旅游吸引物权、设计合规的旅游参与程序、增强与社区居民的人文沟通与情感关怀、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措施提升社区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互动公平感与政府信任,以有效化解景区—社区冲突。

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

政治信任:基层民主何以提升农民获得感?——基于粤黔省际比较

乡村民主自治是基层民主及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体现,折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民主自治的本质是农民广泛和深度参与,参与重在获得。以结果为导向,其终端衡量指标莫过于农民的获得感。基于此理念,遴选“四个民主”为基层(乡村)民主自治的度量指标,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迥然不同的粤黔两省的现实场景,依据抽样调查数据,检验其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其一,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度是乡村民主自治及提升农民获得感的主要变量,基层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省份差异,该差异性尤其反映于“民主管理”之中;其二,农民的信任度越高,获得感及其省份差异性愈大;其三,针对主要变量,乡贤能人参与治理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倒U型”趋势。基于上述结果,以民主自治驱动农民获得感提升,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立足实际精准定位基层治理目标,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升女性参与度,以乡贤能人发挥示范效应,以智治赋能强化民主监督,以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优化民主协商渠道。

政府市场共演理论视角下公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公民获得感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极为准确、生动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期许与价值表达。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形成强大合力的新时代背景中,政府与市场显然对公民获得感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分析3 317份调查问卷的数据,研究发现多谋民生之利逻辑中的社会资本与多解民生之忧逻辑下的政府信任对公民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数字政府能有效调节社会资本与政府信任对公民获得感的影响。上述结论揭示了政府市场要素与公民获得感的内在关系,丰富了学界关于政府市场共演理论的研究视角,对提升公民获得感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犯罪治理认同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基于警察信任中介和媒体信任调节作用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新时代十年努力,我国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既有研究虽将安全感提升的原因归结为犯罪治理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效,但尚未对这一命题提供经验性注脚。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对犯罪治理认同影响居民安全感的内在机理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犯罪治理认同对居民安全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警察信任在犯罪治理认同与居民安全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媒体信任在警察信任与居民安全感之间具有调节效应。持续增强犯罪打击力度,高度重视警察形象建设,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对进一步提升居民安全感具有重要意义。

公众美好生活感知对政府权威的影响——基于政府信任的分析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强化政府权威的重要实现路径,而既有研究缺乏对公众主观感知如何影响政府权威的探讨。本研究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和信任理论,聚焦公众获得感与政府权威的关系,并将安全感、幸福感和政府信任三个因素纳入其中,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模型。通过对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320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文章探讨了公众获得感影响政府权威的过程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显示:在获得感对政府权威提升的正向影响中,安全感和幸福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结果还验证了政府信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即政府信任正向调节了“获得感→安全感→政府权威”的后半径,反向调节了“获得感→幸福感→政府权威”的后半径。因此,研究丰富了有关政府权威影响机制的认知,对优化政府治理路径、提升政民互动、增强政府信任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人社会心态的经验结构及量表编制

对当今中国社会心态的研究,因缺乏标准化的测量工具而难以深入。为此,该研究在参考已有研究基础上,确定了生活满意感、社会压力感、政府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和社会问题感六个方面的测量指标,选取较大样本经过预测和正式施测,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量表结构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且结构与数据拟合较好,可以作为对中国人社会心态进行量化研究的测量工具。

媒体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居民幸福感是衡量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可以以政府信任作为中介变量,采用层次回归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探索媒体使用、政府信任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媒体使用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传统政务媒体的使用同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新兴政务媒体的使用也同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信任在传统政务媒体和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这一研究丰富了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对政府开展电子政务、拓宽媒体宣传渠道、提升政府信任水平具有指导意义。

农民的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公共精神

如何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以解决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究政府信任在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农民公共精神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第一,民生保障获得感与政府信任是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变量,二者均能对公共精神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政府信任是民生保障获得感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机制,在二者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政府要进一步把握民生关切,增强民生保障的精准性、公平性与普及性,同时通过制度建构确保在社会保障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以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提升农民的政府信任和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抓好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价值规范与价值引领,强化农民的集体归属感,涵育农民公共精神,加强乡村社会凝聚力。

互联网使用、基层政府信任感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CSS2019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居民的基层政府信任感以及幸福感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与感知,不仅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而且通过基层政府信任感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且互联网使用感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基层政府信任感的影响强度明显高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对此,应该加快互联网设施建设,让农村居民能够与基层政府有效沟通与良性互动,进而提升他们的基层政府信任感和幸福感。

公共服务参与会增加个体的获得感吗?——基于政府透明度与信任的调节作用分析

从自我决定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的视角来看,个体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参与表现是其获得感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二者的关系机制会受到哪些条件的影响呢?通过来自3个省、40个社区(村)的1944份实证数据,论文分析了公共服务参与对个体获得感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并特别关注了政府透明度和政府信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在公共服务参与对个体获得感提升的正向影响中,政府透明度和政府信任分别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和高阶调节作用。具体来看,只有当政府具有较高的透明度时,个体的公共服务参与才会对其获得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当个体对政府信任和政府透明度的评价水平都比较低时,其公共服务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作用将不再显著。论文聚焦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参与环节,拓展了个体获得感提升的研究视角,对把握政民互动情境中的获得感提升路径、营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格局具有实践启示。

环境规制、政府信任与公众获得感——以纺织企业印染废水处理为例

基于浙江、广东两省445份居民调查数据,将环境规制表征为纺织企业印染废水处理措施,通过引入政府信任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公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生态获得感并无显著影响,而对社会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中介效应检验,在环境规制下,政府信任对社会获得感产生中介作用,对生态获得感并无中介作用;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生态获得感并无显著影响,而对社会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各地政府应增强公众的政府信任建设,应加强正式环境规则力度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约束力;纺织企业应改进印染废水处理措施:从而全面提升公众获得感。

收入差距、社会公平感与差序政府信任

重塑民众的政府信任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大课题。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感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发现:第一,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且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的负向影响更大;第二,社会公平感提高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且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第三,社会公平感在收入差距和政府信任的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表明,随着社会公平感的增强,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作用会削弱;中介效应表明,社会公平感能够弱化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因此,重塑政府信任的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差距与提高社会公平感。

精准扶贫中的人民获得感:基于广西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精准扶贫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贡献。本研究以广西7个乡镇613户贫困户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25.0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群体的人民获得感相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承诺与政府信任对人民获得感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政府承诺和政府信任越高,人们就越容易产生获得感。而且政府信任在政府承诺与人民获得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从贫困群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层面去分析问题,为政府更好地处理精准扶贫中的问题提供经验依据。

公众安全感与地方政府信任的逻辑关联实证分析

巩固和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是优化政府公众关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本文基于对公众安全感与地方政府信任的理论分析,厘定公众安全感与地方政府信任关联关系的逻辑框架,运用四市六区23个城乡社区的居民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因果推断方法,确认了公众安全感对地方政府机构信任、地方政府机构信任结构的积极影响;以中介效应分析探究并呈现因果关系的作用机制,证实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在公众安全感影响地方政府信任中的重要功能。本研究揭示了公众安全感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确认了对其关联关系发挥影响的重要因素,为加强地方政府公共关系建设、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效能提供了启迪。

政府质量如何影响民众对警察的信任:社会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警察是政府形象在基层的载体,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不仅能够减少执法成本,更是政治信任的“风向标”。利用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探讨政府质量和社会安全感对警察信任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的有效性、法治性和回应性对公众警察信任的形成产生显著而稳定的影响,但政府的廉洁性影响并不稳定;公众的社会安全感越高,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就越高;社会安全感在政府质量与警察信任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尽管廉洁性没有直接对警察信任产生影响,但也能通过带给公众更多的社会安全感来增进对警察的信任水平。

社会公平感对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基于CSS2019的链式中介模型

【目的/意义】明确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为提高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提供实证依据。【方法/过程】利用CSS2019数据中农村居民的样本数据,构建包含政治认同与政府工作满意度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影响政府信任的机制,并比较不同路径中介效应的大小。【结果/结论】结果显示,社会公平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政治认同与政府工作满意度分别起到了中介作用,并且共同构成了链式中介作用。其中,政府工作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最强。由此,建议以多渠道促进社会公平为主,以提高民众政府工作满意度和政治认同为辅,多方面提高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社会公平感对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探讨了社会公平感对我国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社会公平感对流动人口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政府信任感在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平感和政治参与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流动人口的绩效评价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平感及政府信任感来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保障其政治参与权利。

基本公共服务主观绩效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理--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与获得感的调节效应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主观绩效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理,并引入公共参与和获得感变量,讨论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主观绩效对地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参与起正向中介作用,获得感起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提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主观绩效的同时,深入的公众参与和实际增益的获得感能更大程度提升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政府信息公开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

数字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对于降低民众不确定性担忧、建设服务型政府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大多将政府信息公开概括为一个整体,鲜有研究探讨不同方式的政府信息公开(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差异化影响。采用调查实验方法,通过4个实验,实证检验两种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相比于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更有利于提升民众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感知。第二,民众信任感在两种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感知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第三,政府数字化是两种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发挥积极作用的边界条件。当民众对政府数字化水平感知较低时,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更有助于提升民众信任感;当民众对政府数字化水平感知较高时,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更有助于提升民众信任感。第四,相对于依申请公开,感知利益对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与民众信任感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政府管理者应积极扩大信息主动公开的范围和深度,切实为民众提供具有更高价值的政府信息,加快政府数字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