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焦虑的移动网络化解释偏向矫正: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本研究旨在考察移动网络化解释偏向矫正(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Interpretation,iCBM-I)对健康焦虑的干预效果、影响因素及灾难化解释在干预起效中的机制作用。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将符合健康焦虑标准的被试(N=228)随机分配到iCBM-I干预组(100%积极反馈,N=76)、注意控制组(50%积极50%消极反馈,N=76)以及等待组(N=76)。干预组和注意控制组进行为期12天的在线任务训练,等待组不做训练。在干预前、干预后及干预后一个月对被试的健康焦虑、灾难化解释、一般焦虑和抑郁进行测量。结果发现:与等待组相比,iCBM-I干预对健康焦虑个体的灾难化解释、一般焦虑和抑郁症状存在显著的即时效果和一个月后的追踪效果;基于潜在增长曲线模型的纵向中介检验显示,相对于注意控制组,iCBM-I干预通过降低个体的灾难化解释进而改善健康焦虑。本研究为健康焦虑的网络化干预提供了新视角,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联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干预方法,以提高健康焦虑的干预效果。

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的路径探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即“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作为司法审判系统的末梢,人民法庭处在司法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在践行“枫桥经验”中尚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诉源治理工作开展不够深入、非诉讼纠纷化解资源分散、统一协作机制运行不畅、缺乏长效制度机制及经费保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边界存在模糊地带等。究其根源,主要是部分人民法庭运用“枫桥经验”开展工作的观念意识、路径方法没有与时俱进所致。为更好地发挥人民法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能动司法为民服务的作用,应转变司法服务理念,坚持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

我国家事纠纷诉前调解制度研究

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以来,试点法院对家事调解以及家事审判方式的探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最高法于2018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属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但其中关于家事纠纷诉前调解的规定明显与《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制度相冲突,这就使得部分试点法院的诉前调解行为超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定。我国家事纠纷诉前调解制度存在诉前调解范围混乱、依职权启动诉前调解违反法律规定、司法权提前介入家事纠纷等问题。为推动我国家事纠纷诉前调解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后续家事审判的立法应明确诉前调解的范围、性质与后续衔接程序。试点法院依职权启动家事纠纷诉前调解的行为应予以纠正,家事审判改革应在法治原则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论诉前强制调解

诉前强制调解,并非是对调解结果和整个调解过程施加的强制,而是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命令强制启动调解程序,并以程序启动和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界限。在目的上,强制调解除了具有替代审判的作用外,也被当做一种由国家提供的福利产品,通过在调解中为社会弱势群体增权,实现社会福利目的。由于强制调解在程序保障、调解资源分配及解纷效率方面都具有相对性,须以必要的辅助措施支撑,因而在我国构建强制调解制度应慎行。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博弈分析——再论调审分离

法院调解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过程可以被模型化为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运用博弈理论分别考察在调审分离与调审合一两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情况,可以得出调审分离更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的结论。此外,要提高和解的成功率,不但相关事实的查明是必要的,而且法院也不应该按同一个标准收费。

调审分离: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路径

我国的调解制度源远流长,历经风雨而始终保持勃勃生机。相对于判决而言,法院调解所具备的独特优势是其得以存在发展的内在依据。而调审合一的模式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是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弊端的症结。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国情,充分吸收现代西方法治精华,积极、稳妥地推进以调审分离为基础的法院调解制度改革。

民事庭前会议:规范解读、法理分析与实证考察

2012年《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庭前会议制度,标志着具实质意义的审前准备程序已经形成。作为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庭前会议既为庭审做准备,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并承载着事实展示、争点确认、充实庭审以及促进和解与调解等多重功能。对庭前会议的实证考察表明,地方法院的积极探索为庭前会议的适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存在庭前会议内容不确定、效力不明确以及缺乏程序规范等问题。正确处理庭前会议与庭审的关系,坚持庭前会议与庭审一体化的程序设计,规范庭前会议的程序运作,明晰庭前会议中法官与当事人的作用分担,明确庭前会议的效力,有利于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功能。

调审分合的尺度把握与模式选择——兼论《民事诉讼法》修正后诉讼调解制度的演进方向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我国逐步确立了程序前移的诉讼调解制度改革思路,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正案采纳了这一思路,增加规定了先行调解和审前准备程序调解等制度。然而,当前相对分散的诉讼调解程序有"过渡制度"的性质,诉讼调解制度仍需进一步改革。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既定方向,把握调解与庭审之间必要的距离尺度,兼顾"调判结合"原则与调审分离理念的实质要求,在立案后、庭审前设置相对集中、统一的调解程序,成立立案、调解与诉讼准备中心,综合处理立案、调解和诉讼准备事务,是下一步改革诉讼调解制度的正确思路和现实选择。

我国审判监督程序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审判监督制度改革是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演进,经济的发展,以往的审判制度越来越显得不堪重负,难以适应。从阐述现状开始,言及改革的切入点,再具体提出可采取的措施,涉及不同司法机关间较敏感、争议较大的问题,试图作一次有益的探讨。

回归“马锡五”的思考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现今,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也有其特定的原因,本文对其原因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笔者坚持认为,作为一种审判方式,囿于自身的特点和理念,马锡五审判方式已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已经疏离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重提这种方式虽然对我们建构和完善多元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具有警示性,但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民事诉讼建构的基本方向依然应当是强调诉讼裁判的主导性、强调裁判程序的正当性,以顺应和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

在“强制”与“合意”之间: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调审合一的立法模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为协调程序运行,发挥诉讼调解的作用,调审应适当"分离",适度强化调解的"强制性",建立诉讼中"调解合意"的诱导机制。

论我国法院调解与审判的程序分离

调解和审判混合并置的方式下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的特点大致是一致的。这种路径致使调解和审判产生了难以消解的冲突,严重制约着审判程序的现代化及其多重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调审程序分离的路径主要是构建调解程序的某些特殊原则和制度,并未解决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同质性问题。可以借鉴日本调解非讼化的思路,着力改造调解程序的对抗主义结构,使之建立于非对抗结构之上,并且注重程序的自足性和体系性,以形成独立的法院调解程序,使程序不仅"分离"更要"分立"。

从传世的和新出土的陕西金文及先秦文献看西周的民事诉讼制度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法发展的完善时期,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奴隶制民事诉讼法律。陕西出土的传世的及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明确而真实地反映了西周民事诉讼制度,再佐以先秦文献总结出西周民事诉讼制度的概貌。西周的调解制度、巡回审判制度以及宗法制的影响,使西周民事诉讼制度对中国司法制度有独特的影响。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理性思考

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它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化解民事争议,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然而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该制度暴露出以下弊端:相关立法存在着疏漏与缺陷;"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调解原则有违法理逻辑;难以解决其本身存在的强制与自愿、适用法律的随意性和严格依法解决纠纷、权利保护与让步息讼的矛盾等。只有对症下药加以改革,才能使该制度进一步得以完善。

能动司法视野下民事调解改革的径向选择——对某些地方法院追求“零判决”现象的反思

在我国法院民事调解改革面临路径选择的当下,某些地方法院所出现的"零判决"现象却干扰了改革目标的正确定位。误读"马锡五审判方式"导致盲目模仿这种审判方式的外在形式,而失去了具有普适性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内在精神。"大跃进"式的急功近利观念促使"零判决"的追求结果形同"乌托邦",并且偏离了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民事调解改革的应然径向。理性地坚守"调判结合"的司法观应当是能动司法践行的必然选择。

论民事简易程序的规范化

民事简易程序过于简单的立法设计,不利于两便精神与诉讼经济原则。因此除坚持《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外,应以公正与效率、方便诉讼与合法原则为理念对现行简易程序进行创新。规范化的简易程序应设计为:审判组织专职化;适用范围标准双重化———以诉讼标的额与案件性质为标准;开启网上远程立案新形式;增设庭前调解制度;延长审理期限;加设二审程序及独任审判制。

我国诉讼调解制度改革探析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诉讼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重要的价值,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诉讼调解制度越来越暴露出诸多弊端,如调解程序的相对任意性与审判程序的规范性明显存在冲突,法官既是调解者又是审判者,对最终纠纷的解决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等等。为此,必须进一步规范诉讼调解程序,通过建立调审分离的立法模式,明确诉讼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使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能够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民事审前调解程序的构建

法院调解历来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传统法院调解中"调审合一"、"调解与审判功能混淆"的弊端,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调审分离"的改革方案。审前调解就是实现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分离,是在立案后开庭审理之前,由法院专门调解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审前调解程序具有当事人处分权优先性、独立性、契约性、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特征,具有不同于审判程序的调解原则和程序设置。

互联网法院纠纷处理机制研究——以网络著作权纠纷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涉网纠纷已愈发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互联网法院应运而生。网络著作权纠纷是目前互联网法院受理数量最多的一类案件,在研究互联网法院纠纷处理机制方面具有代表性意义。较之传统司法模式,互联网法院在异步审理等新型审判模式的介入、协商性司法的强制前置上有所创新,但也在司法亲历性、当事人选择权、电子证据规则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铁路运输法院的演进,互联网法院纠纷处理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与其角色禁锢有关。为此,在允许试验性立法试错的基础上,需要推进互联网法院的功能转型。

浅析行政审判中的调解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是行政诉讼特有的制度设置,这是因为中国行政诉讼法强调“公权不可处分”。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不正常撤诉现象表明这一制度存在着弊端。调解制度应在行政诉讼中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