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ss v. Harbottle规则与中国股东代表诉讼

英国公司法中的Foss v. 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是英国公司法保护少数派股东权利的一种独特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且影响着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尽管中国新公司法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股东代表制度,但英国在代表诉讼制度上的保守态度和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股东代表讼诉制度中诉权的滥用及其预防

为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有必要解决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诉权滥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探讨诉权滥用的含义及其主客观要件,并结合日本及美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践提出预防措施。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公司控制权转移视角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资本市场中常见的融资手段,其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控制权转移视角,本文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模型,并引入真实盈余管理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真实盈余管理在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在控制权不发生转移的情况下,上述两种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治理结构影响本文的研究机制,当控股股东的直接持股比例小于50%或该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时,股权质押、真实盈余管理与股价崩盘风险三者的影响路径更为显著。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集体组织成员优先权行使问题研究

集体组织成员享有自己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集体组织成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享有优先权。这种优先权行使的条件、期限以及优先权竞合时的处理等问题应值得关注。

限制股东权利章程条款效力之探析

公司实践中经常出现公司以章程条款限制股东权利的情形,对于该类条款效力的判断现行公司法无明确的规定,相关理论也研究不足。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出发,应从是否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得到了股东的明示或者默示的同意、是否背离了股东的重大预期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未经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不能对抗第三人吗?——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质疑

2005年《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涉及到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效力问题。但是,变更登记是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生效的必要条件的。因为股权在本质上并不是因登记而形成的,所以变更登记不具有作为股权转让必要条件的基础;股权的私权属性、公司经营秩序的稳定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变更登记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的必要条件;股权转让的登记与否,对保护债权人(第三人)利益并无直接关联。另外,该条的规定还存在逻辑混乱的立法技术性问题。

论股东权的法律性质

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出资或认购股份而在法律上对公司享有的对所持股份的所有权和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它可分为两个部分:股权、其他股东权(包括自益权、共益权)。对股东权法律性质的认识,应根据其内容进行具体地分析。股东权兼有所有权和社员权的性质,其中,股权具有所有权的性质;其他股东权具有社员权的性质。

试析股东身份的确认

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对于股东身份判断的标准,必须要有一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决定股东身份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利。在公司成立的情况下,签署公司章程意味着投资人对公司承担了股东的责任,应当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认定的标准。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只能由司法的权力加以解决。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设计专门的股东身份确认的程序。在程序设计上建议采用公司内部机制与司法确认机制两个层级。

评2005年《公司法》对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完善

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因自身权益遭受公司、董事及控制股东不法行为的侵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基于其公司出资人的身份而提起的诉讼。相对于派生诉讼而言,股东直接诉讼提起权对于股东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使股东权益切实得到保护,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新《公司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通过增强股东权利和设定救济途径,保障投资安全,以达到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权利冲突及解决机制

商标与企业名称中的商号有着相同的标识功能,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交叉和冲突,从而给市场秩序带来一定的混乱。从商号法律地位的确定、有条件的在先权机制的适用以及冲突解决归责原则的确立等方面对我国现有的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权利冲突解决机制加以完善,以期更有效地保护商标权人和企业名称权人的合法权益。

股东知情权刍议

股东知情权制度的研究是当前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研究中的新领域。股东知情权的出现及发展是建立在现代公司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股东知情权应当是指股东所享有并在法定许可范围内依法定方式积极行使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一项拥有自益权、公益权、工具性、单独性的股东权。股东知情权具有基础性、独立性、义务相对性、限制性等特点,股东知情权产生的法理基础源于股东的所有者身份、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

异质性企业、大股东风格差异与控制权的双面治理效应——基于制度与企业特征调节的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新证据

不同控制权配置风格的大股东,在治理效应上表现出双面性:一些大股东会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损害公司价值而表现出掏空效应;而另一些大股东会给企业注入资源促进企业价值增长,而表现为支持效应。而且双面效应随着大股东配置特征改变而发生转化。本文有别于前人研究,选取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稳定时期2007—2011年的9019个样本数据,设计有效变量控制企业异质性特征影响,从大股东控制权配置视角研究其对公司价值的支持与掏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大股东有明显掏空公司特性;法人大股东随着控制程度的变化,从支持机制向掏空机制转化,对企业价值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制度选择与制度优化

在入股模式上,农民专业合作社承载了有利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组织优势,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选择的较佳制度安排。同时,现行制度安排的缺陷与不足,并不能回应土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优势的发挥不仅有赖于其自身制度的完善,还需要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优化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制度环境。

大股东持股比例对银行贷款契约的影响研究

以2001年-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借款债务融资契约的关系,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贷款规模呈现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关系,与长期借款比重呈现负相关关系;民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贷款规模呈现开口向上的二次曲线关系,与长期借款比重呈现U型关系。

论合伙股东

合伙可以享有股东资格,具有法理学、民法学和公司法学上的理论依据。合伙可以通过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的方式获得股东资格,但合伙股东的资格取得,应当符合三个基本条件,即具有合伙协议、有权利行使人以及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合伙股东所享有的股份财产及相应的权利属于全体合伙人,但合伙应当确定专人代表合伙行使合伙股东权利。

论股东表决权制度的完善

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是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股东对公司管理者进行有效制衡的重要途径。我国公司法对股东表决权的诸多具体问题未做详细规定,为完善股东表决权制度,拟从累积投票制、利益股东表决权回避制、股东表决权代理制三个方面予以探讨。

增资对象被撤销增资资格的法律分析及救济途径

基于上市公司青山纸业因撤销投资者参与定向增发资格而招致投资者诉讼维权的案例,从合同效力、股东资格和公司利益诉讼三个方面研究上述撤销行为的法律效力、潜在纠纷以及救济途径;论证了附生效条件增资协议可以维护公司利益,但对于参与增资的投资者需要对违约事由和违约责任进行细化方可保障自身权益。

股东权保护的比较研究

无论是在股权分散的英美国家的公司中,还是在股权集中、存在控股股东的欧亚大陆和东亚国家的公司中,股东权益的保护都是公司制度的主要问题。通过对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股东权保护演进历程的比较,法律的作用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法律保护股东权利的有效途径是强化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我国《公司法》的修订、股权分置改革的启动,回应了股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顺应了股东权保护的国际化趋势。

浅析股权与股东权

在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制度中,股权是股东对股份的所有权,是一种物权、财产权。而股东权是区别于股权的一种社员权,是一种非财产性权利。两者既是相伴而生的一对权利,又是相互独立的一对权利。因此,正确理解股权与股东权的性质及其关系对推动我国公司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与现实——论房屋承租人法定先买权制度

本文通过对房屋承租关系中买卖不破租赁和法定先买权制度的历史考察,认为以买卖不破租赁制度为核心的承租人保护体系,一般能较好发挥保护承租人之功效;认为房屋承租人法定先买权制度是国家在特定时期调控房屋资源的产物,不具有普适性,并进一步论证该制度在我国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因而主张将该制度进行重构,实现从法定先买权向意定先买权制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