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专业课程的思政困境及价值观培育路径研究——以社会保险课程为例

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使命是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然而,价值观嵌入专业课程存在主客观方面的制约。利用由价值标准、价值知识、价值讲授和价值实践四个环节衔接构成的SKTP价值观培育框架,以社会保险课程为例实施课程思政改革,并对学生的价值塑造效果开展调查与评估。结果发现,导入SKTP价值观培育框架的课程思政在提升学生价值认知和价值实践方面取得良好效果。该研究证明可采取一套结构化的路径开展课程思政的价值观培育。

多元协同治理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R县“村超”赛事的制度分析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对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村超”赛事反映了社会、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合作生产模式,该模式起源于社会公众的自组织行为,即公众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协同治理通过社会酝酿机制、市场助推机制、议程吸纳机制和行政赋能机制提升合作生产治理效能;多元协同治理下的合作生产是多层行动舞台联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针对不同层次行动舞台和合作生产所处不同阶段,上述四种机制的运用需要考虑其权变性和阶段适配性。将合作生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合作生产的理论体系,此外,基于典型案例阐释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机制和制度化过程也具有创新性。

基于历史、社会与空间维度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框架研究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是中国宝贵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社会和空间价值。然而,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传统村落面临文物建筑老化、文化记忆流失、空间布局破坏以及社区意识弱化等多重挑战。中国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从历史、社会和空间三维度出发,构建了综合保护框架,探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对策。研究表明,历史维度强调文化记忆的挖掘与非物质文化的活态传承,社会维度聚焦社区参与和公众认同的提升,空间维度则注重地形特征与建筑布局的保护与优化。通过政府主导、学术机构协作和公众参与的多方实践路径,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可实现协调统一。三维度综合保护框架弥补了传统单一保护视角的不足,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

和谐社会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本文讨论了和谐社会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毕竟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任务,因此,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构建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互为因果、相互联动的关系,此进彼进,此退彼退,共进双赢,共退两败, 一退亦败。

城郊“村落单位化”的社会管理功能及其限度

在快速城市化的推拉下,一些城郊村落在组织形态、成员福利、社会关系等方面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类单位制"特征,被称为"村落单位化"。村落单位化为村民提供的多种福利保障,减轻了由村民向市民角色转换的压力,延续了"村落共同体"的存在,避免了由村落迅速解体而导致的原子化危机,有助于社会管理的展开。但"内外有别"的福利设置以及精英主导下的村落权力资源配置,导致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呈现出"非均衡性"特点,加速了村落权力的集中化和自治选举固化,使得城乡结合部村落社会管理缺乏全面而稳定的着力点,面临新的"二元区隔"困局的挑战。

中国村级组织运转特征、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基于1995-2013年的实证

村级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农村地区的基层环节,是农村基层治理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实现力量。基于1995-2013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数据,从村级组织运转的收支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着手,分析村级组织运转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探讨村级组织运转的障碍、成因以及区域差异,比较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的运转变化以及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为保障国家基层治理和农村社会稳定提供政策建议。

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进程的反思

本文通过对1 99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认为中国村民自治的成长从上看需要体制性的行政放权,从下看则需要现代社会组织的发育。村民自治是现代民主-国家建构中产生的,其制度设计中蕴含着现代民主理念。但中国的村民自治具有国家赋权的特点,民主自治的立法精神能否落实取决于行政放权所提供的体制空间。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制度性的自治平台,需要农民组织化参与。传统的家族组织不可能为村民自治提供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反而会扭曲村民自治的精神。只有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理性化社会和农民的自我组织,以及在民主自治实践中培育的农村公民社会,才能为村民自治的成长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关于“村官腐败”的制度分析——一个社会自治问题

对村官腐败的讨论混淆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村官不是官,他是社会自治体的成员,至少法理上如此。换言之,他的腐败恰好是因其身处两个体制——国家行政体系与社会自治体系之交界处,而且他腐败的根源恰好是现行体制治理逻辑的自相矛盾和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利关系的规范失序。在腐败的村官身上体现的是官治与民治的权力冲突,前者基于的原则是国家权力,后者基于的原则是自治体的自治性与社会权力。防止村官腐败,关键是将村官双重代理身份剥离,将行政权与自治权做出区隔,并把社会自治以法治的原则确定并规范下来。

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

明清两代政府都致力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并力图把社会基层的管理也纳入到整个政治管理体系中。乡约本是宋代士大夫倡导的加强基层社会道德建设的民间组织形式,到明代朱元璋所创设的老人制度敝坏之后,乡约又获重新提倡。清朝政府继续推行乡约,并赋予乡约更多的权力和义务。在乡约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性是一贯的,但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出日益密切的倾向。乡约的职能主要是思想道德的教化,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乃至不同乡约的具体职能有所差异,职能的变化可以映现基层社会的运行状况。

和谐社会视野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前提是树立正确的农民增收观;基础是加快农村基层建设,改善农村干群矛盾;关键是发展农民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素质;重要条件是加大再造秀美山川的监管力度;保障是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化步伐,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论村民委员会在行政法中的法律地位

村民委员会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和村规民约对村内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与村民形成不对等的关系。我国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认为村民委员会只有在法律、法规授权时才具有行政主体地位,笔者认为只要村民委员会行使公权力时就具有行政主体地位,理由是我国行政法疆域应从国家行政扩展到公共行政;村民委员会享有社会权力。

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与体制性供给路径

按照“社会结构-制度运行的组织化模式-集体行动一致性的共同效能”三大要素的相互关系,探寻应急化治理与常态化治理互动融合进程中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发现防护型集体行动中的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这一互构性是通过“社会结构、历史秩序和行为主体选择”三大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比较分析当代中国乡村组织中“边缘落后村”和“近郊卫星村”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秩序,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状态下,分别基于行为主体“结构-功能”的差异化选择,形成了“能人主导型”和“行政赋能型”两类集体行动的逻辑。前者体现为本土化的能人凭借个体化的社会资本与紧密型村落文化的结合,达成集体行动的逻辑;后者则是经由具备政治资源的“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制度化政策资源的输入与离散型村落文化的整合,达成集体行动的逻辑。二者关于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都是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存在为前提。构建应急化治理与常态化治理互动融合进程中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需要扬弃“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治理语境,立足于“党-国家-社会”的治理范式。在现实性上,这体现为以政党整合为基础,补足“乡村社会团结再造”的体制性供给路径。

国家治理下的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属性

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具有多种属性且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属性种类不断增多,属性内容不断转变。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主要发挥社会属性,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强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政属性与经济属性随之增强,社会属性会因行政属性的压制而逐渐变弱。国家治理能力存在一定限度,这就需要合理利用自治基本单元的多重属性,通过行政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发展经济属性激活社会属性的方式,促进村民自治真正落地,实现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王阳明乡治思想及实践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在社会控制实践中颇有建树的实干家,他在"知行合一"理念的指引下,践行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如果说他在贵阳龙场悟道期间是在做理论积淀,那么他在南赣期间的一系列措施则是他社会控制思想的物化结果。王阳明的社会控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对乡民的行为控制。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平安乡村建设理论基础、路径与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社会治理认识的重要理论成果,而平安建设则是公安机关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将其结合起来探讨平安乡村建设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在分析前两者对于平安乡村建设理论指导意义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农村公安改革的创新和实践,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具体建设路径,并对平安乡村建设主体及相关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优化与再设计。

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根据中介组织的基本特点，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结合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作者提出了创新中介组织管理 体制的一个思路：即建立以中介组织自律管理为主、政府监管为辅，以法律管理为主、行政管理为辅，以间接管理 为主，直接管理为辅的新型的单一管理体制。同时，作者建议各级政府组建“社会中介组织协调部”，专司对中介 组织协调管理的职责。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的行政作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改变日益严重的工农业、城乡、区域之间发展失衡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发起了"新村运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韩国政府的行政作为主要体现在:改革机构,调整支农政策,提供财政援助,发挥农协的作用,实施新村教育以及建立监查制度。借鉴韩国政府推进新村运动过程中的有益做法,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治理视角下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估

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估是村镇规划的基础。该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理论框架,构建了治理视角下的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估"压力-状态-治理"(Pressure-Status-Governance,PSG)框架,并以江苏省溧阳市为例,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估与障碍因素诊断的研究。结果表明:1)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由村镇建设的需求、资源环境的供给以及政府-市场-集体-村民等多中心利益主体治理行动3个维度互动互馈形成的综合系统,可采用PSG理论框架进行承载力综合评估。2)溧阳市承载力分高中低3类,80%的村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资源环境本底状态普遍较好,压力和治理维度普遍偏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3)低等、中等承载力区是提升的重点和次重点区域,高等级承载力区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高中低承载力区分别存在4、5、9项障碍因素,主要集中在状态维度和治理维度,且存在全局、局部和单区3种类型的障碍因素;全局障碍因素水环境状态频次占比最高,是亟需改善的障碍因素。最后,拟定了未来全局、局部以及单区域的障碍因素治理提升策略,可为溧阳市综合承载力提升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