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与社会舆论的生成及传播

元代科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对于元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之中,有关科举生成的社会舆论及其传播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元代科举在长期废置的情况下举行,引起全国社会舆论的活跃和各社会群体的频繁互动。元朝在后至元元年废除科举,再一次引起社会舆论的高涨,反映了元朝蒙古统治下科举发展的艰难历程。元朝科举实行期间,每次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之后,都是社会舆论生成和传播的活跃时期。元朝科举试题涉及当时现实问题较多,大部分问题都是当时士人和官场热议的问题。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们在分析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传统儒家治国理念为指导,探讨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写成答卷。一些优秀答卷会在科举考试以后出版的《三场文选》之类的科举参考书中收录,促成了这些社会现实问题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更多的人议论,从而形成社会舆论,促成士人参政、议政,引起士人与官方之间的良性互动。

土司参加科举与科举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研究

明至清初,朝廷以“土司无用流官之例”,不许土司参加科举考试。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大量土司被废除,土司制度日趋衰落。保留下来的土司,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在此背景下,土司请求参加科举考试。雍正十三年,土司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作为少数民族首领的土司参加科举考试,推动了科举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推行,是中央王朝在文化领域推行一体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清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参加科举考试,扩大了科举制度推行的区域,丰富和发展了科举制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让科举制度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南宋科举与社会流动的量化考察——以两份登科录为中心

对《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的统计发现:一方面,从绍兴十八年到宝祐四年,家世背景对登科举数、登科年龄的影响是逐渐减弱的。平民家庭出身者在两份登科录中始终占半数以上,表现出科举带来的社会流动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家世背景能为登科者在上行道路上赢得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通过与南宋宰辅登科年龄的对比,可见宰辅在平均登科年龄上较两榜进士年轻化,官员家庭与平民家庭的平均登科年龄相差不大,显示出家世背景在平均登科年龄上的减弱。一言以蔽之,家庭因素在科举考试中的助力作用正在逐步降低,换言之,科举确实为南宋社会流动的加速起到推动作用,并促使南宋社会逐渐走向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发展趋势。

何炳棣与艾尔曼之争重探——写在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中译本问世之际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在《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中,意外地把具有役籍性质的明代进士的户籍,给人以误当成家世之感,使得本怀疑科举社会流动率的艾氏自己的统计,比“流动派”主将、美籍华人何炳棣教授提供的平民比例还要高。何炳棣与之争鸣时无意之中将错就错,并转换概念,把艾氏的“反证”作为“乌龙”回敬艾氏。这貌似一剑封喉,实则是重蹈覆辙。而一些不知情的两岸学者,把何氏的“回敬”当作定论一再证引,这又对本不该发生的“学案”的广为人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维护两位汉学大师的学术形象,阻止不确之论的进一步扩散,今后在进行相关学术史回顾时,不该把何氏的“回敬”再当定论来征引,同时应在两部经典再版时更正或剔除不当部分。

清初武科举制度演化及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清初政治局面风云变幻,皇权统治甫定,急需建立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清朝沿袭明代武举制度并加以修订,创立了武科举制度。清朝依托武科举制度得以稳定吸纳降军,构建新军制,同时将皇权延伸至基层社会。顺治、康熙两朝逐步完善了武科举考试章程,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考试内容上杂满汉,并在考试资格上进一步向社会开放。与之相应,清朝创建了武科举铨选规制,通过分发和随营制度确立了武科人员的选官方式。武科举制度成为清初社会治理的一个枢纽,皇权通过该制度加强了对基层社会和军制的控制,同时社会各方力量经过武科举也实现与皇权统治的互动。清初政府最终利用阶层流动制度快速建立有效的社会治理力量,确立了新的皇权专制治理体系。

功能丧失与制度异化:武举制度变迁的动因与启示

以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对武举制度变迁的社会动因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的武举制度自唐代创立后经历了宋、明至清始终处于"文治"的范畴之内,作为文举制度的组成部分,武举始终未能摆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境遇;研究进一步认为推动武举制度从诞生到废止的社会因素有三个方面:1)统治阶层维护政权以及战争对武术和军事人才的需要使武举制度得以诞生并延续;2)统治阶层始终存在着"尚武"与"禁武"之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尚武精神"的扩布;3)武术在戍边卫国维护政权稳定上功能的丧失是武举制度消亡的根源所在。

清代科场冒籍与土客冲突

户籍制度是科举制度得以推行的基本保证 ,但是清代户籍制度遭遇商品经济发展、流动人员增加、社会变迁加快等因素的挑战 ,户籍管理变得难以实现。商籍是大商人们凭借同籍官员而谋得的合法占有科举名额的途径 ,冒籍则成为各种类型考生谋求走向仕途的不合法之道 ,这其中可以区分出多种不同类型 ,也引起了诸多新的社会矛盾 ,乃至形成严重的土客冲突。从科举的社会史角度出发 ,对冒籍问题加以解读 ,可以帮助我们解开清代社会矛盾的部分死结。

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对历史内容的强化,使士子不得不注重议论、评述历史。中晚唐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形成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这些都决定了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深刻新警,善于翻案,和此时期注重新变疑古的史学思想有关。

论科举对唐代隐逸风尚兴盛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整个唐代的士林心态、风俗习尚以及文学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唐人出处进退的人生选择以及人生哲学的架构意义更为重大。此外,科举对唐代强烈现实指向性的隐逸的形成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古代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影响

古代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是中国科举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推行,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族交往与融合,也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多学科视域下科举文化控制社会分层功能浅议

作为一种器物、制度与文化多元混同历史要素,科举自隋炀帝于605年创立以来,就以其多元一统性影响和控制了1300余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走向,这种控制本身不仅有显性的方式,更多的则是隐性的控制。从科举文化的视角分析它对社会分层的非显性控制,一方面是为丰富科举学、考试社会学、考试文化学等学科进行探索,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为当代大规模考试的改革及其价值定位提供参考。

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基于贵州明代卫学社会影响的考察

科举是隋唐以来国家与社会联系的关键性纽带。科举的国家性及内蕴的社会、文化渗透力,可直接标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偌大中国,政区各异,对科举进行制度"一律"下特征各异的考察,能从特殊透视一般,从而深刻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在国家与地方互动中,作为科举具体的教育功能和特殊意义。贵州明代科举及第者来源的结构及变迁案例,表征出科举作为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流动载体,所依托的教育母体,深刻受制于国家与地方整合中的结构性制约;反过来,又以制度性产出(后果)的影响力制约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从而形成差序结构拓展与整合的社会变迁平台,卫学参与构建国家——社会的关系。

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视野下的明代殿试策解读

明代的殿试策,所涉问题通常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政治情势密切相关,有时甚至直接影响朝廷决策。从现代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明代的殿试具有国家智库的功能;而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视野下解读明代殿试策,也可对明代进士的知识结构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他们不只是在人文素养方面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也为"经邦济世"储备了丰富的关于吏治、边海防、经济、民生等的学养和思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而有能力在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科举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对科学文化的要求,不能满足时代对新型科技与管理人才的需求,并且严重地阻碍新式教育的发展,所以,在经过选官制度的变通作为过渡之后,科举制终于在"新政"中被废除。科举制废除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效应,主要有: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现代科技事业的开创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废除科举制的重要意义在于清除了横亘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道路上的一个综合性障碍。这项成功的制度改革,无疑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场制度变革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命运。士人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垄断者,居于中国四民社会之首。科举制度停废,意味着其原有流动渠道不再畅通,从而分流到新式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部门。士人通过身份转变,担当起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

再论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侧重谈对高考改革的历史借鉴

科举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早已在百年前退出历史舞台,但考试选才这种方式依然存在,科举学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科举“追求至公”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与普适性;科举促进社会流动对改善当今社会结构具有积极示范意义;科举立法缜密确保考试权威公正亟待当今考试法治借鉴。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不仅体现在对当今教育考试制度建设的启发借鉴上,还可延展到教育乃至政治领域的许多方面,从科举的公平性、社会流动、考试立法等角度谈古论今,仅是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之“冰山一角”。

状元筹、中秋博饼与科举习俗的现代遗存

厦门中秋博饼习俗并不是由郑成功部属洪旭所发明,而是从明清时期全国多数地区都有的博"状元筹"或"状元签"的科第习俗演化而来。博状元游戏源远流长,其传播经历了从学子文人卜巧求运的雅趣到庶民家庭团圆助兴活动的演变过程。闽南一带以科名月饼取代竹制或骨制、象牙制筹条,并将博戏时节从春节前后移到中秋,使这种别致的科举文化习俗得以存留至今,这是古代科举文化现代遗存的典型事例,有其独特性和特别的价值,不仅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提供了"活化石",而且保存了一种具有鲜明中华特色的娱乐种类,为民众提供了一种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活动。

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分析

通过对《清代朱卷集成》七千多名举子家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清代,尽管获得科举功名者大多数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出身于上五代均无功名家庭的举子要实现向上流动相当艰难,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个较为公平的上升渠道。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居住城市的举子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要比乡居举子大得多,但家世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远比居住地更为重要的作用。

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堠乡村社会变迁

明末清初的粤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由“乱”到“治”的过程。文章以大埔县百堠村为个案,具体探讨该村在由“贼巢”到“邹鲁乡”的变迁过程中,乡绅阶层的产生及其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认识粤东地方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理解客家传统社会,这有着重要意义。

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本文首先在既有数据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小群社会2和庞大的应考群体两个路径入手,检验明清时期中国科举制覆盖实际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此为基础,剖析在具体生活世界中人们对科举制的忠诚、信任、热情以及社会压力的消解,并由此说明传统社会以士为中心、以农工商为外围的结构特征。文章还从两个方面分析社会流动的两个后果: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价值以功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耦合成传统社会整合的重心。最后本文认为将由国家政治向社会生活领域的视角转换,不仅能深化与完整对科举制功能的呈现,也能促进对传统社会整合方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