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的理解与适用

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应当作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阻却事由,并且应当区分行政相对人的故意与过失状态。故意的主观状态因其更具非难性,应当比过失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第33条第2款之规定所确立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法律上的推定而非事实上的推定,即举证责任的倒置而并非采证中证据规则的运用。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既不能直接适用刑事诉讼的标准,也不能简单遵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基于行政处罚的种类多样性,应当建立一元化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以应对复杂的行政执法状况。

行政赔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二元建构--兼评2022年行政赔偿司法解释第11、12条

行政赔偿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应当进行“原则+规范”的二元建构。原则层面,规范说具有普适性和明确性优势,值得采纳。规范层面,我国现行立法“原则与例外”式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体系基本符合规范说的要求,但由于需要同时适用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而两法本身存在逻辑冲突并伴随具体规则的差异,使得同时适用模式面临困境。对此,应打破两法并立的格局,确立国家赔偿法的唯一基础规范地位,并将司法解释的内容纳入其中,赋予其法律地位。

正当防卫的证明难题及其破解——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程序向度

正当防卫之司法冷遇,在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影响下似乎逐步走向缓解,为了避免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成为“昙花一现”的实践风潮,需要在正当防卫理论上实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积极对话。近期认定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中,控方均主动承担了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就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样态而言,这的确是更加合理的选择。囿于犯罪论体系的先天不足、主观性事实的证明难度以及对书面证言的依赖,正当防卫之证明绝非易事,需要探索足以长期、有效助力于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证明模式。有效兼顾经验法则与证据规则、指引实体要件之程序推进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即是可能之选择,在正当防卫的证明过程中,需要注重经验法则与“概括”的合理运用,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明而非强求“印证”,并容纳产生合理怀疑的多元化形式。

“事案解明义务”一般化之辨——以美国“事证开示义务”为视角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从"(超)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型,不负证明责任之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逐渐浮出水面。事案解明义务应否一般化是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理论争议的热点问题。作为一般化的样本,美国事证开示义务殊值探究。美国之所以确立一般性事证开示义务,与其诉答机制、具体化义务、证明责任等所具有的特殊性有关。而且,其事证开示义务范围趋向限缩。我国尚不具备确立一般性事案解明义务的必要及可能,但仍可参考其事证开示方法对文书提出命令等予以完善。

证据法视角下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从证据法角度来看,现行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实践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推定规则除外情形限缩不当和推定效力过高。与此相适应,现行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的完善方案也必须将扩展除外情形方案和减轻举证责任方案结合起来,即一方面扩展除外情形,至少应增加"该举债没有经过举债方配偶事前同意并且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一应当认定为举债方个人债务的情形;另一方面,应减轻举证责任,即将现行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由转移客观证明责任的推定改为强制性仅转移主观证明责任的推定。

司法认知:证明责任的新视角

证明责任解决的是当事人对哪些事实应当举证证明,否则承担败诉风险。司法认知解决的是哪些事实不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而由法官直接确认。在证据法学中,人们往往热衷于从证明对象的角度来把握哪些事实应该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而鲜有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的承担。如果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那么司法认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但是司法认知只影响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而与客观证明责任没有实质的关联。

关于主观证明责任的界定与基本范畴研究

在诉讼上,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与当事人的主张责任息息相关,因此,主观证明责任的履行,主要是针对当事人在提出事实主张之后为获得对其有利的裁判结果所无法回避的现象。相较而言,无论诉讼终结时案件事实出现何种状态,法院均不得拒绝裁判,因此,客观证明责任的产生,主要是针对法院在作出裁判的结果上所无法回避的现象。可见,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居于不同的范畴,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功能,二者之间既不可相互替代,又不可混淆。

论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

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我国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论,即证明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二者均未能对司法实务之乱象进行有效的疏导,根本原因是都没有厘清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的内在关联以及各自的功能界限。基于现行法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应该是:先由侵权人对因果关系的不存在进行证明(本证);若法官对此形成确信,再由被侵权人对因果关系的存在进行证明(反证)。采用此路径产生的其他证明难题,可以通过对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施加解明义务、运用经验规则、适度降低证明标准并依赖法官在证明评价中的能动作用等,予以有序化解。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识别、困境与进路——从《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切入

海洋污染特有的行为逻辑和时间逻辑使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目前,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还存在起诉主体不明、举证责任不清、责任方式单一等问题。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困境的破解需要在识别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础上,重新解读《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的具体内容,明确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的起诉资格,厘清其起诉顺位;还应摒弃举证责任倒置的绝对化适用,根据海洋污染的特点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同时确立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责任承担方式,通过引入政府补偿的方式提高责任履行的有效性。

新证据规则下法官查明事实职权活动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的民事诉讼理论强调"当事人主义",希冀通过法律来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对法官职权活动设置了过多的约束,以至于"程序自缚"演变为"法官自缚",造成诉讼中法官职权的失位。201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总结了过去诉讼实践中法官履职不规范和当事人诉讼不诚信的现象,进一步调适了审判主体和诉讼当事人在举证、查证和认定证据方面的职能分工,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之间进行了重新调适。一方面强化当事人诉讼诚信义务,另一方面加强法院诉讼指挥权的行使。我国诉讼法学界很少将法官查明事实的职权活动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相关的理论较为薄弱。完善法官查明事实职权活动的理论构建,既是因应新证据规则相关制度修改的需求,也是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裁量权失位与失范的正确路径。

大陆及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制度比较

大陆法系的客观证明责任制度是在职权主义诉讼中产生的一种裁判依据;大陆法系的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与英美法系的说服责任有一定的对应性,一旦其与证明标准结合起来,客观的证明责任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大陆法系的具体的主观证明责任和英美法系的提供证据责任具有部分的对应性。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都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论主观证明责任的独立品格

我国学理上缺乏对主观证明责任进行独立、系统的研究,进而产生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问题。主观证明责任具有特有的法律内涵。主观证明责任的证明对象包括程序性事实与实体事实两类,其责任分配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诉讼中由当事人交替履行。主观证明责任有促进发现真实、强调当事人自我责任、防止滥用诉权等法律功能,在实践中为合理解释法律规定、提高当事人举证意识与举证能力、促进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起着积极作用。

论民事诉讼案例分析框架:案例教学与研究方法

随着裁判文书在互联网上的公开,案例分析愈发成为民事诉讼教学与科研的重要内容。然而,民事诉讼体制转型也使相关案例在现阶段尚带有职权主义的色彩。相比民法案例,民事诉讼案例分析更加复杂、多维与动态,并主要呈现出律师视角与法官视角、客观真实与三重事实的对立。尽管如此,请求权基础分析法依旧可以被吸收与借鉴,并主要作为处分原则项下的内容,与传统诉讼标的识别标准有机融合。除此之外,民事诉讼案例分析还需关注辩论原则与职权进行原则项下的重要问题。作为民事诉讼的主线,诉讼标的构成了民事诉讼案例分析的主轴。而在诉讼标的之外,还需针对案件的特殊情形考虑诉讼要件与证明责任。面对具体民事诉讼案例,可以采用"六步分析法",即"锁定诉讼标的→确定构成要件要素(包括抗辩、再抗辩、再再抗辩)→识别特殊诉讼要件→事实主张与证据证明→证明责任(客观)→其他拓展问题"。案例不仅是民事诉讼理论的试验场,而且也为本土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燃料与动力。标准化的案例教学也将使法学生从理论的空谈者炼成理想的法律人。

关于法院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思考

在刑事诉讼中,由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有观点认为法院是证明责任主体,法院应当承担证明责任。针对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法院的查明和判定行为不等于证明责任行为,更不同于证明责任。从证明责任的实质分析,证明责任的实质和目的在于解决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下判的问题。法官不仅不具有产生证明责任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不可能承担提供证据不足,证明不力的败诉风险。无论是从诉讼证明的性质和诉讼程序正当性的要求看,法官都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影响我国刑事抗辩事由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

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由控方还是被告方承担,可以从刑事推定的适用、犯罪构成理论、诉讼模式的差异以及价值权衡等诸多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考量,得出我国刑事抗辩事由的客观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的结论。

抽象职务发明奖酬请求权研究

职务发明奖酬对于合理分配单位与发明人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职务发明奖酬的特殊属性,有必要借鉴公司法中股东抽象红利分配请求权规则,在发明人与单位就奖酬事项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时赋予其抽象职务发明奖酬请求权。以此能够有效克服职务发明奖酬支付主体不固定、数额标准不明确、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平和诉讼时效认定标准不统一等司法困境,实现职务发明经济利益的分配正义,保护发明人的奖酬权益,激发创新热情。

论我国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构建

相较于刑事诉讼中公权力的滥用而言,刑事不作为是一种隐蔽的权力不当行使的行为,属于"懒政"的一种。其造成的社会危害并不亚于刑事滥作为导致的危害。刑事不作为包括不履行法定职责、拒绝履行法定职责以及履行职责严重不当三种情形。我国《国家赔偿法》及其他法规对于因刑事不作为导致国家赔偿的规定存在明显的不足,导致实践中屡屡出现遭受刑事不作为危害的受害人合法权益受损且无从得到救济的现象。将刑事不作为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不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而且存在操作上的可行性。我国的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应当从规范刑事不作为的情形、明确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的主体与客体、细化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的举证责任与赔偿标准方面进行全面构建。

高层建筑加压送风量控制表的研究

根据"再论当量流通面积流量分配法在加压送风量计算中的应用"(以下简称"当量法的应用")对各类不同情况下的加压送风量进行计算,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加压送风量数据库。通过分析,找出了加压送风量的变化规律。对任何工程,只要已知防火门的规格和加压送风系统的负担层数,不必进行辅助的计算就能很方便的查到所需的加压送风量,大大地节省了时间,打开了加压送风量计算的方便之门。

论法律事实

随着诉讼制度的改革 ,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的实施 ,人们的法律观正由实体公正向程序公正转变 ,法律事实已成为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依据。该文对法律事实的界定、法律事实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认定制度进行了论述。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1997年修订的刑法新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补充。但由于该罪在罪名确定、证明责任、犯罪主体以及法定刑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争议之处,直接影响了该罪在司法适用中的社会效果。为此,从刑法理论及刑事立法上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反思、整合并加以完善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