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形式化特点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也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中庸之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儒学或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一种"情理精神",在实践中,这种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又是通过对经权关系的处理而得以实现的。揭示这一内在奥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真蕴。

论“情理沟通”的交往伦理形态

在中国,"情理沟通"成为交往伦理的特有样态。情理精神是蕴涵情感在内的,是情感的一种理性升华。而情感是流动的、变动的,所以情理精神呈现出情景性、具体性、变通性特征。"情理"式的交往,既能在相互之间保持互动的人情味,又摆脱了交往的任意性、随意性,有益于交往伦理关系的延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人文情怀

随着新思潮和思想不断涌入,传统的说理教育已不适应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注重人性化的人文情怀,才能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鲜明个性,人文素养相对较高的人才。

和谐社会中的情理法之辨

中国传统的法观念是情、理、法,把情、理置于法之上。而现代法治社会则要求法、理、情,法律至上。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追求法治的最高目标,即情、理、法的和谐相融。

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法、理、情

法、理、情的管理是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方法与手段,法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和前提;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源泉;而情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润滑剂。三者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应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运用法、理、情,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论情理文化与人情世界

人情世界作为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主要表现形态，有其深刻的文化底蕴-情理文化。本文以文化学的视角概述的情理文化的确切内涵及其基本特征，并由此印证了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说不尽的张爱玲——张爱玲散文艺术美探析

张爱玲散文具有情、趣、理三者融合之艺术美;这种美在张爱玲散文对世俗生活的描写上,对人性的解剖 上,在对家园意识的传达中都有所表现;张爱玲散文艺术之美源于其议论性小品文文体的运用与鲜活机警的语言的运 用。

论冰心小说中女人的美——以《我的学生》为例

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审美的结晶,优秀的文学作品更倾向于在更高的意义上关心人,从而引起读者在道德、人格、精神上的震撼。冰心的短篇小说《我的学生》展示了一位普通知识女性短暂而又美好的一生。但她"美"的一生却让读者长久地留连与赞叹。她集心态美、理性美、诗性美、英雄美和人情美于一身,由此构成了作品卓异的审美价值,也是冰心生活理想、审美理想的艺术体现。

儒家道德哲学的情理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人作为情感与理性相统一的生命存在,二者的失衡将会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生命困境和道德困境。对于当今时代而言,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的绝对主导地位已经导致人类处于"神圣遭劫"、物欲横飞的道德哲学困境中。从人的本性来看,儒家以情为主、情理统一的情理精神为我们超越现代道德哲学困境能够提供有益的价值启示:通过以"情"论"性"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系统,以道德之"情"构筑意义世界,以伦理之"情"重塑人的"伦理整体性"。

论先秦儒家情理精神的现代转化

先秦儒家情理精神的现代转化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从时代需求出发,重新呈现适应人类生命之需的价值真理;二是涵容现代理性精神,既积极吸收现代理性精神的先进价值理念,又要超越现代理性精神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从个体层面看,要建构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精神联结,以"情"为主的先秦儒家德性论需与基于现代理性精神的权利论相整合;从整体层面看,为适应血缘文化淡化的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诉求,先秦儒家情理精神的核心价值,即"仁爱"思想,需由以"爱亲"为核心理念向以"爱人"为核心理念提升,发挥"情"之合同功能,以有机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化解当今"伦理—道德"精神链断裂的时代难题。

格老秀斯与自然法——简评《战争与和平法》

格老秀斯以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使国际法成为完整、独立、系统的学科,被称为国际法的“鼻祖”,他更是近代西方法学思想家中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自然法理论的人。他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都应以自然法为基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应受国际法和自然法的约束。在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思想家中,他第一个使自然法概念摆脱宗教神学的约束,恢复和发展了自然法的世俗观念,认为自然法代表理性或人的本性。他希望通过他所掌握的法理学、哲学和神学的渊博知识,以其具有说服力的文笔,有助于国际和平的恢复和国际间法律状态的形成。

情与理的抗衡——从李贽、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析其妇女观

本文从李贽、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出发,综观李贽、金圣叹的妇女观,既积淀着封建伦理道德的糟粕,也有资产阶级人性自由、平等、解放思想的萌芽,贯穿着情与理的矛盾与抗争,也正因此构成了其妇女观的二重性与复杂性。

宋代民事审判中“情理观”的类案解读

“情理观”深刻影响着宋代民事审判,以往学者更多从哲学或者原理、原则角度进行诠释,运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较为典型的案例,力图从类案角度予以解读。《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宋代民事审判案例可分为:一是主要涉及财产关系的“田宅”案件、“钱债”案件;二是主要涉及人身关系的继承案件、婚姻案件;三是与家族伦理密切相关的亲属间争讼案件。从宋代类案审判实践中可以发现,虽然宋代对于情理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即仁爱、遵法、重礼、重伦理亲情等的秩序观。但是落实到不同的类案中,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或侧重,比如母子兄弟伦理亲情是亲属间争讼中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而钱债案件中债务人极端贫困的经济状况也会成为影响判决结果的重要因素,如是种种,呈现出一种“理一分殊”的独特面貌。宋代民事审判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当时历史语境下情理和法律的平衡与公平公正的实现。当代中国应认真对待情理,借鉴古代司法中的智慧与经验,为实现当代中国的司法公平公正提供自己的中国方案。

花开两面:人情在司法难题中的双重面向——基于“天理—国法—人情”的法文化解读

基于"天人合一"的大前提,"天理—国法—人情"这一表达具有精妙的逻辑结构并且长期影响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实践。究其本质,人情不仅是这一结构的核心,同时还是生成和形塑国法与天理的动力源。三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存在着国法受到人情与天理牵制的一面。通过个案分析可以看到,司法者立足国法的同时能够以天理为中介将人情中的合理性因素以一种更高级的形态纳入法体系本身。因此,在要求裁判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现代司法中,"天理—国法—人情"这一传统的表达依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