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haviours of Multi-Stakeholders under China’s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A Game Theory-Based Analysis

China has implemented both quantitative and policy incentives for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since 2019 and is currently in the policy transition stage.The implementation of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RPSs)is difficult due to the interests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including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power grid companies,power users,local governments,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Based on China’s RPS policy and power system reform documents,this research sorted out the core game decision problems of China’s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and established a conceptual game decision model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governments,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and power grid companies.The results reveal that for local governments,the probability of meeting the earnings quota or punishments for not reaching quota completion are the major determinants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quota supervision.For power grid firms,the willingness to accept renewable electricity quotas depends on the additional cost of receiving renewable electricity and governmental incentives.It is reasonable,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to implement the RPS policy on the power generation side.Electricity reform will help clarify the electricity price system and increas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quota implementation process.Policy implications are suggeste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from price incentives and quantity delivery.

家庭成员之间身体侵害行为定罪相关因素研究——基于349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公开的全部虐待罪和家庭成员之间身体侵害行为有关故意伤害罪的裁判文书共349份,有341个被告人的有效样本。总样本的双变量相关分析发现侵害行为的持续时间、次数与定罪均显著负相关,身份关系、使用工具情况、人体损伤程度则与定罪不相关。基于年龄的分组比较还发现若干组间差异。对相关分析的整体反思能够归纳四个裁判倾向,不同倾向的价值判断标准之间存在潜在冲突,而且缺乏规范性的裁判逻辑。应当准确把握虐待罪适用的刑事政策,充分认识到虐待罪是刑法特殊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的专门堵截性罪名。建议从四方面完善区分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定罪规则,如单次侵害行为根据人体损伤结果区分两罪;两次或多次行为,直接致人轻伤及以上结果的单次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其他符合“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虐待罪。

醉驾入刑定罪量刑标准的调适与完善——以“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重塑为进路

醉驾入刑十余年以来,虽然醉驾案件审判质效不断向好,但醉驾案件办理仍存在规则不统一、类案不同判等突出问题。其根由在于醉驾入刑标准与行政处罚标准的同质化、醉驾刑罚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对冲化、司法为弥合对冲时的地方差异化等。通过醉驾行为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三分法”来重塑醉驾情节,并确立“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醉驾的定罪量刑新思路,可以认为,将醉驾定罪处刑的血液酒精含量下限标准提高至130毫克/100毫升,具有妥当性。

秦唐间盗罪的变迁:游牧法因素介入下的连续性

中原农耕区的盗罪具有多维性,在“狭义”盗罪外,还有特殊物之盗、特殊主体之盗、特殊手段之盗等。对狭义盗罪,要计赃定罪,实行“实刑主义”,不处死刑。相反,财产性是游牧族群法主要甚至唯一的维度,重财轻人,盗罪至死是草原盗罪的一大特征。在一般情况下,游牧群族法实行“赔偿主义”。盗罪的维度主要由文明类型所决定。秦唐间盗罪的连续性,是在游牧族群法因素介入下的“连续性”。《唐律》规定的倍备制度是游牧法传统在汉地“文明化”的结果。包括盗罪在内的中华法治文明的连续性,乃是游牧文化因素介入下的连续性。农、牧互动以及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是这种连续性背后的秘密。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受贿条款修改之检视

基于1997年《刑法》第229条第2款的立法缺陷和受贿犯罪的立法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款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受贿行为进行了修正,将其定罪处罚的条件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法定刑升格”修改为“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立法学角度分析,这一修改试图纠正立法缺陷,但却引发了新的问题:该款中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适用条件与刑法分则中其他类似条款的普遍性适用条件不一致;此外,该款牵连犯的处断规则与刑法分则其他法定牵连犯的处断规则不一致,造成了该款牵连犯内部、该款牵连犯与其他法定牵连犯之间,以及该款牵连犯与其他条款规定的想象竞合犯之间的罪刑失衡。从刑法释义学角度分析,该款规定的罪数处断条件的表述与实际处断规则不符,导致在解释时难以确定具体的罪数形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修改该款规定的处断规则及其适用条件的表述,以实现罪刑均衡和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的实证分析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完善刑法对水生野生动物相关犯罪的惩治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保障。我国《刑法》第151条、340条、341条对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进行了规定,《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调整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通过对2021—2022年相关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刑法保护范围狭小、犯罪门槛降低、刑事处罚轻于行政处罚、缓刑适用率过高、无限额罚金制实务操作性不强、预防救济措施缺乏等问题。建议完善刑法对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体系,调整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构建完整的刑罚适用体系,以期全链条惩治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有力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自开展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改革以来,对是否应当降低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一定的争议,特别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关系、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值班律师和量刑建议等诸多问题。为进一步科学规范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审理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补强证据来源于口供或同案被告人供述的要慎重、建立公设辩护人和政府购买法律服务两种模式、结合实际推行量刑建议分类精准模式,以切实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

刑罚的报应结构

犯罪—刑罚的发生次序类似于个体本能反应中的刺激—反射,但又与之存在根本差异。符合群体伦理信念的刑罚能得到强化,反之则会被削弱。刑罚的设定应遵循该当性原则,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犯罪与刑罚应跟随群体伦理信念调整。现代社会刑罚结构的制定权常由专门机构、社会精英行使。虽不应倒退回刑罚制定的原初阶段,但亦不能忽视刑罚的社会文化基础,否则难以取得预想的实施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

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认罪的十大“病理”

与对抗性程序相比,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的认罪更令人困惑,认罪原因也更为复杂,探求此类错案的“病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和西方国家辩诉交易的相关案例发现,无辜者之所以错误认罪,其背后往往存在以下因素:事实误解、法律误解、厌恶诉讼风险、惧怕严厉刑罚、受量刑折扣诱惑、避免“惩罚性的过程”、急于摆脱不利的生活困境、检察官的不当行为、律师不良建议或法律帮助不足、被追诉人恶意或特殊动机等。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实践的开展,通过回溯性检视来总结经验教训也极其必要。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无辜者认罪错案的“病例库”,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的视角来透析此类错案发生的机理,寻求根治此类错案的具体路径。

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实证分析与立法检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刑事处罚有了具体的法律指导。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行为类型、裁判结果、量刑因素、减刑情节等司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非法占用草原犯罪存在犯罪行为类型不均衡、犯罪构成要件认定模糊、裁判量刑较为随意的问题。研究认为其原因在于立法层面对草原生态法益重视不足、犯罪构成要件不够明确、刑罚档次缺乏区分度、刑罚手段过于传统4个方面。故研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设置独立罪名;统一定罪标准,明确“大量毁坏”内涵;细化法定刑档次;设置多元化刑罚手段。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刑法》第37条的司法适用--基于1097份司法文书的实证分析

随着轻罪立法的增多,我国的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轻罪案件的占比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作为法院定罪免刑和检察院相对不起诉的共同依据,《刑法》第37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实证分析表明,司法实践在适用第37条时存在三点主要缺陷:司法机关通常只回应第37条的部分文字内容,对于具体事由的量刑说理语焉不详,且对定罪免刑和相对不起诉这两种性质与后果迥异的司法处断采用相同的论证路径和论证理由。这导致第37条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未来对第37条的理论研究必须着眼于实践缺陷,将重心置于刑罚论与量刑理论。首先,要重新检讨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用“通过报应实现目的”的论证模式化解并合论“二律背反”的困境。其次,论证犯罪概念的独立性以及犯罪与刑罚的可分离性,从中区分出“应罚性”与“需罚性”,将其分别对应于“犯罪情节轻微”和“不需要判处刑罚”,并将传统归于“责任刑”与“预防刑”的量刑情节重新分类。最后,区分“定罪后是否免刑”的需罚性和“是否要提起公诉”的需罚性,为定罪免刑和相对不起诉设立不同的判断标准。

对行贿犯罪修改的三点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二)》关于行贿犯罪的修正,是对于我国之前刑法规制中对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惩治力度不足的立法回应。其立法进步价值在于,将党中央的要求进行立法上的固化,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起到促进社会治理的良性作用。《刑法修正案(十二)》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对其进行系统性理解和贯彻落实,准确把握行贿罪中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注意对于行贿罪从宽处罚的用语变化,准确把握追诉标准和从重情节。

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认定与适用——基于对137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的认定与适用是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137件相关案例的分析可知,目前“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的困境可以被归纳为,“明显不当”标准适用领域不确定与“明显不当”判定标准模糊。而标准适用困境的成因则包括审查标准适用模糊以及缺乏统一的判定标准适用路径。其中,缺乏统一的判定标准适用路径具体体现在,专业性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具有局限性、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适用尚不明确以及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存在分歧三个方面。宜采取“总+分”的形式优化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适用路径。其中,在“总”的层面需健全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适用机制以及创新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分”的层面则可以从厘清立法定位与运用体系解释两方面出发,明确“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领域;从细化“结果畸轻畸重”标准与“忽视相关因素”、厘清“违背行政法原则”标准两方面入手完善“明显不当”的判定标准。

间接证据的定罪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刑事犯罪趋于隐蔽化,越来越多的“零口供案件”出现,直接证据愈发难以获取,为侦查人员侦破案件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故运用间接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定罪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诉法解释》第140条出发,尝试说明间接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定罪的重要性并梳理其法律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现阶段运用间接证据定罪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并为完善我国的间接证据定罪规则提出一些解决策略。

论逃税罪中的处罚阻却条款

《刑法修正案(七)》中增加了逃税罪处罚阻却条款。要正确适用该条款,应当准确把握其适用条件,严格进行规范审视。我国逃税罪处罚阻却条款过于宽松,税务机关权力比重过大,阻却条款的适用没有数额限制也有违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对处罚阻却条款适用的逃税数额规定限度,明确规定限制补缴税款的期限和逃税类案件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标准,防止税务机关滥权。为了防止该领域的职务犯罪,还应当注重发挥纪检监察的作用。

认罪认罚视野下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检视与进路

使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既是值班律师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重要前提。但在理论层面,学界将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与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混同;在实践层面,存在着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形式单一、量刑协商形式化等问题。实际上,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应低于有效辩护,应以值班律师规范性动作为中心,在审前阶段完成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等指定动作,即可推定为有效的法律帮助。为此,应构建值班律师职责清单制度,同时通过充实会见权、阅卷权等权利行使,完善准入、激励、管理保障体系,促进值班律师高质高效完成法律帮助。

《行政处罚法》第29条在水行政执法中的应用

随着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行,各地区更进一步整合涉水行政职能,加之水行政执法在进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各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将由一支队伍负责执法,在面对复杂的水事违法行为时该如何从复杂繁多的行政法中选择恰当的法条进行“过罚相当”的处罚,值得深入研究。2021年7月15日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9条,明确了“一事不再罚”,以及罚款“从一重处断”的原则。通过具体案例和假定情景,根据“一事不再罚”和“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对如何选择法条处罚进行分析。

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探讨

本文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采用的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在此基础上对两者的立法意图及主要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分析比较其共同点及区别 ,得出了起诉证据标准与诉讼模式及各国法律文化历史传统紧密相关 ,并由其决定 ,但应该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这一结论。鉴于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之间相互融合、吸收 ,取长补短这一趋势 ,两种起诉证据标准之间的界线也日渐模糊 ,呈现出融合的趋势。通过考察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证据标准的现状 ,分析其利弊 ,认为必须重构我国的起诉证据标准 ,结合我国国情 ,兼采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取其之长 ,补其之短 ,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定罪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各有其特征。一般而言 ,它们性质不同 ,作用各异 ;但有些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功能具有交叉性和双重身分性。在同一案件中 ,两次适用双重身分情节 ,并非是对一个事实的双重评价。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在影响刑罚裁量方面 ,具有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 :法定情节决定量刑的基本方向 ,酌定情节起补充和具体化作用 ,能决定具体刑度。对于多功能情节以及在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 。

论窃取财产性利益

我国刑法虽然没有像德、日刑法那样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但在解释某种具体财产罪时,也得考虑其侵害的对象是仅限于狭义的财物还是也包含财产性利益。盗窃罪的对象仅限于狭义的财物(不包含财产性利益),是由盗窃罪的特征即构成要件所决定的。肯定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对象的主张,与区分财产罪的基本理论不符,会动摇财产罪的根基。狭义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的区分,与盗窃罪的成立相关。对窃取财产性利益的案件,不按盗窃罪而按诈骗罪等其他罪名定罪处罚,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处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