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中死亡类词汇所见唐代人之“生死观”

《大唐西域记》是中古时期史料价值较高的地理史籍,记载了玄奘西游诸国的传闻见识,涉及疆域、山川、风土、宗教等多方面内容,是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本文以《大唐西域记》中死亡类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词义进行初步分类,在训释字义、历时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目标语料中死亡类词汇的基本面貌和后世的词义演变情况,从而研究佛教观念影响下的唐代人之“生死观”。

盛唐五绝修辞的成就和创新

五绝创作在盛唐迎来高峰期,王维、李白双峰对峙,孟浩然、杜甫、崔颢、崔国辅等人因对修辞的重用而成为五绝发展的重要贡献者。盛唐五绝主要为乐府体,言语风格或倾向于平淡含蓄,或倾向于绚烂明快,在中唐得以延续。杜甫五绝以徒诗体为主,言语风格总体倾向于谨严典雅,对晚唐有所影响。

唐代中后期的“以理言道”“言意之辨”与诗文观念

“理”本是先秦两汉思想世界中的基本语词,唐代中后期儒者对于“理”的再次聚焦,在延续先秦两汉以政治生活为核心问题域之旧传统的同时,亦强化了“理”统合、会通的思想功能。“以理言道”的认知新风与“道”之虚化及“理”成为思想方式的核心范畴,乃是此时期颇易体察的文本现象。“言意之辨”在此风习形成的过程中,既是作为助缘的方法,也因之被再度问题化。唐代中后期的知识世界呈现出以“理”论文的明确倾向,作为人生态度及理念的“理”与一般的“理”成为文本书写与诗文观念的重要内容,而“陈言之务去”及“与造化争衡”的共识化则是“理”范畴化对于唐代中后期文学影响的另一明证。

唐代初赐功臣名号研究

功臣名号是功臣制度的一部分,但正式的功臣名号出现在具体哪一时段,一直有很大争议。梳理唐高祖朝功臣表彰情况和唐僖宗朝的功臣名号,可以明确“王言等于官方认定”和“功臣名号是特定荣誉称号”两个标准,由此断定唐高祖时期的“太原元谋”等不是正式的功臣名号。由于唐玄宗掌权前后剧烈变动的功臣政策,“唐元功臣”也并未成为真正意义的功臣名号。初赐功臣名号的时间当以唐代宗所颁赐“宝应功臣”为始。颁赐功臣名号的目的是表彰和宣传护持君父的“正义之举”,并形成独特的历史记忆。

唐代厅壁记词语考释十二则

厅壁记又叫“壁记”“厅壁题名记”,是题刻在官府厅堂的墙壁或石、木上的一种记体文章。唐代是厅壁记兴起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对唐代厅壁记中的“焯叙”“淬锷”“扃闼”“襟束”“丕肃”“曲蒙”“千云”“荣縻”“铙镯”“绥厥”“墠坛”“皂盖朱轓”12个词语进行考释,以期为《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编纂及修订提供一定的参考。

晚唐五代词中山水画屏的研究

在晚唐五代词中,屏风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大量在词中出现,但其精义往往结穴在山水画屏中。词中之山水画屏是同时期山水画发展的缩影,因此具有山水画作为绘画的艺术风格;另外,晚唐五代词中的山水画屏除了作为山水画而有其绘画艺术性的一面以外,还具有词体细美幽约的美感特质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蕴含着词体“诗化”的因子,对两宋词体“诗化”由狭小到阔大的词境具有开拓意义。本文以晚唐五代词中的山水画屏为基点,从诗词中的“屏山”意象、五代词中的山水画屏、五代词中山水画屏的绘画风格、五代词中山水画屏对词的意义四个方面进行爬梳与探微。

《新出唐墓志百种》文字校理

《新出唐墓志百种》的出版丰富了唐代文献史料,对研究唐代历史文化、书法艺术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真对照拓片的基础上,运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知识,辅证以历代墓志文献及传世文献,对该书进行全面校读,发现其文字校勘存在着诸多可商之处,兹择其数例,略加论述,以期有助于该书的利用和文献古籍的整理。

唐代作家并称的语言符号秩序与文学评论意义

并称是唐代文学发展史和学术史中的一种习见现象。如何并称,关乎语言符号秩序,而并称现象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学评论意义。如果说并称是抽象、浓缩的符号,阐释就是不可缺少的意义还原,通过还原实现对选择对象的再选择和淘汰,以达成文学经典化的推进。从并称的出现,到意义的生成,价值的确认,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些并称对象进入了唐代主流作家群体,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而另一些对象则在"循名责实"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其中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而无论必然,抑或偶然,作为唐代文学史的资源,总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论唐宋词与燕乐之关系

文章阐明了三个观点 :1 )唐宋词是一种曲牌体声乐艺术形式 ,其曲牌的音乐定式产生于“隋唐燕乐”。也可以说 ,由于“燕乐”曲子的程式化而产生了唐宋词这一艺术形式 ;2 )由于“唐宋词”是声乐艺术的一部分 ,所以其声辞配合的方式决定着词体的形式 ;3 )“词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词乐的衰亡与新兴乐种的繁盛 。

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

唐代音译、注疏、笔记等著作里零零星星地记录了不少方言现象,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但以语音现象为多。记录的方言主要来自前人著作以及当时各地的方言俗语。所提到的方言地域,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片。涉及的方言现象,既有通语的变异,也有方俗语言的变化,分成了正音、时俗语、方言三个层次。

唐代的秦音与吴音

本文探讨了“吴音”与“秦音”这两个术语在中古的渊源流变，认为其实质就是南北通语，并根据音义等资料勾勒出南北通语音系的主要差异。

隋唐五代碑志楷书中的形体混同现象

隋唐五代碑志楷书在构件层面上存在大量混同形体 ,这与形体简化、系统化等动因直接相关。同时 ,隋唐五代碑志楷书又较好地实现了在全字层面上的字际区别 ,这又是与系统自况和人为规范分不开的。

唐代选官“四才”制度的推行与意义考察

唐代官吏铨选标准中的“四才”制度 ,即从身、言、书、判几个方面对政府官员的素质进行要求。但这些标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 ,因存在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 ,没有被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 ,身、言形同虚设 ,书的考察也非专指书法 ,选官重在考判。虽然书、判的标准在推行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但作为一项制度 ,它的推行 ,深刻地影响了唐代的文化和艺术 ,是导致唐代文学与书法特别兴盛以及唐代官员文人化的原因之一 ,这是超乎制度本身之外的价值所在。

“文字为意”与唐宋诗文的理论反思

裴度对李翱"文字为意"的评价,是对中唐古文运动有意追求文字的高、下、详、略创作倾向的批评。韩门子弟的古文创作,在柳宗元、裴度、刘禹锡、杜牧等人的理论纠正和补充中,在宋初散文中逐渐消歇。但"文字立意"却成为宋人以才学为诗、文字为诗的榜样,宋元的去意论,正是对"文字为意"的反拨。

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

唐朝地名学在３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１）地名学规律的总结与运用，包括“因水为名”命名原则的最终完善、“因原而名”等原则的首次提出等；（２）地名渊源解释丰富，仅《元和郡县志》一书就达２４类、９３１处；（３）开展地名“标准化”运动，贞观年间州县省并缓解了唐初的地名混乱状况，开元十三年（７２５年）更改州名提出了整理地名的基本原则“避文相类及声相近者”，而天宝元年（７４２年）更改天下１１０处县名，使同名县大大减少，大部分县名变得通俗易懂、易写易记。唐代地名学之成就，既是承袭汉魏以来传统地名学并向前发展，又是学术本身发展的产物，还与统治者的重视有关。

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

曹寅等人承刻钦颁《全唐诗》、《佩文韵府》二书是清初出版史上的大事。二书的刊刻地均在扬州,刊刻《全唐诗》成立的机构名“扬州诗局”,刊刻《佩文韵府》成立的机构名“扬州书局”,虽一字之差,实为两次组局。两次刊书活动在刊刻主持者、刊书规模、难易程度上均有着显著差异。两次刊书活动中均存在一定的搭刻私书现象,这些私书的刊刻与组局的主旨无关,故不得纳入清内府所刻书的范畴。

从《敦煌歌辞》中乐妓形象看中古时期中国文化审美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态势

敦煌歌辞中有相当多的篇章以乐妓作为表现对象,不仅表现了对她们的充分理解、同情,而且还将她们职业性的广告,以及她们央媒思嫁的千娇百媚、男女相悦的火爆场面等,都纳入写作的内容,可谓真切、大胆,别开生面,是一种奇特的、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这种文化现象表现出中国盛唐——即中古时期的中国文化审美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态势。

明代唐诗选本与“唐无五言古诗”之争

明代选家以选本的方式标举诗学观念、参与论争,通过对格调派、竟陵派等诗学流派的代表性选本的分析,可以见出陈子昂、韦应物、储光羲、王维、杜甫等唐代诗人五言古诗的选录和评点,是围绕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说的诗学论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唐古与汉魏古诗的关系、唐古的接受和认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批评意义和学术价值,且对清代选本和诗学批评产生深刻的影响。

标准之辞源考

"标准"一词初见于东晋(327～376年),为道德标准,技术"标准"的用法见于北魏建昌四年(515年),唐朝时"标准"一词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南宋时期,"标准"一词的内容已经多样化,涉及人文、管理和技术领域。南宋朱熹提出了关于标准的完整定义,是"极"与"中"的结合。汉语词组"标准"的含义比ISO/IEC定义更广泛。

隋唐石刻篆文与汉字的当代化

篆文在隋唐作为装饰字体,与先秦及秦代篆文作为社会应用字体的写法有很多不同,其中,有一些篆文受到后代字体的影响,表现出当代化的特点。从历史传承字和后代新出字两个方面分析篆文当代化在书写和结构两方面的表现有两种类型:字体的当代化和字用的当代化。字形当代化的研究,对考察汉字发展现象、探求文献字词关系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