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上流行着的一些错误观点:如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国有企业垄断论、国进民退论、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论等,对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正确方向起了极其不良的干扰作用。本文在澄清这些错误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发展思路的看法。

国有企业比重演变特征及趋势分析——兼论“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国有企业的进入与退出,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手段,其进入或退出某个行业,基本上属于一种市场行为,其比重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应该与非国有企业保持适度平衡。在当前市场经济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诚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如食品、医药等,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再退出,而且还要适当增加比重,以引领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国进民退”争论中应警惕和反思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伴随"国进民退"探讨的深入,一些应警惕和反思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国进民退"的命题使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成为此消彼长、相互对立的两方,但二者绝不是只能相互争斗而不能共存共荣的关系。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有许多共同利益,二者的发展需要在认清二者及其与官僚资本、外国垄断资本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各自的改革来实现,并在互助合作、有序竞争中,共同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之比较与选择

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理论导向都存在思维片面性,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对立统一体。相关概念的争议误区,包括主权、治权与产权的混同化,"国"与"民"的概念教条化,国企—民企的片面对立化,国企功能边界论或国企反市场论,以及国企强势论—民企弱势论。相对于对立性的次要方面,国企与民企的统一性是主要方面。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并行不悖,国企与民企应互利共赢。

“国退民进”与公有制为主体

"国退民进"或者说"公退私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中具有充分合理性,但不是改革的标志和不变的趋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应该在公、私经济之间,或者国有、民营之间找到某个目标区间,任何两极化的调整目标,不仅无助于公平,也不利于效率。在非公经济繁荣与发展中,应当从更多视角全面理解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的“国进民退”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主要是以民信局、国营邮政、侨批等多种企业实体构成。清朝邮政成立后即开始蚕食小额民间资本支持下的民信局经营空间,而基于对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的数字化工作发现,历经40余年经营,国营邮政基本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邮政空间,也基本完成了本领域的“国进民退”。在此过程中,国营邮政审慎模仿民信局的经营方式,使用多种创新经营策略,除了在大中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构建了便捷快速的邮政网络空间,更借助邮政代办的方式以极低的成本将营业网络“下沉”到铁路和公路无法覆盖的农村地区,较好地与传统农村“定期市”网络完成耦合,基本达到了通商处必通邮的效果。国营邮政点和邮路集聚所形成的“邮政聚集区”也成为一种显著的近代化外在空间表征,同时成为界定所谓“核心—边缘”结构的系统可信、定量可验证的空间指标。

中国产业政策为何选择非均衡与直接干预的模式——基于战国末期经济史的考察与分析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产业政策体系学自二战后的日本。但事实上,中国的产业政策虽然与日本一样具有"非均衡"特征,但选择了与日本截然相反的"直接干预"模式。一国产业政策的制度形成与其经济史及其路径依赖效应密切相关。中国产业政策的历史溯源分析发现:非均衡与直接干预的产业政策模式形成于战国末期的秦国,对后世中国的经济政策模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还表明,在非均衡的"重农抑商"产业政策作用下,古代商业经济受到政府的严格规制,产业结构因而在政府直接干预下长久保持"一、二、三"形态,而工业的产业组织则以一定程度的"官进民退(国有化)"与行政垄断为特征。结合产业经济学和经济史维度的考察与思想提炼,为当前迫在眉睫的产业政策调整与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思想参考。

国进民退视角下的银行绩效研究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也面临国内经济转型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多重问题。这种外部市场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企业自身的股权质押爆仓使得许多民营企业的经营难以为继,因而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的事件开始增多并引发了人们对"国进民退"的担忧。在此背景下先是基于12家上市银行国有股权的近11年的变动趋势判断出银行业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再根据上市银行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银行国有股权与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即使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银行绩效也未必会降低,因为国有股权与银行绩效呈现的是一种倒U型的曲线关系,国有股权的增加只要在合理的范围还是有利于提高银行绩效的。最后基于实证结果对民营企业家、政府、银行三方提出相应的建议。

揭橥理论视域:“国进民退”争论背后的意识形态迷思

"国进民退"争议热潮背后隐藏的是以前困扰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认知误区,回顾中国共产党宏观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历程,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公有"和"非公有"经济成分的内在二元冲突,可以见出中国共产党要以"执政党"的自身定位来重构"革命党"时期的意识形态。

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反思与探析

在地方政府招商与国有企业非理性投资背景下,非国有经济发展呈被动状态,再次引发了政府、企业以及理论界对"国进民退"问题的激烈讨论。经济转型中计划经济调控手段存在引发国有企业的寻租行为,产生对产业、市场以及信贷资金的挤出。"国进民退"蔓延容易造成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制度性歧视和根除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行为,是解决"国进民退"问题的核心。

国有企业改革逻辑与实践的演变及反思

自从我国开启市场导向的改革以来,把具有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4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先后经历了遵循放权让利逻辑、两权分离逻辑、产权多元化逻辑、"抓大放小"逻辑、优化所有权约束机制逻辑等改革阶段,使得国有企业逐渐从行政附属物向市场主体转变,从僵化的经营体制向法人财产权独立化转变,从纯而又纯的所有权结构向产权多元化转变,从行政垄断向竞争性市场结构转变,从管企业、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从封闭型向开放型企业转变,从广泛分布到布局更加合理转变。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在国有制的框架内难以解决政企不分、所有权不可转让等难题,国有企业的传统弊端仍难以得到根除。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进行理论创新,走出"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的二律背反理论困境。应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民共进"的微观结构,即根据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不同及所提供产品(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差异实施不同的改革模式,形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是相互冲突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改革逻辑。

“国退民进”的实情及其破解

本文直面现实,基于国有企业(本文简称为“国企”)与私营企业(本文简称为“私企”)的数据比较分析及逻辑分析得出国企评价的新结论:不是单纯的“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而是既有国进民退,又有国退民进。前者是指通过改革,国企的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绩效绝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后者是本文的中心,即国退民进的根本性问题和要害在于:国企不仅总资产等绩效相对指标逐年下降,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其研发投入水平和专利产出水平尚不及私营500强企业(包括京东等212个商业性、房地产公司)。这基于如下数据:国家统计局的,国有制造业、信息科技业上市公司自身披露的,国泰安406个国有制造业、信息科技业上市公司的。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和绩效激励结构决定绩效水平,而绩效是决定其科技水平高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亟待破解国企研发实力强与研发投入、产出均落后于私企的矛盾。首先,将国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发挥国企的科技先锋作用;其次,通过体制创新、激励结构优化,调动广大国企高管和科技人员等员工的研发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国企创新核心技术的能力,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多做贡献,进而增强国企保值增值的能力。

转型视野下的企业间进退关系变化

"在政府主导下的框架内谋发展"是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最具标志性的特征。理解转型期的中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间的进退关系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核心概念。本文利用2001～2008年间中国大陆分省面板数据估计了相关政治、经济变量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进退关系的影响。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转型期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间不存在完全相互替代的关系,二者间的合理比例内生于"经济上有效、政治上适应"的原则。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合作共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

金融控制与结构性国进民退

近年来,我国在一些行业领域出现了结构性国进民退现象。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金融体制改革落后于实体经济改革所导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而造成的。我国以利率控制和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为特征的金融控制体系在信贷资源的分配上具有极强的所有制倾向,国有企业资金充裕,民营企业借贷困难。廉价的信贷资源刺激了国有企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扩张,由此导致这些行业出现了结构性国进民退现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放开金融市场准入和利率控制,营造竞争性的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