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客体兜底规范的内在关系及适用逻辑——以《民法典》第123条与《著作权法》第3条的适用为分析视角

《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客体类型的立法取向秉持法定主义立场,而现行《著作权法》对作品类型的规范选择却经历了由“作品类型法定”到“作品类型开放”的重大转变,致使两法客观呈现权利客体类型开放与封闭的立法模式差异。实践中应揭示这种假性矛盾的本质,厘清私权部门种属概念间错位类比的逻辑误区,明确过渡性知识产权基本规范对各知识产权单行法特殊性问题的解释缺失,以《民法典》与《著作权法》之间互为“表里”的“隔代”调适关系为逻辑基础,支撑知识产权客体相关规范在司法适用中的实践展开。即以作品类型扩张的现实表现和法律解释经验为起点,以民事私权的价值理念为根基,秉持审慎开放、体系化解释和司法确认优先原则,在具体案件中依照知识产权权属定位、著作权权属定位、作品类型定位的逻辑层次,在权利客体兜底款项启用时严格把握相对开放的审慎裁判思路。

知识产权比例协调政策与比例原则的区分

比例协调是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工作的基本政策,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其和比例原则的关系存在误读。在规范目的层面,比例协调政策与比例原则虽然都以规范权力行使、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但前者旨在指导法院给予被侵权人适当地救济,后者却以公民权利可被侵犯为前提,希望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限制。在规范功能层面,比例协调政策可以指导法院确定知识产权权利边界以及填补被侵权人的财产损害,比例原则只能针对被损害的价值进行损益权衡。在价值基础层面,比例协调政策体现分配正义与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比例原则的价值本源却是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以及对行政行为进行利益衡量。在具体适用上,比例协调政策与比例原则在适用阶段与裁量空间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这表明比例协调政策不是比例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的类推,而是知识产权法的个性表达。

涉网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管辖疑难问题研究

涉网知识产权民事诉讼案件管辖问题的解决,是健全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的重要内容。对既有司法实践中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虚列被告的认识分歧,需要坚持法解释学的分析路径,准确理解涉网知识产权纠纷的特点、规律、法律适用原则,以厘清这类纠纷案件的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应坚持以下几点:一是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对侵权行为类型加以甄别,防止简单地概括适用和选择适用;二是准确把握与案件法律事实具有更密切联系的管辖连接点,以强化管辖确定性;三是准确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诚信原则以限制非正当选择管辖法院行为,依法履职、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以应对虚列被告的恶意诉讼行为。

知识产权侵权信用惩戒制度的问题审视与完善对策

将信用惩戒措施纳入知识产权侵权治理体系并逐步实现法治化,系中国全面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全面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推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大背景下,梳理有关制度的发展沿革并分析其发展态势,对在把握其正确的发展方向下寻找对应之策大有裨益。基于有关文件的内容相关性与效力层级,梳理出中国知识产权侵权主体信用惩戒制度发展历程的3个阶段,认为中国针对知识产权侵权主体的信用惩戒制度仍缺乏系统性的整合与严格的法律论证。从法治的视角上看,知识产权侵权主体信用惩戒制度的构造必须遵循依法惩戒、协同共治、过惩得当与权益保护等基本原则。然而,中国现行相关规定难以落地实施,存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惩戒对象与标准不明、惩戒监督与救济不足等诸多问题。鉴于此,有关部门应当遵循依法惩戒等法治原则,从健全相关法律规范体系、构造惩戒“对象-标准-手段”的合理规则和完善知识产权信用惩戒监管与救济机制等方面优化中国知识产权侵权主体信用惩戒制度。

保护相称原理视角下数据权益保护的模式选择

数据的价值呈现金字塔形式,使其保护模式存在较大争议。因数据与数据库种类多样,采取的保护模式不可同质化,不同严苛程度的规范也不可一概而用,因此,依据保护相称原理建立各异的保护模式具有正当性。在司法实践中,应按照“是否公开—是否为原始数据—是否属关系型数据库”的逻辑逐层判断,划分能否归于知识产权规制范围,再将数据权益知识产权类型化,遵循适当干预与效益最大化原则、公平原则、激励原则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优先原则,从专有权内容、主客体、权利行使和法律责任等基本方面构建数据权益法律制度,达到实现数据保护目的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数据的自由流通与共享。

效率原则下企业知产刑事合规制度的规范建构

企业知产刑事合规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但囿于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属性,合规建设中仍然面临着启动适用存在争议、计划制定存在难题、有效实施存在障碍和评估验收存在挑战的困境。经济学中的效率原则与知产刑事合规蕴含的价值追求相契合,可以为其困境解决和制度建构提供充足的学术供给。在效率原则指导下,启动阶段,合规适用的企业应当大小规模皆宜、适用的罪名应当轻罪重罪兼有,启动程序应当扩展至侦诉审整个流程;制定阶段,合规计划应该在知产第三方组织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制定;实施阶段,空间和技术上应分别建立知产合规异地协作工作机制和智慧知产合规监管平台;评估阶段,应以知产第三方机构为评估人员,以实质和分类评估为标准,以企业自行承担、政府补充承担为评估费用承担方式。

让与担保解释论

让与担保涉及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应以物权行为理论对其审视并解构相关权利。所有权转移仅是形式,债权人是形式所有权人,让与担保设定人才是真实所有权人。物权的权利的外观与实质发生错位。从构成要素的角度对权利类型重新思考,区分让与担保的内外部关系来分析相关法律效力。外部效力采公示原则,对内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流担保条款不再否定让与担保整体,强制导入清算规则实现当事人真实担保意图。

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法律选择中的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应有限适用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法律选择。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弱者权利保护”“公共秩序保留”以及“强制性规定”的限制。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协议选择知识产权侵权准据法的情况极少。在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的情况下,法院的审理存在两方面倾向:一方面,无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直接适用我国知识产权实体法进行判决;另一方面,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时直接向“法院地法”逃逸。在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框架下,对被请求保护地在不同情形中应做不同理解:被请求保护地作为知识产权归属和内容的连结点,应理解为权利来源地;作为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连结点,应理解为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侵权行为地。

司法审查视角下企业知识产权刑事合规制度研究

企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有采用双罚制、定罪率和认罪认罚比例高的特征,其适用企业合规制度具有法律依据和制度基础。为应对由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促进司法机关与检察机关协同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由人民法院对于企业适用合规制度的条件、合规整改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司法审查,是实现企业合规长效治理、以能动司法持续监督涉案企业知识产权合规制度公平合理运行的可行路径。本文结合域外立法、国内外制度建设及司法实践经验,建议将相称性原则审查纳入企业知识产权刑事合规的司法审查范围,参考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标准,确保企业知识产权刑事合规制度符合公平性、合理性和公共利益。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法治标准及优化路径研究

中国公立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进入赋权科研人员的改革深水区。赋权改革关系到公共财产合理处置与国家知识产权安全建设,必须在法治框架内施行。只有以落实单位权属法定与依法赋权原则为形式标准、以落实合比例赋权原则为实质标准推进改革,才能以法治手段规避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当前中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面临试点方案违背上位法、赋权决策不合比例等法治难题。鉴于此,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梳理完善职务科技成果单位所有与依法赋权的顶层设计,从目的适当性、手段必要性与结果均衡性等实质法治标准出发修正现有赋权改革措施,重点完善公立科研单位赋权科研人员的国资管理宽容规范、权利共有规则体系以及公益保障机制。

论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的价值基础

理性人标准的概念具有抽象性,将其广泛运用于知识产权制度解释,有违司法明确性原则之嫌。理性人标准在本质上是规范目的的诠释工具,其适用的正当性由制度规范的价值基础决定。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各有缺陷、相互抵牾,且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故其无法成为理性人标准的价值基础。相比之下,作为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的重叠共识、知识产权制度的归纳总结以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方法的工具,比例原则作为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的价值基础具有合理性。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性研究

虽然惩罚性赔偿已经引入知识产权领域,但其适用仍存在诸多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关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基础仍存在争议;二是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惩罚功能效果面临扭曲;三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标准不一。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能够适应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与政策工具属性,其也有着比较法的支撑。基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坚持谦抑性与赔偿相适应原则。在适用路径上,主观方面应统一表述为故意,计算赔偿基数应严格限缩,客观情节应注重减责情形,赔偿倍数因子量化应对各情节适当合并与分解。

《民法典》视野下知识产权合同法律规定的意定主义强化趋势及其影响

《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合同的相关规定呈现出意定主义强化趋势,这是民法典体系融贯性要求使然,也是当代知识产权法理念、技术、价值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适应性,对知识产权立法、司法、执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知识产权全球化的时代,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加强国内法律与国际条约的衔接;参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完善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的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在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际,全面促进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共同发展。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与反思

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三种计算方式有先后次序的规定。然而,实际损害一般难以证明,侵权人获利在我国现实背景下计算结果较低,许可使用费受到先后次序的限制难以适用。通过对比较法的研究,建议我国侵权损害赔偿突破计算方法适用的先后次序,以充分保障权利人利益。此外,我国法定赔偿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法定赔偿与"损害"赔偿制度之间界限不明,建议司法者在适用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时明确法定赔偿与损害赔偿之间的区分;其次是法定赔偿制度的规定过于模糊,建议我国参照美国版权法与商标法的经验,对现行法定赔偿制度进行细化规定。

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之问题及破解

绝大多数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采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适用前提虚化、酌定情节泛化,且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还存在重复赔偿情况。正确适用法定赔偿需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调整适用条件,恰当分配举证责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将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作为考量因素,强化法定赔偿的惩罚功能,但同时应避免重复赔偿。

数字系统模块化分割原理及其在EDA中应用

为了加快数字系统的设计仿真,提高设计效率,提出了IP核模块化仿真方法。应用数字系统模块化分割原理,通过将数字系统分解为若干个子模块,在EDA(ElectronicDesignAutomation)中先建立子模块系统的IP(IntellectualProperty)核,再应用子模块IP核构造数字系统进行数字仿真。证明了数字系统的可分割性理论基础。应用仿真结果表明采用IP核模块化仿真方法能够简化数字系统设计仿真,提高设计效率。所提出的IP核模块化仿真方法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兼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研究——兼与无过错责任论者商榷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是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其中一种突出的观点是主张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观点的产生存在一些特定的缘由。作者主张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应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并在考察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相关原理的基础上对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进行论证,对无过错责任论提出质疑。

关于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几个认识问题

实施什么样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和知识产权战略,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对此也有激烈争议。本文展开分析了有关争议的关键和焦点,提出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既有利于发达国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发展中国家对此别无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几个基本原则。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范本建设研究——以应对TRIPS-plus扩张为视角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与不足。在当前贸易协定TRIPS-plus规则盛行的语境下,我国应当加强对策研究,理性选择知识产权条款。有必要建立形式稳定、内容明确的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范本,以宣示立场、统一文本、把握主动权。在FTA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方面,必须进行合理的目标定位,坚持阶段适应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和整体利益原则,变现有的松散合作模式为关注优先事项的点面结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