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比例协调政策与比例原则的区分

比例协调是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工作的基本政策,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其和比例原则的关系存在误读。在规范目的层面,比例协调政策与比例原则虽然都以规范权力行使、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但前者旨在指导法院给予被侵权人适当地救济,后者却以公民权利可被侵犯为前提,希望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限制。在规范功能层面,比例协调政策可以指导法院确定知识产权权利边界以及填补被侵权人的财产损害,比例原则只能针对被损害的价值进行损益权衡。在价值基础层面,比例协调政策体现分配正义与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比例原则的价值本源却是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以及对行政行为进行利益衡量。在具体适用上,比例协调政策与比例原则在适用阶段与裁量空间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这表明比例协调政策不是比例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的类推,而是知识产权法的个性表达。

数据财产权动态限制取得体系构建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日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驱动力。但数据产权制度的缺乏已成为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不仅导致数据资源供需失衡,也阻碍了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数据财产权体系可以动态限制权利取得理论所构建,从而构建以数据的人格属性、经济属性和数据行为的负外部性特征为基础的数据产权制度。并基于动态限制权利取得原则使数据财产权权利体系二分。以“取得”对数据权利界定的必要性为基准线,从而将数据财产权权利体系二分:界分之一为相对自由的可取得数据权;界分之二为权利取得存在限制的数据权。

刑事诉讼法再法典化契机下公诉程序规则之革新

刑事诉讼法典需具备科学性和体系性,应以保障人权和惩治犯罪的价值衡平为基本目标。从刑事诉讼法再法典化的视角审视,公诉程序规则存在规范密度偏低、立法技术不精、制度内容欠丰、人权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公诉程序规则的完善势在必行。因此要在严守程序法定原则、强化起诉裁量主义、提高人权保障水平的前提下,创设公诉权处分制度,赋予被不起诉人程序参与权和选择审判权,并优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让与担保解释论

让与担保涉及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应以物权行为理论对其审视并解构相关权利。所有权转移仅是形式,债权人是形式所有权人,让与担保设定人才是真实所有权人。物权的权利的外观与实质发生错位。从构成要素的角度对权利类型重新思考,区分让与担保的内外部关系来分析相关法律效力。外部效力采公示原则,对内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流担保条款不再否定让与担保整体,强制导入清算规则实现当事人真实担保意图。

债权形式主义视阈下的无权处分——以《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9条为视角

从一体模式到区分原则,物权变动模式的巨变贯穿着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法思维,也扎牢了无权处分制度的根基。由于我国区分原则未采纳物权独立性与无因性原理,故而分析无权处分必须以债权形式主义为出发点。《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9条续造了《民法典》第597条无权处分效力的规定,凸显了区分的态度,拓展了适用范围,明晰了生效要件,对真正权利人有着倾向性保护,是以“抽象补充”的方式补充漏洞。但白璧微瑕,《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9条有一刀切归责之嫌,也有私法价值凸显不足的缺漏,值得进一步考究完善。

《长江保护法》视域下湿地产权制度的“旧”与“新”

为了解决多种环境要素交织情形下生态整体性保护问题,《长江保护法》提出了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生态空间系统性的导向和理念。文章基于《长江保护法》视角,利用其颁布时间前后的湿地资源相关数据,运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对湿地产权制度与传统产权制度之间的非适应性以及解决方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湿地产权制度囿于传统产权制度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制度价值偏离、制度功能失位、制度实施阻滞等诸多问题,但是在基本原则的选择、内部事权的配置以及法律关系客体的定义上存在制度完善的新可能。进一步讨论发现,湿地产权制度应当明确生态价值在湿地产权制度中的基础性地位,利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视角调整湿地产权管理模式,完善湿地产权制度对生态空间的确权登记方式。具体的制度纾解路径是:第一,湿地产权制度应该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进行贯彻;第二,湿地资源确权登记结果和湿地产权生态信息可以绑定后进行公开;第三,湿地产权的自然资源边界和内部行政管理职责边界需要统筹规划;第四,湿地产权制度理应与“河湖长制”形成制度联系;第五,湿地产权信息应当与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相关联;第六,湿地产权制度务必明确规定测绘指标、测绘主体和测绘方式并且适时考虑引入“景观变化标准”。

主体和时空维度下的产权公平保护考察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产权的公平保护是现代市场治理的关键。治理理念下,产权保护以公平参与、利益协调、制度激励为核心。产权公平保护包含三个维度,旨在形成以主体、时间、空间公平为外在形式,以多元、包容、开放为内在核心价值的立体式产权公平保护体系。主体维度强调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平等保护,突出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和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重构政府的产权角色定位。时间维度要求秉持包容的产权发展观念,注重产权保护的代际公平,形成对企业产权的正确认知,弘扬企业家精神。空间维度下,应当坚持城乡产权的融合发展,统筹推进国内国际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开放型产权经济。

盐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产权体系探究

建立健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解决权利交叉、缺位等现实问题,是有效推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工作的重要支撑。文章以盐穴地下空间为研究对象,基于法理学分析与案例研究方法,解析盐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研究发现,盐穴等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活动应以地下空间所有权“肯定说”为法理逻辑起点,突出地下空间作为独立物权客体的法律地位。在归纳总结我国盐穴储气库建设运营实践三种模式的基础上,针对当前盐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产权体系不完整、权利行使无依据、权利类型相冲突等问题,从强化土地、矿产、地下空间等多种资源协同利用的角度,提出协调盐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产权关系的政策优化建议:①明确盐穴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独立于采矿权;②厘清采矿权人行使地下空间使用权的条件;③畅通采矿权转让、租赁、废弃核销等机制;④探索盐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改革试点。

表见代理型骗财案被害人的认定与罪名辨析

基于表见代理而骗财的场合,相对人“得其所欲”,实现了其交易目的,从而未发生财产损失,行为人不成立对相对人的二者间的(合同)诈骗。表见代理人的行为因不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其对财产的占有是通过欺骗手段从相对人处骗得的,行为指向的对象是相对人的财产,而非被代理人的财产,故而不成立职务侵占罪。表见代理人从相对人处受领财产,意味着被代理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消灭(因而遭受了财产损失),但该债权的消灭并非表见代理人转移了占有的结果,相反,系因表见代理人通过欺骗行为,使得相对人陷于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的结果,所以不成立对被代理人的债权之盗窃。从行为构造上看,表见代理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欺骗相对人,使之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其财产,导致被代理人遭受财产损失,构成三角诈骗。不同于传统的三角诈骗,作为受骗者的相对人虽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只因表见代理制度强制赋予了被代理人承担授权之责的效果,其交付了财产或者承担了民事债务,但未获得相应的对价,因而发生财产损失,构成新型的三角诈骗。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性研究

虽然惩罚性赔偿已经引入知识产权领域,但其适用仍存在诸多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关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基础仍存在争议;二是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惩罚功能效果面临扭曲;三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标准不一。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能够适应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与政策工具属性,其也有着比较法的支撑。基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坚持谦抑性与赔偿相适应原则。在适用路径上,主观方面应统一表述为故意,计算赔偿基数应严格限缩,客观情节应注重减责情形,赔偿倍数因子量化应对各情节适当合并与分解。

财税法治视野下地方人才奖补政策规范研究

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各类人才奖补政策,开启“抢人大战”。通过对地方人才奖补政策现状的梳理发现:政策数量众多,但法律效力低下,导致人才争夺加剧;政策形式多样,但奖补界限模糊,导致税法地位不清;地方人才奖补支出较大,效果显著,但地方政府可能滥用公共财产权。人才奖补直接涉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因此,运用财税法定、财税中性和公共财产权等财税法理论工具,对地方人才奖补政策进行合法性考察、正当性审查和有效性评估。最后指出,从遵循财税法定、体现财税中性和贯彻公共财产3个方面规范地方人才奖补政策,通过财税法治之路迈向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

论绿色原则在物权编中的具体化

当全球社会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生态环境主要受物权编的规范,因此在物权编中贯彻落实绿色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土地整理权属调整的机制建设研究

简介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土地整理权属调整的特点 ,探讨了权属调整机制的产权理论、契约理论、机制设计等相关理论 。

制度变迁中的中国农地产权的性质:一个历史分析视角

自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转型开始至今,许多有关农村制度变迁与合约选择的文献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深深影响了学术界、决策界对家庭承包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判断。本文对此进行了严格的理论评析。交易成本不仅产生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委托代理,也产生于人们所缔结的合约结构或所选择的组织形态不能与产权的多重属性达成必要的一致。与流行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农村集体产权或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仍然是可选择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概要性地比较了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产权与联产承包制下的集体产权的各自特征。

对物权法定原则的重新审视

物权法定原则之始初的目的是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物权的复活。在现实生活中,物权法定主义获得了保障交易的便捷、安全等实证上的优点。但是物权法定主义因其对物权种类和内容的限制也导致了物权法的僵硬性,而我国正处在激烈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新型物权不断在实践的探索中形成,物权法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必然会抑制新型权利的出现。如何在物权法定模式下实现当事人一定程度的私法自治,对新出现的物权种类在法律上及时总结、承认,从而适应社会的演进,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论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

物权法定原则在现代社会存在的根据为维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快捷。《物权法》虽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但并没有规定如何解决克服因物权法定的僵硬化所带来的问题。物权法定原则确有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弊端。一方面物权不得不实行法定,另一方面物权法定又面临着僵硬化的问题。物权法定原则涉及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及资源分配,可考虑通过立法解释来缓和物权法定之僵化问题。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研究——兼与无过错责任论者商榷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是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其中一种突出的观点是主张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观点的产生存在一些特定的缘由。作者主张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应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并在考察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相关原理的基础上对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进行论证,对无过错责任论提出质疑。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兼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

一物一权原则探讨

一物一权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也应成为我国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一物一权原则反映了物权支配性的本质特征,是物权排他性效力的前提,不能为后者所替代。在物权法没有规定具体的规则时,一物一权原则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以正确解释和适用物权法。

产权改革是经营改革的基础——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关键

一般认为 ,产权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但对于同样属于国有企业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人们却往往把重点放在经营问题上 ,以至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本文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量为切入点 ,运用模型和数据说明在产权关系不明晰的前提下 ,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银行经营者进行监管的不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