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抄本:明清嘉善《唐氏族谱》的编纂、流传与文本生产

上海图书馆藏《唐氏族谱》抄本两种,最早抄成于乾隆初期,此后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修订、增补和重抄、抽换,文献形态复杂凌乱。该族谱的文本层次则更为丰富,其祖源叙事和早期世系可能形成于宋代至明代前期。晚明以来,该族谱以抄本的形态在松江、嘉善一带的多支唐姓人群之间流传、增订、嫁接,在乾隆抄本形成之后仍有新的支系添加进来。因此,这一族谱的生产模式并非人们熟知的在“宗族组织”主持下编纂、续修的模式,族谱背后的唐姓人群也并未形成哪怕是松散的“宗族”。这一类族谱或可命名为“嫁接型族谱”,值得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中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唐蕃交涉中的中书舍人行述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演进过程,中古时期唐蕃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即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本文以两《唐书·吐蕃传》所载中书舍人为研究对象,聚焦唐蕃关系史上一直被忽略却又占据重要地位的中书舍人群体,探寻这一群体在唐代中书省中除了起草进画之外,还兼涉的参议政事、收集情报、分析战略、受命出使等社会功能。此外,吐蕃社会通过吸收整合唐代官制而设置的“知汉书舍人”,尽管与中书舍人的地位与职权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一群体在沟通唐蕃、修复旧好、密切关系方面却与中书舍人发挥了相似的作用,反映了吐蕃对汉文化的尊崇以及中华文化对吐蕃社会的浸润与融通。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hm2,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hm2。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５０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

论唐代的家乐

唐代家乐兴盛于盛唐中后期,受安史之乱影响很快沉寂下去,直到德宗贞元年间才再次活跃,此后便一直兴盛不衰。它的兴盛是朝廷积极倡导宴乐之风的直接结果。中晚唐家乐具有成员构成丰富及家伎流动性强等特点。家乐的音乐水平在中晚唐得到迅速提升,故其地位不容忽视。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从全球史语境看唐史研究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

随着学术研究思考方式的递进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实证为主的唐史研究范式的转换亦成为学人考量的重要内容且续有新说,盛行于青年新锐中的"文本批判"的阐释即为显例,全球史视角的考察能从另一个层面开启唐史研究的新境界。考虑到唐朝拓展幅度及其影响范围对自身限域的超越,尤其是农耕、游牧兼纳所蕴含的南北统合的内外联动,既往的学术研究的关照和讨论已发挥出了中外交相辉映般的效能,这样的基础对确立唐史研究领域的全球史观新范式的形成非但具有可能性且实属必然。

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研究之回顾与思考

20世纪初莫高窟遗书的发现,开启了以变文为中心的敦煌佛教通俗文学研究热潮,并直接影响到文学界将其他佛教文学现象也纳入研究视野,王国维、郑振铎、胡适、周绍良等皆为代表。80年代以后,受海外启示,国内史学、哲学、宗教学等领域特别是文学界的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研究方兴未艾,成就辉煌,在项楚、孙昌武、陈允吉等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大批中青年学者相继涌现。有关研究的跨学科性非常鲜明,研究角度更趋丰富,研究成果日渐精确,规范性和创新性都不断加强。目前,亟须系统总结和学习上述成果;而以后的研究,当更深挖文学现象的佛教根源,具备大文化视野,且关注佛教界本身的文学现象,从而重写隋唐五代佛教文学史。

隋唐长安城的历史环境-空间逻辑初探

长期以来,关于隋唐长安城的研究汗牛充栋。本文试图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隋唐长安城的历史环境进行重新思考,深入剖析这座伟大都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逻辑。隋唐以前,关中已经拥有了西周丰镐二京、秦栎阳与咸阳、西汉长安等一系列原创性都城案例,这些都城及其离宫别馆的覆盖范围达到4000km^(2)以上,形成了关中核心区巨大而长时态的城乡空间环境。这一空间环境反映出自西周至隋唐约2000年的时间里关中地区都城的连续性“建设-弃置-重建”过程,自西向东逐渐出现了分别由周、秦、汉人开辟建设的城市发展区。这些城市的建设与废弃随历史变迁此起彼伏、滚动发展,最终汇聚叠置,于今天的关中大地.上。其中秦汉、隋唐都城交叠并置的现象十分明显,空间格局十分典型,对以后王朝的都城规划建设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隋唐五代天象记录统计分析

对隋唐五代天象记录的文献来源、天象类型和时代分布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在这379年里,共有1509条记录,包括256条日月食、764条月行星位置和489条其他天象。记录主要出自各史天文志和唐会要。与之前的北魏和之后的宋代相比,这一时期记录偏少且分布不均。

“关中本位政策”新论——以隋唐帝国形成的基础要素为中心

"关中本位政策"是隋唐帝国形成的政策基础,主要包括军力基础、财力基础和文化基础。关陇集团创立者立足北魏政治遗产、关陇地域、姬周礼教、文武人才等客观基础,采取系列举措,将政策基础要素进行系统整合,建构出一套高效、有力的军政系统,为西魏北周隋唐的东西南北扩展提供了充分保障,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佚名《古今乐纂》辑考

盛唐年间问世的《古今乐纂》保存了不少有关隋唐时期音乐体制的第一手资料,对隋唐燕乐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元明以后该书失传,本文勾辑辨证此书佚文,希望能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一些新史料。

探索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高敏先生访谈录

20世纪后半叶以来 ,高敏先生在简牍与简牍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 ,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对高敏先生所做的访谈 ,内容涉及其学生时代、治学道路、学术成就、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想 ,以及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的独到见解 ,尤其是他将科学的理论与信实史料的有机结合 ,将已有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治学方法 ,既多层面凸现出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 ,又对后学提供了可资镜鉴的方法论知识。他对其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与当前学术界、青年学者中所存在的一些情况的分析 ,则充分显现了老一代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郑天挺很早就致力于隋唐史教学与研究,不仅对玄武门之变、宦官专权、唐代历史分期等隋唐政治史有独到研究,而且对唐代府兵制度和田赋制度也有很多创见。郑天挺对武则天研究全面细致、客观公允,其吐蕃起源于发羌的观点也被学界引为定论。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特色表现在:重视精研原始文献史料;注重阐明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治学细致精微、不轻易下定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历史学从来都是一门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学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在研究的客观环境和人才队伍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体系的完善,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对历史文化的需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此,200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历史研究所共同召开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论坛,从多角度、多层次全面总结与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古代史各学科的发展状况。应河北学刊杂志社之邀,现将其中的部分成果选登于此,以飨读者。

佛教双语字书与隋唐胡语风气

唐代是翻译佛经和西行求法运动的高峰时期,为了更好地理解深奥佛法的真谛以及学习域外知识,与梵语等外语(或西域民族语言)相关的启蒙著作及工具书,包括佛教词典、梵汉字书、佛经音义著作等等更是急需的热门。讨论唐代社会的胡语学习及使用风气,从时代背景来分析佛教双语字书以及音义著作形成的原因,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文献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民族史记述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正史中的民族史撰述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正史的民族史记述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民族史记述成为各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二是民族史记述范围扩展;三是记述方式有所改进、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分争的表象下,史学有着加强民族联系、实现民族统一的内在要求。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基本成为人们共识,对巩固统一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接触的增多和联系的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理论认识有了深化。民族关系的思考主要关注两点:一是宣讲以夏变夷的责任及意义,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方略。

《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渊源新论——以小说戏曲文化生态共生为视角

一般认为《麒麟阁》取材自《隋史遗文》等隋唐题材的小说,《说唐全传》与《隋史遗文》存在因袭关系。至于《说唐全传》与《麒麟阁》的渊源,尚缺关注与研究。倘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化生态共生为视角,考索《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间渊源,可发现《麒麟阁》可能得自《隋史遗文》的"旧本"———"市人话本"颇多;《隋史遗文》及其"旧本"、《麒麟阁》都可能是《说唐全传》创作的依据;甚或,《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是同一"旧本"衍化出来的三个既有继承又有创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子本,是小说戏曲互动其生的具体表现。关于三者渊源的探索考察,有利于诸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隋唐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梳理了隋唐史研究的成果,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从方法论方面,思考了隋唐史研究的发展趋向。

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题,关注的是南北分裂结束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前提则是南北朝的政治统一不等于南北历史发展的完全衔接。这一命题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其对隋唐历史的影响等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