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漢宋調和的矛盾——丁晏《左傳杜解集正》的方法與意義

漢宋調和論是介於乾嘉漢學與晚清今文學兩大思潮的中介,支持者多以兼采漢宋學所長爲説。然而落實在經典詮釋中,仍往往執此御彼,各有所偏。丁晏雖標榜“以漢學通宋學”的學術方法,但其《左傳杜解集正》的詮釋方針,實質上卻是“以宋學正漢學”,形成“主觀考據”的學術模式。雖然背離了百年以來的漢學傳統,卻給晚清今文經學在方法論上的啓示。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次之,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关联,今古兼治,扬马击郑,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谯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谶纬学大兴。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论宋明理学的经学观

以己意说经,不受旧注疏的约束,这体现了宋明理学各派经学观的共性。在此基础上,程朱重视"由经穷理"、我注"四书",陆王强调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但就形式与解经的目的即理学家的思想实质而言,理学各派均是把经学形式与性理学内涵相结合,说经的目的在于阐发自己的性理、心性之学,而不是为解经而解经。

疑经变古思潮中的宋代易学考辨

在宋代的经学领域,疑经变古思潮渐趋兴盛,促使易学考辨多维度、全方面展开。北宋欧阳修首先向孔子作《易传》(《十翼》)的传统观点发难,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也由此成为易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备受关注。南宋学者又进一步深入,或借之佐证、充实自身的理学思想体系;或藉以批判理学空疏的"义理"、"心性"。肇始于宋代的易学考辨对中国传统经学史、易学史乃至辨伪学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

“书院”始于唐代 ,经过五代、北宋的发展 ,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 ,又入太学上舍深造。进士及第后 ,历任州、府、路和中央部院长官 ,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 ,其间任过教授、国子监祭酒、侍读、侍讲和书院山长 ,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 :( 1 )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 ,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道源书院”等全国一流书院 ;( 2 )大力提倡教育兴国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仅吉州继文天祥后 ,又有 1 7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 ,至明清共有 2 72 8名学子进士及第 ,故吉州享誉“南宋进士的摇篮”。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 ,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 :( 1 )重视思想教育 ,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 ;( 2 )提倡学术研究 。

理学的变脸与学人的变身——王阳明与书院综论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既是理学的代表,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象征。在王阳明身上始终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他一方面探索并实践着圣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理论,一方面他自己和门人又把他拔高到彻底超越大众的至高神位;一方面他表现出对朱熹所获得的神性般崇拜强烈不满,并且他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捣毁偶像的工作。结果是,拉下了一个上帝,自己又坐上了上帝的神位。

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

就内在学理而言,曾国藩理学思想表现出以下特色。一、以宋学为宗,但不废汉学;二、强化辞章之学为理学服务的功能;三、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四、以"礼"合理,重视阐发理学与礼学之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理学的发展变化。

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典籍中心主义”

北宋是中国雕版印刷的勃兴期。这一时期,以国子监为主导,各地官私机构相继刻印了大量经、子类书籍,蔚为大观。经书子籍雕印既是中国以典籍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惯性,也是科举政治的必然选择。这类印本在社会的广泛传播流行,导致"疑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典籍的神圣,对北宋的学术发展产生潜在的影响,进而形成"六经注我"为特征的宋学。

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

汉初《诗》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经典复原"的成功。经师们靠记忆口头传授,一人不能独尽其经,阜阳诗简之所以《雅》《颂》阙如,即是证明。《毛诗》则为藏于隐密而得以幸存的《诗经》全本。在经典复原过程中,《诗》学传播呈现出了无序状态。随着大师的出现,始有了齐、韩、鲁、赵《诗》学传播的区域性特点。政治力量的介入,使《诗》学传播由无序走向有序,逐渐形成了四家《诗》派系。

再评王安石：新法、新学的关联审视

历来对王安石的评价多以其"熙丰变法"的功过为依凭,而忽略了在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下,以经学史的角度为切入点,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给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同时探讨他在经学研究上的路径与特点。《三经新义》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充当新法推行的辩护书,作为推行新法的理论根据,以实现"一道德""定于一"的政治谋划。《三经新义》作为国家科举考试新标准,破除汉唐以来的经典训诂之学,而代之以经典义理之学,故宋代儒家义理之学的勃兴,实由荆公新学扫清道路。此外,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首次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将《孟子》一书正式升格为"经",为其后宋代经学的义理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晚清知识分子褒贬荀子的背后

荀学在晚清一度被知识分子重视,褒、贬者皆有之。学术论争包含着政治背景,它反映出经学领域学子们置身于一个特殊时代的心理走势。

元初对宋末空疏风气的反正

元初社会对宋末空谈性命、不务实政的风气,从教育方式、假道学的虚言惑众以及理学本身的缺陷等方面,进行批评和反省。以许衡、郝经、刘因为代表的学者,提倡践履笃实、务实用世的学风,强调返求六经、经史并重的治学路径。这些思想倾向推动了元代经世思潮的发展,符合元代社会进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