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细读、文献考辨与“文心”前置:朝鲜杜诗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以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为中心

杜诗学作为朝鲜古代诗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单一的文本分析很难挖掘出杜诗在朝鲜文坛接受、传播与变化的丰富状貌,只有多维度阐释才能达成整体性的学术关照。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基础,重视文献考辨。该书秉承旧文献新用、新文献智用的研究原则,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体现出“文心”前置的鲜明特点,进一步丰富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杜诗学研究空间。

刘濬《杜诗集评》资料来源、编纂体例及评语选录特点考论

作为清代杜诗评点领域之集大成者,刘濬《杜诗集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考索,刘濬编撰《杜诗集评》主要依据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同时还参考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宋本杜集。深入其中,不难发现《杜诗集评》大体采用先分体再编年的纂辑方式,使阅者开卷了然。通过精读全本,可以知道刘濬采择15家评论的工作主要从辨证异文、追溯渊源、叙述背景、归纳诗意、探讨诗法、阐发影响六个层面展开,堪称特色鲜明突出。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杜甫诗歌典 故英译对比研究 ——以许渊冲与宇文所安为考察中心

诗歌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精粹,凝结着深沉丰厚的中华文化,其外译传播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选取许渊冲与宇文所安杜诗译本,以典故为视点,借助社会翻译学中的“惯习”概念,从译者、策略、副文本三个角度分析探讨二人译者行为规律。研究发现:许渊冲和宇文所安的前导惯习及职业惯习深刻影响了其译者惯习的形成与发展,许渊冲“求美”及宇文所安“忠实”的译者惯习致使二人在英译杜诗典故的过程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译者行为倾向:许渊冲追求美感,重在传递诗歌情感,贴近读者;宇文所安追求全面严谨,重在传递客观信息,贴近原作。本研究旨在从个案现象中提炼经验,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研究提供参考。

徐昂发杜诗批点两种考论

徐昂发作为清初“江左十五子”的重要成员,是清代康熙年间江南地区较为著名的诗人。徐昂发曾经批点杜诗,但未见历代书目记载。湖南省图书馆和中国台湾图书馆藏有徐昂发杜诗批点的过录本两种,是清代稀见的杜诗手批本。徐昂发批点杜诗具有鲜明的批评特征:或辨析杜诗的渊源流变,或剖释杜诗的律法之妙,或重视对杜诗的审字析句。作为清代以“评”为主的杜诗手批本之一,徐昂发的杜诗批点具有杜诗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双重价值。

“杜诗入史”现象与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

两《唐书·杜甫传》、晚唐五代杂史及笔记小说,多将杜甫诗歌作为史料来源,由此形成“杜诗入史”现象。杜诗作为史源,体现三种不同使用倾向:正史关注诗人自叙个人经历之作,其对杜诗的择取行为隐含了史官塑造杜甫形象的基本立场;杂史偏好杜诗中的宫廷“秘闻”,反映了作者与诗人相通的“微而显”的史学意识;笔记小说多着眼于诗艺,由此展开对杜诗艺术的评论。前二者关注点虽有别,但都注重杜诗的历史性,后者则关注杜诗的艺术性。不同的用诗和论诗指向,形成以杜诗为核心的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从史源角度看,早期“杜诗入史”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杜诗学话语体系,为重勘诗史关系,特别是省思“诗史互证”学术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例证。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徂徕先醒杜律考》考论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抄本《徂徕先醒杜律考》是日本江户时代大思想家、蘐园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徕以《杜律集解》为底本,注解杜甫律诗的抄录本。因书前有“杜律集解序”以及书末有“杜律集解卷之下终”等字样,被国立国会图书馆误作《杜律集解》,以致湮没无闻。以往学界论述杜诗在江户诗坛的传播和接受,也较少涉及到蘐园学派对杜诗的论述。此书参考《杜律集解》及其他杜诗注本,考校优劣,并提出不少新的见解,既可使我们了解徂徕早年注诗的风格及思想变化,也能够弥补蘐园学派杜诗接受方面文献上的不足,对日本杜诗研究有补遗之功,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杜诗评点:被有意搁置了的杜诗学文献——从杜诗学与文学批评史的视阈出发

本文从杜诗学视阈审视杜诗评点的历史定位,突破了传统杜诗研究不将杜诗评点纳入杜诗学著作范畴的偏颇,指出杜诗评点是杜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那些未经整理刻印的杜诗评点本还具有与稿本同等重要的文献价值,进而阐释了杜诗未刊评点所具备的杜诗学意义和承担的文学批评功能。

李杜诗篇的人文意蕴与英译策略

李白、杜甫的诗是我国诗歌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其深厚的人文内涵与中华人文精神传统一脉相承。文章从句式章法、诗眼艺术、意象经营三个方面揭示其诗歌表现艺术,并提出在英语译介中传递其人文精神的相应策略,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对外译介中最大限度地诠释和传承文化精神探寻行之有效的途径。

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说的注释学思辨

宋人所提出的"无一字无来处"说,反映了在杜甫诗歌被奉为经典后对其提出的注释学要求。它在强调杜诗词语来源丰富的同时,又指出其用字的谨严,代表了宋人对杜诗的认识,并且对宋及宋以后的杜诗注释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一说法是否完全符合杜诗的语言事实,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呢?这一说法为何没有用在其他诗人身上,它是否确实反映了唐诗语言运用上的某种重要动向和转变?如果确有这种转变,并关联于杜甫,那么它与诗歌语言的创新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黄庭坚只是将它与"自作语"相区别,又以"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的比喻将此表述得颇为玄妙,引发后人的各种发挥乃至指责。不过,我们可以将之置于诗歌用语的一般习惯和前后发展中来说明其确切所指。所谓诗歌用语的"来历",并不限于经史典故成语,此说的重点也不在此,而是指在前代文献中有用例的其他各类词语。客观上也表明,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新创词语数量下降,唐代《文选》学兴起后诗歌用语日趋规范。杜诗扩大了采自《文选》的词语范围,并通过缩略等方式从《文选》用语中派生出新词,这两方面相结合充分显示出杜甫在语言运用上的纯熟与自信,达至他所追求的语必惊人的艺术目的。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杜诗否定副词研究

笔者对杜甫诗否定副词进行了穷尽性的考察,发现杜诗否定副词在使用上具有以下特点:一,一些上古汉语中的否定副词已经消失或正走向衰亡,同时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否定副词。二,同类否定副词在分布上的对立现象已不复存在;三,否定副词的内部分工相当混乱;四,“非+NP”式否定判断句仍占较大优势,新兴的“不是NP”式的使用频率还不高。结论是:杜甫生活的初、中唐时期是中古和近代汉语之间一个不可忽视的过渡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近代汉语的上限可以提前到唐初。

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如和他共游慈恩寺且相互唱和的储光羲、薛据、高适、岑参,还有《箧中集》诗人张彪、孟云卿、王季友,可能还有《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以及苏源明、郑虔等。杜甫和他们进行过诗歌创作的讨论,杜诗中留下了学习他们的痕迹。杜甫此时一改前期的创作风格,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杜诗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到这些诗人创作风气的影响。

论杜诗的炼字艺术

杜诗精于炼字,被历代诗论家奉为典范。其艺术经验主要有三点:其一,锤炼浅易之字,于浅易中蕴深意;其二,锤炼活字,使笔下物象具有蓬勃生机;其三,锤炼虚字,虚中蕴实,使诗句劲健有力。炼字之工,导致杜诗无论叙事写人、描景状物、抒情写意,均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

杜甫作品研究综述及其展望

21世纪以来的杜诗研究有新进展:"杜诗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建设进一步开展;杜诗人物及文化地理研究深入细致;杜诗的思想、题材、文化意义及"李杜"比较研究颇见功力;杜诗语言、修辞、风格等艺术成就的研究成果颇多。同时,在杜诗学研究、文化意义、语言研究、通俗化立场等方面,还需进行可持续发展研究。

杜诗释词六例

本文就杜甫诗中的“数”、“破”、“休无赖”、“恰恰”、“料理”、“好在”六个词语进行考释 ,旨在说明杜诗有俗语 ,读杜诗宜参以俗语解之。

朱庭珍“杜诗学”综论

晚清云南诗论家朱庭珍"取法于杜",基于自身对杜诗的体验和学杜经验,在"杜诗"阐释论、"学杜"方法论、"杜诗学"批评论三个方面进行了颇有创见的阐释和评论。细读朱庭珍的评杜文本,把握朱庭珍"杜诗学"内涵,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更加深入体会杜甫诗歌的艺术真谛,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朱庭珍独具美学蕴涵的诗学理论。

杜诗评点的文献著录及其观念嬗变--以历代公、私书目为考查对象

杜诗评点是杜诗学史上数量繁夥且独具民族特征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一直以来缺乏必要的关注与系统的梳理。历代公、私书目是著录杜诗评点的主要载体。杜诗评点伴随着杜集定本的形成而逐步发展和兴盛;唐代以来史志书目的杜集著录是杜诗研究的晴雨表,反映了杜诗研究的实际状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虽著录了不少杜诗评点之作,但在具体评判中多持贬抑态度;历代私家书目则相对比较重视杜诗评点著作的采撷,尤其注重杜诗未刊评点的著录。根据公、私目录对杜诗评点的选录标准和著录概况,可以管窥出目录学视阈下历代学者关于杜诗评点的观念嬗变和演进轨迹。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南京图书馆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考论

南京图书馆所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保存了清初诗人方贞观对于杜诗的批点。其中评语近两万字,总体倾向是贬多于褒,可以纳入明末清初"贬杜论"谱系之中。其圈点形式也很丰富。最有特点的是诗题上所加的数量不等的朱圈,这体现出方氏对杜诗的甄选,相当于一部杜诗选本。综合其圈选、评语看,方氏的观点是对明代格调派杜诗评价的继承和发展。

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2章1-4节与杜甫诗篇

通过对《以赛亚书》2:1-4和杜甫诗篇这两个不同文本的"跨越"解读,探讨了"和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问题。"和谐"不仅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止息战争"的"和平"层面,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敌对状态的结束,个体的心灵、灵魂层面的升华。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和杜甫诗篇,会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人类追求和平与"和谐观"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层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