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在清代的多元传播及其功能意义

汉赋在清代迎来传播的高峰,这是多种合力促成的结果。其传播渠道有:文字传播包括选本编集、赋话撰写、书肆流通、官私藏书、拟作学习、引用注释、书画创作,口头传播则有诵赋、演赋、教赋、歌赋。传播主体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出于不同的传播目的,发挥不同的传播功用。具体言之,汉赋传播具有文教功能、应试功能、盈利功能、交际功能和服务功能。立足赋学视域,汉赋传播裨益于清代士子作赋,其要在学问和法度两端。而于今之治赋者,汉赋传播的价值在于积存富饶的赋学资源,从中可窥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留予后人研究和再阐释的广阔空间。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出土青砖分析与研究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是一座西汉晚期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主体为堆垒成框形结构的黄心柏木,柏木外侧铺设一至两层文字青砖。本研究采用三维超景深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SEMEDX)等设备对M2椁室周边不同位置青砖碎块进行系统分析,发现青砖中含有大量粉砂质地及少量黏土质地材料。青砖中轻、重矿物组合特征与沉积岩完全一致,砖内部分区域还发现了以萤石、石灰石为助熔剂的烧结结构及稀土矿渣。通过青砖化学成分与岩相结构特征判断其取土地为山东境内大野泽南部湖底或沼泽内淤泥,文字青砖上书写地名应为原料产地名称。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汉魏六朝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赋开始受到英语世界的关注,尤其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已累积了丰富的译本与研究成果。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分析不同时期的译介作家和作品以及译者情况,并从专著与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和二手研究著作等方面归纳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从整体上呈现英语赋学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为国内学界提供借鉴。

两汉三国三礼学博士制度考述

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改革博士制度,专设五经博士,而罢免其他诸子传记博士。由于三礼中的《周礼》与《礼记》不在五经之列,因而当时只有《仪礼》立于学官,设置博士,而《周礼》与《礼记》均不得立于学官,未曾设置博士。这种状况终两汉之世不曾改变。唯有《周礼》曾在新莽时一度立为博士,但东汉复辟后自然废罢。三国时期,随着政治文化格局的变化和《周礼》《礼记》学术地位的提升,《周礼》与《礼记》两部礼学经典终于取得了与《仪礼》分庭抗礼的地位,也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本文对两汉时期《仪礼》学博士的设置情况、新莽时期《周礼》学博士的设置情况和三国时期《周礼》学和《礼记》学博士的设置情况及其他相关问题分别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治六十病和齐汤法》“治上气方”探析

对《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简81“治上气方”的主治病症、方药组成、剂量用法等进行深入分析,依据《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以及《诸病源候论》中的理论将此方与《武威汉代医简》中的“治久咳逆上气汤方”以及《伤寒杂病论》中的小建中汤进行对比研究。此方为后世治疗相关疾病奠定了基础,为现代临床治疗支气管哮喘等相关疾病提供了用药思路和方法。

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整理研究综述

定县简作为科学发掘的出土文献材料,墓主及年代明确,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简文内容涵盖了多种珍贵文献,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原真性,对传世古籍的校勘、整理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定县简以实物形态将我国隶书的成熟时期由东汉中晚期提前到西汉中期,填补了历史空白。自1973年出土以来近半个世纪,整理与研究时断时续,取得了一定成果。随着文物科技保护、现代化信息提取的技术进步,定县简整理研究必将迎来新的突破。

王昶与姚鼐及桐城派关系考论

王昶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姚鼐相交五十余年,二人一直互相推重,彼此爱敬。然而,王昶晚年却因刊落姚鼐为其文集而作的《述庵文钞序》招致姚鼐的不满。推究王昶刊落序言之举,并非出自汉宋之争的立场选择,而是致力于融通汉、宋的“通儒”与“古文家”冲突的结果。除姚鼐外,王昶和桐城派其他古文家也关联密切,在学缘上,他更与桐城派渊源深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出乾嘉时期汉、宋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是乾嘉文坛复杂文学生态的一个缩影。

踵事增华 导夫先路——读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

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是首部系统整理研究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专著,通过册书复原与研究,为学界提供了11份内容比较完整、考证精细的东汉诉讼文书,作出了经验示范,代表了井窖简册书复原研究的最新进展,丰富了简牍文书学理论和方法。

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灯比较研究

同为西汉中期诸侯墓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墓与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中,出土了数量相近的青铜灯。一方面,两墓出土器物所反映的完善的造物体系,代表着西汉中期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器物文明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两墓的墓葬时间、墓主人身份地位、墓葬保存完好程度的相近使得二者的出土器物具有比较研究的可行性。本文试以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中出土青铜灯为例,通过对铜灯造型种类、制造工艺、所刻铭文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探寻西汉中期经济社会与贵族日常生活的一角,加深对西汉历史的认识;在南北异曲同工的精美青铜器上,穿越历史的长河,感受巧夺天工的青铜艺术魅力和一个时代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

成亦经术,败亦经术:西汉经学教育的价值转向

经术是西汉“独尊儒术”政策下的产物。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治理需要,西汉统治者亟需运用儒家理论来解决国体人事之难题,一批儒者与时俱进,通过策、奏疏、谏书等形式,发明经书义理,辨知政事之是非得失,以裁决时事,经术便应运而生。为求致用,西汉经术经历了从“缘饰儒术”到“霸王道杂之”的发展之路,并积淀成儒学素养与政事素质并举的人才观,有效地提升了儒学的社会地位,推动了西汉经学教育的发展,并内化为经学教育的价值导向。但经术的唯求功利所引发的经说歧见迭出,导致皇权对儒经解说的绝对掌控,博士分家而立又加剧了经说的纷争,章句之学由此兴起,给西汉经学教育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汉唐巴蜀礼学研究述略

汉唐时期,巴蜀礼学研究经历了汉代礼学研究的勃兴、魏晋南北朝巴蜀礼学研究的昌隆、隋唐巴蜀礼学研究的式微三个阶段。汉唐巴蜀礼学研究呈现四个特点:以今文经学派为主;家族化、学派化、集团化明显,尤其以魏晋时期为代表;巴蜀学者往往通经治学,不专守一经,学术视野宏大,知识广博;有较好的研习礼学的群众基础。

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兼及辩学视域中的汉赋批评

汉赋之中,有不少文本通过谈辩的方式结撰,抑或深富辩说之趣味,往细处可分为主客之辩、物我之辩与自我之辩。因生成于以铺写见长的赋文语境,辩胜者个性卓异,其于博闻见、审知时势、明识大体、笃守道术、娴熟辞令中的一个或多个表现突出。辩学与赋学之会通,拓展了认识汉赋之形式及功能的维度,也有助于发掘赋体作为思想形式的话语内涵。汉赋的谈辩,当置于言说、书写二者嬉递与交互的脉络审视,因之也可作为考察言说、书写之于中国文学生成、衍变之意义的样本。

东汉译经文献与本土文献关系小句对比研究

东汉时期的关系小句在中土文献和译经文献中,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两者的共性主要体现在:都存在由“者”“所”“之”标记的关系小句,包括有核关系小句和无核关系小句。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者”的关系化范围在两种文献中存在区别;关系小句的类型不同,中土文献只有内嵌式关系小句,译经文献以内嵌式关系小句为主,但也有少数附加式关系小句;关系标记的使用频率不同。

汉学、宋学义理管窥:陈淳《北溪字义》与阮元《性命古训》比较研究

《北溪字义》和《性命古训》是分别代表宋代理学与清代汉学的解经之作。南宋理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是为羽翼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理学入门级读物;清代阮元的《性命古训》则是其在“实事求是”治学原则指导下,以训诂、考据等方法,对儒家经典的字义疏议。二书均以“性”“命”等儒学基本概念为主要训释对象,但在经学本来面目之争的学术争鸣下,理学家着力建构本体,汉学家则致力于解构本体,反拨宋儒空谈义理之虚妄。在对“情”的认识上,陈淳与阮元分别有“以理治情”与“以礼节情”之论,此乃理学家与汉学家经学思想分野的另一重要标志。工夫论不仅是宋明理学的显题,也是汉学家“礼”学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于儒家传统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礼”,陈淳将其解释为“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落脚于人伦日常的道德规范;阮元则大倡“以礼代理”,强调践履、工夫在学习礼仪过程中的重要性,注重对“礼”的社会实践。二人对“性”“命”“情”“礼”等名词训释的差异,是探求汉、宋经学义理之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代表儒学两种阐释向度之差异的一个途径。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次之,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关联,今古兼治,扬马击郑,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谯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谶纬学大兴。

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先秦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的学派划分,形成于汉代;汉人根据他们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新的阐释或改造,而这种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先秦学术的真实面貌,已经不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先秦学术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按照学派的划分去认识先秦思想,也容易造成这样的弊端:对于某一学派内部,重其共性而忽视个性,而学派内部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不同学派之间的个性来说,又造成重视个性而忽视共性,忽视各学派共同的思想文化前提,忽视三代文化对于先秦学术的奠基意义。先秦时期留下来的可以名家的学者并不很多,分别称为某学某学即可,如老学、孔学、庄学、孟学、荀学等等。

《诗》纬论《诗》

《诗》纬以阴阳五行说《诗》,并形成了三期、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一套特异的解《诗》理论,这是它与汉代正统《诗》学的相异之处。而《诗》纬对诗的本质、诗之用等方面的认识,包括它对于《诗》篇的具体阐释,又与汉代正统《诗》学多相通之处,对传统诗学的构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尤其是与齐诗的关系,也有必要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