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五绝修辞的成就和创新

五绝创作在盛唐迎来高峰期,王维、李白双峰对峙,孟浩然、杜甫、崔颢、崔国辅等人因对修辞的重用而成为五绝发展的重要贡献者。盛唐五绝主要为乐府体,言语风格或倾向于平淡含蓄,或倾向于绚烂明快,在中唐得以延续。杜甫五绝以徒诗体为主,言语风格总体倾向于谨严典雅,对晚唐有所影响。

走向成熟的唐代游记文学

从中国游记文学发展史的视角 ,就唐代游记文学的演化历程与内在精神展开探讨 ,由此看出 ,唐代是中国游记文学的成熟期。古文运动的兴起与诗性精神的浸润共同推动着唐代游记文学的走向成熟 ,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游记文学的内在价值取向。从元结的前奏到柳宗元的高潮 ,以及与此相辉映的中晚唐游记创作 。

陈孚诗歌论

陈孚在有元一代时见高节,为人称颂,在山水诗、咏史诗等领域各有所成。陈孚诗歌意趣丰富,天趣自成,呈现出一种回归唐风的美学努力,展示了元代诗坛的变革路向。但是,陈孚及其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文学史家所遗忘,实为憾事。

明代唐诗选本与“唐无五言古诗”之争

明代选家以选本的方式标举诗学观念、参与论争,通过对格调派、竟陵派等诗学流派的代表性选本的分析,可以见出陈子昂、韦应物、储光羲、王维、杜甫等唐代诗人五言古诗的选录和评点,是围绕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说的诗学论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唐古与汉魏古诗的关系、唐古的接受和认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批评意义和学术价值,且对清代选本和诗学批评产生深刻的影响。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论晚唐体与西昆体的渊源与离合

晚唐体与西昆体同列宋初三体,传统上被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体式、两个流派。然而,在宋初诗学发展的历程中,西昆体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晚唐体诗学的创作经验和诗学理念,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要考察宋型诗理念与范式的建构过程,就必须先捋清两者之间的渊源离合。

唐代狩猎诗论

唐代狩猎诗数量虽不多,但作者涉及面广,无疑是辉煌灿烂的唐诗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唐代狩猎诗创作的繁荣,与唐代朝野普遍尚猎的风尚及文人入幕、从军边塞活动密切相关。唐人狩猎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点鲜明,于中还透露出崇猎尚武、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欧阳修转益多师及其诗风渊源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不仅全面师法唐代诗歌技巧,合理借鉴时辈诗人优点,还大胆吸收散文、辞赋等文体质素,形成了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诗歌风格。其不同文体师法各有侧重,使其诗歌在不同的文体间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子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自成一家之体,卓为百代之宗——浅析韦应物诗歌风格的成因

从社会背景、个人因素以及对前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三个方面,阐述了韦诗风格的形成原因,并分析了韦诗在创作过程中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渊源。

唐代边塞诗中文化交融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探析

文明的交汇,常伴随战争与冲突,民族间的交往融合,从被迫到默许再至自主自愿,其间需要多种条件促成,唐代开明的政治与开阔的胸襟,造就了大唐盛世,也更温和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与认同,并促使中原汉民族与边地少数民族共同完成唐人精神的建造,在边塞诗中体现为安边报国的尚武精神和求同存异的包容精神。

论《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

苏轼诗歌,既是宋诗之典型,需以一种最大化的方式,来呈现宋诗的精彩;也需以一种最恰当的解释,来说明宋诗的典范。因而,唐宋诗比较的角度,无疑是一个最为适合表现苏诗之精义的解释框架。东坡其人其诗,完全可以成为唐宋比较的标本。文章以陈衍《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为典型,从雅兴高致的心灵境界、瘦硬通神的山水写意、世俗人生的静观细省、化解悲哀的慧命双修、理趣成为人生戏剧以及由虚入实的现实世界六个方面,作唐宋比较。既力探石遗的评赏与圈点的幽旨,亦融合学界与个人唐宋诗观,力图发展出一套系统深入的苏诗比较论述。

“宗唐得古”说献疑——兼谈戴表元诗论的特色及地位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元代文学史》所提出的"宗唐得古"概念影响很大,但却不甚妥当。该书将"得古"连读,是在词性上出现了误判;而学界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宗唐以得古",则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戴表元宗唐复古主张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宜提得过高,"酿蜜"说才是其诗论的真正特色和价值所在,应予重视。

乾隆时期试律诗艺术风格探析

自乾隆二十二年开始会试中加入试律诗,二十四年乡试中又加入试律诗,此后试律诗推广到各类考试之中。其中尤以乡、会试为主,每科乡会试考官需要对士子的试律诗做出点评。通过现存的乾隆时期考官评语可见当时试律诗的艺术风格和师法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试律诗的艺术风格亦与当时诗坛的诗风相关,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文学史价值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就其宇宙精神而言,足以站在时代的峰巅,回眸天人关系的文化原点,引领灵魂的经典走向不朽。这正是它“以孤篇压全唐”“竟为大家”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它的文学史价值之所在。作为描述中国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文学史,不可不对作家及其作品中所会通的宇宙意识和由宇宙意识升华、凝练的宇宙精神进行点睛勾勒和重笔书写。

论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的悲剧品格

“红叶题诗”是一个著名的传统题材 ,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 ,通过宫女与士子这种特定身份的婚恋 ,揭示了这种独特题材“红叶题诗”的文化内涵 :唐五代宫女的独特性与命运悲剧、晚唐五代士子对盛世的热望与现实的苦痛、婚姻的宿命观 。

中晚唐史学精神与史论体咏史诗

中晚唐文人完成了由盛唐纯粹文辞之士到知识型、学者型学士的转换,文史兼擅并融的主体丈化特征使史学精神对史论体咏史诗产生影响成为可能。具体而言,传统史鉴致用精神在中晚唐形成风气。受此精神影响,史论体咏史诗多以垂鉴致用为目的,以君主为主要讽谏对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针对性。《春秋》学派中的疑经新变、委曲发明的史学精神使士子在涉足经史内容时,往往对传统的经史之义进行大胆怀疑,对史实进行细致辨析,倡扬新说,促成了翻案体的产生。适应思想重建的要求,中晚唐史学开启义理之途,提倡以史治心,转变入史观念。这使史论体咏史诗多注意阐发史实背后的道德义理,具有儒学道德化、义理化的特点;从心性角度思考问题;导致了赞扬奇节义士、高隐大德诗风的盛行。

六朝隋唐诗歌格律、体式演进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兼评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

声律和体式在六朝至唐代的诗歌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六朝到唐代是诗歌声律的形成发展期,尤其在中唐以前,诗人们对于声律的认识有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对于体式的分辨和规范一直在探索之中。即使到明清时代,相关的诗学理论也没有达至完备。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采用声律的分析统计和归纳法,结合日藏善本的比勘还原及历史文献的考辨,在对社会政治背景的阐发和历代诗学观念的梳理中,对唐代的齐梁体、新乐府体这些争议最多最难以辨清的问题进行分析,对相关论题从多个角度作出透辟的分析,得出了不少可以作为定论的新见,使声律和体格的内在关系得到了切实清晰的展现。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论初唐咏物诗的创作风尚

初唐咏物诗创作风气颇盛。与六朝咏物诗相比,初唐咏物诗体现出如下新气象:宫廷咏物诗祛离了南朝宫体咏物诗的香艳气息;王绩、四杰、陈子昂、郭震等的咏物诗一定程度上回归了诗骚及汉魏以来的比兴传统;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遭到贬谪后创作的少量咏物之作,多触物生感,情志内涵有所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