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论汉末瘟疫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汉末瘟疫不仅对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还对建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末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了战争资源、战争胜负,因此也间接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形成;汉末瘟疫造成大量文人的死亡,强化了生命意识的自觉,影响了文学主题的书写,从而刷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生态;汉末瘟疫所造成生命意识的强化、忧生之嗟的生成、死亡主题的勃兴,进一步影响了建安文学苍凉风格的形成。

汉赋在清代的多元传播及其功能意义

汉赋在清代迎来传播的高峰,这是多种合力促成的结果。其传播渠道有:文字传播包括选本编集、赋话撰写、书肆流通、官私藏书、拟作学习、引用注释、书画创作,口头传播则有诵赋、演赋、教赋、歌赋。传播主体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出于不同的传播目的,发挥不同的传播功用。具体言之,汉赋传播具有文教功能、应试功能、盈利功能、交际功能和服务功能。立足赋学视域,汉赋传播裨益于清代士子作赋,其要在学问和法度两端。而于今之治赋者,汉赋传播的价值在于积存富饶的赋学资源,从中可窥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留予后人研究和再阐释的广阔空间。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出土青砖分析与研究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是一座西汉晚期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主体为堆垒成框形结构的黄心柏木,柏木外侧铺设一至两层文字青砖。本研究采用三维超景深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SEMEDX)等设备对M2椁室周边不同位置青砖碎块进行系统分析,发现青砖中含有大量粉砂质地及少量黏土质地材料。青砖中轻、重矿物组合特征与沉积岩完全一致,砖内部分区域还发现了以萤石、石灰石为助熔剂的烧结结构及稀土矿渣。通过青砖化学成分与岩相结构特征判断其取土地为山东境内大野泽南部湖底或沼泽内淤泥,文字青砖上书写地名应为原料产地名称。

汉镜铭文体式刍议

汉镜铭文是汉代文学的表征,其与《诗经》《楚辞》、乐府诗联系颇深。在汉镜铭文体式发展过程中,从句式来看,汉镜铭文包括四言、杂言与骚体;从内容来看,汉镜铭文呈现相思、忠信、祈祥与生死之内蕴。分析其句式与内容特征,可将汉镜铭文归类为“诗经体”“楚辞体”与“乐府体”3种体式。汉镜铭文是对汉代出土文献文学独特性的呈现。

“事死如生”——小石祠东壁《车马·庖厨·乐舞图》羽人舞蹈研考

汉代画像石以极具婀娜的姿态以及栩栩如生的舞蹈形象,真实彰显两汉时代广阔雄浑的时代风貌和极具特色的乐舞艺术的风韵。舞蹈也以二维的形态真实传递出历史价值和古人观念。山东鲁南地区嘉祥县汉代画像石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厚葬之风盛行的影响下,生死问题成为舞蹈结构艺术的重要动因。因此从厚葬之风出发,结合小石祠东壁《车马·庖厨·乐舞图》画像石及有关文献,对于利用图像挖掘“事死如生”后的深层内涵有积极的意义。

论“左雄奏议,台阁为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左雄奏议,台阁为式”,阐述了左雄的奏议类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特点和地位,这是建立在梳理古代奏议类文体从产生到发展的脉络基础上得出的精到表达。左雄的奏议文作为东汉奏议类文章的典型代表,对于研究其时及此后的同类文章创作,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武当山遇真宫东宫遗址配殿复原设计研究

武当山古建筑群肇始于唐代,明代作为皇家道场而兴盛,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武当山遇真宫为明成祖朱棣下令敕建。遇真宫古建筑群内包含3个区域,分别为中宫、西宫、东宫区域。依据《武当山遇真宫遗址》中提供的考古遗址信息,选择东宫配殿遗址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明代大木作做法,参考同时期的其他明代官式建筑,对遇真宫东宫配殿遗址的信息要素进行尺度权衡推演和复原考量,为遇真宫东宫遗址复原成果提供可视化表达。

汉唐建筑风格在武威东站建筑设计中的传承应用

铁路客站融入地域建筑文化既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形象,还能为铁路客站赋予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以武威东站站房设计为例,通过梳理武威地域文化特色,分析汉唐建筑风格特点,提出将汉唐建筑风格融入铁路客站设计的策略与方法,并从传统建筑形式的转译、建构一体化设计手法、室内外一体化设计、传统建筑元素的应用等角度进行阐述,充分展现武威东站站房设计中的汉唐建筑风格。

试论汉代陶灶的岭南类型

汉代岭南类型陶灶以带有前出地台、有底为显著特征,平面以长方形或梯形为主,主要流行于岭南地区,出现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以后,是受到汉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从时代、形制上看,不排除其受到徐州地区陶灶影响的可能。岭南类型陶灶在东汉时期传播到了邻近的湖南地区,其中平面为舟形的陶灶在六朝时沿北江、赣江传播到了江西地区。岭南类型陶灶基本上沿西江、桂江、漓江、湘江及北江这些主要河流分布,而这些河流正是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从起居方式的变化看秦汉时期家具形制的发展

秦汉时期,是中国生活起居方式从席地而居转为以床榻为中心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低型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以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的转变为引,对生活起居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从席、床榻类、几案类家具着手对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转变影响下的低型家具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该时期室内家具的组合特征,以期为秦汉时期低型家具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汉魏六朝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赋开始受到英语世界的关注,尤其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已累积了丰富的译本与研究成果。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分析不同时期的译介作家和作品以及译者情况,并从专著与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和二手研究著作等方面归纳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从整体上呈现英语赋学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为国内学界提供借鉴。

两汉三国三礼学博士制度考述

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改革博士制度,专设五经博士,而罢免其他诸子传记博士。由于三礼中的《周礼》与《礼记》不在五经之列,因而当时只有《仪礼》立于学官,设置博士,而《周礼》与《礼记》均不得立于学官,未曾设置博士。这种状况终两汉之世不曾改变。唯有《周礼》曾在新莽时一度立为博士,但东汉复辟后自然废罢。三国时期,随着政治文化格局的变化和《周礼》《礼记》学术地位的提升,《周礼》与《礼记》两部礼学经典终于取得了与《仪礼》分庭抗礼的地位,也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本文对两汉时期《仪礼》学博士的设置情况、新莽时期《周礼》学博士的设置情况和三国时期《周礼》学和《礼记》学博士的设置情况及其他相关问题分别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治六十病和齐汤法》“治上气方”探析

对《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简81“治上气方”的主治病症、方药组成、剂量用法等进行深入分析,依据《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以及《诸病源候论》中的理论将此方与《武威汉代医简》中的“治久咳逆上气汤方”以及《伤寒杂病论》中的小建中汤进行对比研究。此方为后世治疗相关疾病奠定了基础,为现代临床治疗支气管哮喘等相关疾病提供了用药思路和方法。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整理研究综述

定县简作为科学发掘的出土文献材料,墓主及年代明确,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简文内容涵盖了多种珍贵文献,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原真性,对传世古籍的校勘、整理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定县简以实物形态将我国隶书的成熟时期由东汉中晚期提前到西汉中期,填补了历史空白。自1973年出土以来近半个世纪,整理与研究时断时续,取得了一定成果。随着文物科技保护、现代化信息提取的技术进步,定县简整理研究必将迎来新的突破。

王昶与姚鼐及桐城派关系考论

王昶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姚鼐相交五十余年,二人一直互相推重,彼此爱敬。然而,王昶晚年却因刊落姚鼐为其文集而作的《述庵文钞序》招致姚鼐的不满。推究王昶刊落序言之举,并非出自汉宋之争的立场选择,而是致力于融通汉、宋的“通儒”与“古文家”冲突的结果。除姚鼐外,王昶和桐城派其他古文家也关联密切,在学缘上,他更与桐城派渊源深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出乾嘉时期汉、宋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是乾嘉文坛复杂文学生态的一个缩影。

踵事增华 导夫先路——读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

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是首部系统整理研究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专著,通过册书复原与研究,为学界提供了11份内容比较完整、考证精细的东汉诉讼文书,作出了经验示范,代表了井窖简册书复原研究的最新进展,丰富了简牍文书学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