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固有学术视域中的“红学”

华夏传统学术,发展至清代,最终形成经、史、子、集"四部"架构体系。产生于中华历史文化与学术综汇期的"古典红学",同样可以从经学、史学、子部之学、诗赋文章之学四种角度观察评析。作为迥异于西方"文学"及"小说研究"的既定学术存在,"古典红学"不仅是当代红学正本清源的历史依据,也是这门华夏固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乃至返本开新的学术前提。

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

清代学者对子书的校勘、注释不完全排除义理,而对诸子地位的尊贬、诸子学说的阐发,更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从清初相对于理学的异端,到少数乾嘉学者超越以子证经,进而在晚清经世致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彰显价值,发展为"古学复兴"的主体,清代诸子学始终关联时代思潮,成为培育新思想的土壤。

略论东汉经学研究中的今古学观念

古学与今学是东汉经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内涵复杂,既指两组不同的经典,也指不同的学派和学统,也涉及不同的治学方法、阐释体系和风格。古学、今学观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博士学官与民间儒学研究的制度性对立。它们同西汉时期的古文、今文概念有关联,但是不同。

廖平新经学转型及其意义——以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为中心

廖平的早期经学备受肯定,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历来多为负面评价,或曰"越变越奇",或曰"经学终结形态",评论者多从意识形态角度视之为旧的思想形态和学术范式的没落。若将廖平一生的学术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近现代学术思想大背景重新看待廖平的中晚年经学思想,其中晚期经学思想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并为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付诸努力。观照廖平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其新经学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从“六艺”到“六经”:古典分科课程向古代文献课程的转型

从春秋起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才之争,时代对教育提出新课题。作为政治改良人物,孔子主张实行利民的德政,将平民中的士人培养成有道德、知识和才能的国家治理者。既有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课程难以满足新的人才培养需要。孔子扬弃前代课程遗产,借鉴前人经验,整理古代典籍,编制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文献典籍用作教材,设为课程,讲学授徒,成效显著。之后这六种文献作为一套课程广泛传播开来,并被称为“六经”,逐渐替代“六艺”,实现由古典分科课程向古代文献课程的转型,这成为中国学校课程史上的重大事件,由此学校成为读书的场所。“六经”曾经滋养战国时期几乎所有学派。文献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完全确立地位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五经为课程开办太学的时候。

北学海堂考

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天津问津书院学海堂,在广东学海堂出现后被称为北学海堂。1881年,李鸿章聘请张佩纶出任问津书院山长,创设北学海堂经古课。此后,除黄国瑾短期主持外,李慈铭自1884年起主课北学海堂十余年,叶昌炽则是该堂最后一任山长。北学海堂以经史实学为考课内容,最后几年还引入西学课题,带动了当地知识风气的转移和文教事业的发展,是晚清天津成长为北方文教之区的一个重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