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datory Testing for HIV and Sexually Transmissible Infections among Sex Workers in Australia: A Barrier to HIV and STI Prevention

Australia is an apt landscape upon which to measure the success of mandatory testing of HIV and sexually transmissible infections (STIs) among sex workers. Mandatory testing is implemented in some Australian jurisdictions and not others, allowing for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the outcomes. It is apparent that mandatory testing of HIV and STIs among sex workers in Australia has proven to be a barrier to otherwise successful HIV and STI peer education, prevention and free and anonymous testing and treatment. The outcomes of mandatory testing are counterproductive to reducing HIV and STI rates, do not reach the intended target group, are costly and inefficient, and mandatory testing has proven to be a very difficult policy to repeal once in place. Scarlet Alliance, the Australian Sex Workers Association, as well as numerous academics and policy leaders in Australia recommend against mandatory testing of HIV and STIs among sex workers.

刑事合规的制度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通过制度史的考察不难发现,刑事合规制度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即作为直接目的的效率价值、作为终极目的的预防价值以及通过替代性惩罚实现的报应价值。以这三方面的制度价值为线索,梳理我国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不难发现,预防价值受到“广泛不起诉”“专项合规”“合规监督考察形式化”等方面的多重折损,以自我报告为核心抓手的效率价值未受到重视,替代性惩罚严重弱化。结合我国的制度现实,未来应当重视合规制度的预防价值,也不能忽视效率价值以及通过替代性惩罚实现的报应价值。为了提升制度的预防价值,需要警惕对涉案企业及个人处罚的过度轻缓化和合规整改的形式化;为了提升制度的效率价值,认罪认罚应当是制度适用前提,同时提升自我报告在程序选择中的意义;为了强化制度的报应价值,即便认可合规互认机制,也应当保持在适当限度。

《刑法修正案(十二)》下行贿犯罪的均衡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改,旨在实现与受贿犯罪惩处的实质均衡,并增强行贿犯罪处罚条款的积极预防功能。这体现的是对行贿犯罪的预防性严惩,而非单纯对其进行严厉惩治。司法应遵循该修法精神指引,确保罪名适用的稳健性。为实现修正案关于贿赂犯罪的处罚均衡性目标,需要将预防性严惩的修法精神与宽严相济、从严治吏等一贯的刑事政策相结合,将“入罪认定总体稳健,量刑评价适度从严”作为新法适用方向。贿赂犯罪的保护法益为职务行为的自主决策权,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取决于侵害该法益的具体形式,而非“受贿行贿同等罚”。新增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仅为量刑情节,应根据从重处罚的实质依据对各个情节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以确保司法适用的精确性与均衡性。

刍议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的修正

近年来,公众人物逃税的数额之多、影响之大,屡屡将《刑法》关于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置于风口浪尖。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是否合理,至今存在争议,主要体现为肯定论与否定论。从刑法法理角度来看,该条款的设立有违刑法体系化,偏离了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理解,消解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从司法实务和行政实践观察,该条款采取的行刑反转模式已经显现弊端,导致逃税罪实际处理模式不一、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查税权力混淆。当前,应基于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积极预防性立法理念,对该条款进行完善和修正,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改为“从轻、减轻刑事责任”,同时设置条款适用的数额上限。

预防性刑法扩张的理性审视和应对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预防性刑法扩张倾向明显,在刑法学界引起争议。面对方兴未艾的犯罪化趋势,有必要对预防性刑法扩张进行全面审视和思考。从理论基础来说,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滥用与零容忍政策的误读,使得二者难以构成预防性刑法扩张的充分理论根据。在轻罪的立法模式问题上,我国的轻罪立法不宜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入罪模式,违法行为制裁体系的多元化更符合对违法行为分级分类处理的需要,并且越轨行为的早期惩戒对于防止初级越轨发展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预防性刑法扩张导致犯罪标签负面效应突出的应对之策,轻罪的司法出罪与前科消灭受到关注。通过司法出罪限缩犯罪圈的效果实现有赖于司法观念的转变和轻罪类案出罪标准的规范化,同时还要监督和制约权力在司法出罪过程中的行使,防止司法出罪成为寻租机会。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犯罪标签的消极影响,但也要看到其效果的局限性。作为对风险的反应举措,预防性刑法在某些领域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但以预防性理念为指导过度扩张犯罪圈,则应当慎重。

大型国有石化企业刑事领域合规风险管理探讨

基于石油化工行业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法律风险较大的突出特点,如何有效开展企业内部的刑事合规管理工作,达到防控刑事法律风险的实际效果,是一个重要的实务课题。与此同时,现有的企业刑事合规领域的理论和实务研究,针对国有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合规方面的成果比较欠缺。文章综合采用法律分析和企业管理的方法,分析了国有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外部合规环境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刑事合规实务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如何加强实务工作进行了探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误区与理论校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数量急速增长的背后,存在司法适用的若干误区。本罪立法已包含刑法干预早期化的思想,其司法适用不宜再过度强调预防性特征,应在绝对的共犯独立性和严格的共犯从属性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正犯行为相对宽松的事实性制约。本罪被帮助行为和帮助行为的罪量要求,都在司法适用中被过度放低。被帮助行为的罪量要求只有在一对多共犯参与模式中才能例外性地放宽,帮助行为的罪量认定则应牢牢把握不法关联性,审慎对待银行卡流水金额这样的泛化标准。应当对本罪主观明知进行限制解释,适当收缩推定规则的适用,防止责任主义原则的弱化。本罪的司法认定应在积极治理网络犯罪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取得平衡。

基于“护场”理论探讨中西医结合防治宫颈癌转移思路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转移是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之一。“护场”指正邪交争过程中,正气约束邪气,使之不至于深陷或扩散而形成的局部作肿范围。中医认为,癌毒侵袭转移与护场不守有关。护场的微观基础为免疫微环境,能识别和杀伤癌变细胞,而免疫逃逸在促进肿瘤转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护场”理论,笔者从中西医结合角度分析宫颈癌转移病机,正虚毒盛护场不守,肿瘤细胞免疫逃逸,进而发生转移,并提出从清除癌毒、固护护场以及先安未受邪之地三方面进行干预,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宫颈癌转移提供新思路。

危害生物安全犯罪刑法立法的理念转型与规范调整

为控制与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强化危害生物安全犯罪刑法立法的严密性、前瞻性、类型性及体系性。然而,当前我国危害生物安全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规制范围不周延、犯罪预防不到位、行为类型化不足及规定过于零散等问题,难以有效遏制危害生物安全犯罪。对此,应立足我国刑法立法实际,着眼各类生物安全风险本身的特点和前置法的规定,在预防性刑法观的指导下,调整部分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前置刑法介入犯罪的节点并完善相应犯罪的主体、行为方式及法定刑。

犯罪附随后果的阶梯式划分——以刑法预防性立法的转向为契机

近年来,我国迎来了刑法预防性立法的重大转向。在此背景之下,降低刑罚强度的强烈诉求与犯罪附随后果的严厉性、预防型犯罪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公众认同之间均存在较为紧张的关系,而这也意味着犯罪附随后果的制度完善迎来新的“窗口期”。在现行犯罪附随后果制度中,存在限制内容缺乏比例性权衡、规范载体僭越法律保留原则等法治性缺失。其深层诱因在于,人们将犯罪人视为现代文明社会丑闻的刻板定格。应当以犯罪人概念的阶梯式划分为核心,促成犯罪附随后果的制度完善。基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应慎用终身性的犯罪附随后果,并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基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差异,可以合比例地设置限制内容。

多灾种影响下的西南民族村寨应急疏散空间韧性规划方法——基于贵州省凯里市下司镇清江村的实证检验

传统的应急疏散空间规划主要关注避难场所布局,对疏散通道的关注严重不足,且避难场所选址缺少对多灾种及灾种间相互影响的综合考量,对人群疏散行为特征关注较少。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将应急疏散空间划分为避难场所和疏散通道两个层面,并从多灾种综合防御的视角进行避难场所的空间选址,给出了考虑多灾种影响的疏散通道重要性和脆弱性指标评价体系,提出了基于经验研判和仿真检验相结合的应急疏散空间规划方法。通过对贵州省清江村的实证检验,发现该方法在灾害类型多的民族地区有较强的适用性,能够明显提升村寨疏散效率;通过应急演练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加强民众对灾害及避难场所的认知,能够明显地提升村寨的社会韧性。

论英国刑法预防性犯罪的潜在风险及启示

英国是预防性犯罪立法的典型代表,然而这种立法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理论层面,可能导致降低行为要件独立价值和否定行为人自由意志双重危机,还可能颠覆刑法无罪推定原则。实践层面,可能导致国家权力对私人领域的过度干预和引发对国家法律权威的怀疑。关于英国预防性犯罪潜在风险的分析,对我国刑事立法有着重要参考意义。立法对预防性犯罪应当严加限制,在罪名确定方面严格限于对国家和公共安全实施极端风险的行为;在罪行认定方面对以例外型预防性犯罪规制的罪行严重程度要明确较高的入罪门槛。

MBTI人格测试在预防犯罪领域的可能性探索

MBTI人格测试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够较为准确地实现对于不同人格类型的界分。犯罪分子存在着有别于非犯罪人群的特殊人格,且该人格能够一定程度上在MBTI人格测试中得到体现。将MBTI应用至累犯和再犯可能性判断时,综合考量被测试者所属的MBTI人格类型和其在该类型中表现出的倾向幅度,从而为实现更妥当的刑罚提供参考依据。

预防性刑法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基于合宪性的检视

以控制风险、维护安全为内生动力的预防性刑法,在刑事立法中主要表现在恐怖主义、经济、网络、药品及环境领域。这些领域的刑事立法存在其正当性根基:外部根基体现在当代社会的安全需求及相关前置规范的不足,内部根基体现于机能主义刑法观的催生及刑法体系的刑事政策化。宪法作为法秩序的规范框架,可为预防性刑法的正当性及其限度提供评价依据。预防性刑法保护安全及秩序的同时,也对公民的自由权利构成限制。然而,这种限制在形式上应遵循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在实质上符合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要求。预防性刑法的合宪性审查难题在于均衡性,如何把握均衡性的限度是厘清预防性刑法界限的关键。立法者应遵循法律保留的差异性处理,确保预防性刑法所配置的刑罚和行为的风险程度相适应。同时,贯通以基本权利为内核的法益保护,从而为预防性刑法划界。

刑事程序中行为的量刑论考察

寻找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依据必须回溯到“刑事程序中行为”以及“犯罪后态度”的理论地位之上。对于“犯罪后态度”,无论是扩张责任概念的内涵还是采用“双轨的间接证据构造”,均不能予以合理化。“犯罪后态度”只能作为预防要素起作用。“刑事程序中行为”属于预防要素,在具体判断时不能升高刑罚量,而只具有保持刑罚量和降低刑罚量的功能。认罪认罚予以从宽应定位于行为人悔悟,即预防必要性降低,在我国传统理论语境中体现为社会危险性降低。对行为人的实体处遇不能直接从程序法中寻找依据,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和量刑理论证成。

事后合规刑法激励的正当性根据——积极一般预防的论证路径

刑事合规激励是“规制的自我规制”这一现代规制理念的体现。事前与事后合规的区分根据在于刑法激励的正当性根据不同,两者各自对应的教义学构造因此也存在显著差异。面对当前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正当性危机,法益恢复理论、需罚性理论(功能责任论)与特殊预防理论皆无法为涉案企业事后合规减免刑罚提供恰当、融贯且周延的依据。相反,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为论证涉案企业事后合规激励的正当性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正当性论证框架。从积极一般预防“学习效果”“信赖效果”与“和解效果”的具体维度考察,涉案企业有效的事后合规措施可以作为刑罚的(部分)替代,从而降低大众的“刑罚需求”。然而,刑罚需求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内容,也为事后合规刑法激励划定了适用边界。

浅析监狱民警刑事责任风险失范问题与防控策略

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维护刑罚严肃性和权威性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监狱民警作为改造罪犯的主要力量,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刑事责任风险时刻存在,一旦刑事责任风险失范就会伴随诸多问题。因此,如何有效防控监狱民警刑事责任风险,激发监狱民警创造性改造罪犯,实现“守法公民”的法治改造目标,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两卡”型帮信罪的治理路径研究

从刑事一体化视角考察,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急剧扩张适用主要是因为,在政策落实上因片面适用“从严从重”而易突破成文法;在犯罪认定上因割裂了实质与形式要件而降低入罪门槛;在行刑界分上多以“量”为标准而阻碍了案件分流至行政处罚;在犯罪预防上因相关措施缺乏针对性而难以使民众产生抑制动机即预防效果不佳。由此,刑事一体化下的“两卡”型帮信罪治理路径,既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要坚持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等原则,予以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既合理又合法的定罪处刑与刑行分流分治,积极采取多维源头治理有效遏制“两卡”型帮信行为的滋生。

犯罪低龄化背景下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路径探析

针对现实社会中的低龄作案者,刑法修正案(十一)给了一定的处置思路,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在理论上仍存在一定争议。尽管刑事责任年龄下调,但仍存在低龄作案者法律责任的缺位问题。在现有法律制度下,要主动参与、积极处置、有所作为,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同时在犯罪低龄化防治与惩戒工作中,比起以刑事手段教育、惩治青少年犯罪,完善专门教育制度更值得关注。

生物安全治理的刑法应对:理念遵循与完善进路

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使现代社会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日趋复杂、紧迫。刑法作为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生物安全治理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我国当前的生物安全刑法保护制度还存在着保护法益缺乏明确性、规制范围缺乏全面性、刑法介入缺乏预防性等问题。为此,在完善过程中,须以风险预防原则缓和技术风险,统筹生物技术发展与安全问题,以刑法谦抑性理念指引刑事立法,以法秩序统一原理畅通保护体系,从而不断夯实生物安全刑法保护制度的基础,强化对生物安全风险的事前预防,使生物安全犯罪的入罪更加谨慎、出罪途径更加畅通,并有效实现生物安全治理的行刑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