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与黑泰人家祖信仰比较研究——基于宗教人类学的分析视野

我国壮族与东南亚黑泰人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两族有关祖灵资格的判断标准是相同的,但黑泰人认为幼童、孕妇及其他非正常死亡者的亡灵不能进入祖龛享祀,而壮族认为36岁以下且有子嗣的逝者可以通过举行相应的民俗祀奉仪式使其进入祖灵之列。花神婆婆的花园和夜鸟圩是壮族意念中的原生型祖灵世界,是平行并存的两个不同的空间。黑泰人《指路经》中所建构的彼岸空间是一个统一体,其内部按照逝者年龄、死因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分成若干亡灵居住区。丧礼方面,两族在报丧、洁身和入殓礼仪是同多异少,而在开丧与出殡礼仪却是异多同少。祭祖方面,其的目的都是祈求祖灵赐福和强化宗族的血缘意识,但祭祖时间和仪式程序各异。先民同源以及文化的传播与借用是两族家祖信仰出现异同的主因。

芒市傣族祭寨神仪式呈现的历史记忆——基于M寨的田野调查

中国史学界用“历史记忆”观察族群认同、族群关系。芒市傣族地区寨神祭祀活动不仅是傣族宇宙观载体,更是傣族人民祖先崇拜、灵魂信仰的具体体现,傣族后辈在祭祀仪式中接受长辈的社会教育,在祭祀寨神仪式中了解本寨历史。该文通过对芒市轩岗乡M寨祭祀寨神仪式的描述与分析,探讨祭祀寨神仪式中蕴含的傣族村寨历史记忆。该文认为:从寨神位置中可以探知村寨历史;寨神崇拜是芒市傣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双重信仰融合形成当地傣族功德观。该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研究某一族群,有利于探索历史记忆在该族群繁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论语》新诂

“哀公问社”之“社”，指社主，但不是俗解所谓置于宗庙中的木牌——宗庙主，而是指杜树、树主。“君子怀刑”之“刑”，不是“型”的假借，其字本作“井”，后作“”，油为“”、“刑”，本义即刑法义；引申为刑罚；《论语》此句之“刑”例当为法度义，指远古的法度，即原始社会的习惯法。

中国早期宗教祭祀及其乐舞对于戏曲形成的影响

中国戏曲的形成与原始鬼神崇拜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远古时代图腾礼仪及傩祭中的拟兽类歌舞就蕴含着鲜明的戏剧美因素 ,与拟兽扮饰表演不同的拟神扮饰表演 ,包括蜡祭、雩祭、社祭等以及“葛天氏之乐”也带有丰富的音乐舞蹈、装扮表演等戏剧因素。巫觋在此类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行为颇似今天戏剧舞台上的演员 ,为孕育中的中国戏曲提供了虚拟的装扮性和心理的观赏性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远古时代宗教祭祀仪式中孕育出的戏曲萌芽 ,由于先秦礼仪文化理性精神的发展 ,并未能进一步演进 ,虽然荆楚歌舞中戏剧萌芽保存下来 ,但只能转化为理性文化改造的宫廷祭曲 。

瑶族崇林祭树传统习俗中的生态智慧

通过资料收集和整理,梳理了世居林区或山林边缘的瑶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添丁增口植树、拜祭树木为父母、建村立寨种树、祭神树、树葬等"崇林祭树"习俗。这些习俗中蕴含着崇敬森林、爱护森林、保护森林、绿化家园和美化环境等生态智慧,是瑶族森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瑶族"崇林祭树"传统习俗中的生态智慧,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生态平衡、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试论孝德教育的源起和产生

孝德源起于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亲情、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和氏族养老尊老的古老传统。孝德教育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包含的"尊祖祭祖教育"和"尊老养老教育"均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孝德教育产生于西周。西周的孝德教育已经包含学校教育、祭祖仪式、"乡饮酒礼"、视学制度及"释奠礼"、朝廷训俗、采风易俗等诸多教育形式,其中,祭祖是西周孝德教育最主要的形式。孝德教育在西周产生是由当时"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清代广西三界庙地理分布与三界神信仰探析

三界庙在清代广西各府中都有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在南宁、浔州、郁林、平乐、梧州等五府(州),呈现出一种沿着西江流域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规律,在郁江两岸分布最为密集。清代广西已经初步形成了三界神祭祀圈,而这种祭祀圈的出现与三界神的现实功利色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东海神的崇拜与祭祀

黄淮海平原是先民们最早的活动地区之一,先民们很早就萌发了对其东部辽阔大海的崇拜,出现了对东海神的祭祀。从东海到东海神的形成,从东海神纳入国家祀典的岳镇海渎到历代统治者的祀典礼制不断完善,东海神的封号与神祠位置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宋代东海神崇拜与祭祀日隆,就与庇佑社稷和护卫海上交通有关。东海神崇拜与祭祀的变迁可谓是国家祀典岳镇海渎变迁的一个缩影。

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

文章探讨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认为元杂剧的鬼魂戏主要分为祭奠神明剧、祭奠亡人剧、祭奠冤魂剧三种。元代鬼魂戏反映了元人的祭祀习俗,并体现了元人的偶象崇拜、鬼魂崇拜及儒、道、佛的思想在元人祭祀礼仪上的影响。

试论干戚之舞

干、戚作为礼器,由实用兵器演变分化而成。干戚之舞源远流长,文化内蕴深厚。干戚之舞滥觞于龙山文化时期,形成发展于夏商时代,规范定型于西周。干戚之舞初为军事巫舞,后演绎成为重大祭礼必备武舞,具有严格的乐舞程序和礼教功能。晚周后干戚之舞衰落。

卜辞“帝”观念的转变与商末政治理性的进步

从时代性上考察殷墟卜辞,可以发现作为天神的"帝"类卜辞主要出现于卜辞时代早期,后期则锐减,"帝"不是商代的至上神。而与此同时,有关宗庙建筑的"宗"类卜辞则渐增。上述现象与晚商以来天神"帝"崇拜的日渐消亡和对祖先神开始称"帝"相吻合,宗教观念上的"帝祖合一"则使祖先神地位上升,祖先祭祀的增加又促使晚商的祭祀制度发生变革,周祭制度产生并获得发展。借助于周祭,商王实现了对宗族和社会秩序的整合,并通过主导天命神示的话语权加强了王权的神圣,重申了商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晚商王权获得空前加强,逐渐构建了以商王为中心的新型人神关系。伴随周祭的发展和"王道"政治秩序的形成,商王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加强,人神关系中"人"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宗教祭祀成为商王有目的的宣扬政治信仰的手段,商末政治理性获得进步。

浅析苗族氏族文化的艺术性

苗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苗族的历史可上溯到上古黄帝时代,苗族文化充满了历史的烙印,其氏族文化象征在苗族今日的生活、建筑中依然清晰可见,构成一种独特的民族美与艺术美。

徽州歙县瞻淇的王祖祭

根据清末与民国期间歙县瞻淇祭祀王祖汪华的一些簿册文书,实录了正月庙祀的日程安排,重点介绍了十八朝祭,庙内铺设,演出剧目,神前三十六碗,祭祀经费来源,还实录了二月标祀过程和三月十六族标祀的轮管与礼仪,并与张许二帝祭作了对照,表明王祖祭极为隆重,反映了汪华在徽州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这与汪华生前保境、降唐与死后“显灵”,也与当地百姓祈求安定和谐有着密切的关系。

稻作农耕与日本民俗的形成

日本水稻种植在绳纹晚期从中国江南越海传至,此后稻作农耕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结合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民俗。日本稻荷神社数量很多,对狐狸的崇拜、樱花的喜爱、过年祭祀时注连绳的装饰以及相扑运动的起源等,最初可能都源于稻作农耕。日本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祭,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大部分都与水稻的播种、萌芽、生长、收获相关联,是人们对丰收的一种渴望,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稻米还被认为是力量的源泉,由此产生了从米中寻找力量的习俗,稻米及制成品还常用于节日祭祀。时至今日,日本人的日常饮食习俗中,依然还带有稻作农耕的烙印,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之魂。

社火溯源

社火是古代祭祀土地神和火神活动的延续。在中国,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祭祀土地神的活动逐步分化为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两种,国家祭祀土地神活动与祭祀谷神、四方神活动合并,演变为祭祀社稷。民间祭祀土地神活动逐步与祭火活动融合,发展成为了社火。

花东卜辞中所见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研究

在学界对旧有卜辞双宾语句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出土的花东卜辞材料中双宾语句做了全面的整理与初步分析,以期能对旧说有所补充或发展,从而发现,花东中的包含有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结构的句子共34例。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通过对比旧有卜辞中此类双宾语句,可以看出花东中的不少格式是新见的。毫无疑问,这将大大丰富我们对古汉语双宾语句的认识。

锁住婴幼儿的灵魂——苗族祭祀用牛披风的构图程式与宗教理念解读

本文从一件苗族祭祖大典“吃牯脏”时祭祀用牛的蜡染披风入手 ,剖析了苗族蜡染图案的构图程式 。

人神之间:胶东渔民祭海仪式的象征意义阐释

海神崇拜是胶东沿海渔民的民间信仰,祭海仪式在海神信仰中最具象征意义,是渔捕文化的特殊形态。它探讨了胶东渔民信仰的四类海神及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祭海仪式且运用仪式与象征理论,以田横祭海仪式为例将渔民的祭海仪式的过程性分析置于人神交叉网络中,阐释祭海仪式这一文化行为的象征意义,对了解胶东区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蒙古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功能——兼论蒙古族那达慕的起源及今昔嬗变

蒙古族传统体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文化概貌。蒙古族传统体育在古代,祭祀、娱神、军事训练、检阅兵力的功能较为突出、明显,而基本没有经贸洽谈、发展旅游的功能;近代以来,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祭祀、娱神、军事训练、检阅兵力等功能日益削弱,直至彻底消失,聚会交流、娱乐大众、强身健体、以及节庆、纪念、教育等功能却不断加强,还拓展了经贸洽谈、发展旅游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