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行政报告中的“请”与“报”

秦汉行政报告的“请”与“报”制度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政治法律制度。秦汉依法对行政请示报告的类型、办理程序、审批答复、处理和利用等方法和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相应的行政申请报告呈报和批复的体制机制,为行政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律制度,加强了对行政的监督和检查,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新中国成立初期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考察

请示报告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收集信息的重要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已构建起一套请示报告制度。对于请示报告文本的书写环节,在明确文本书写规范的同时,要求党政体系内更多干部反馈信息即扩大信息“书写者”范围,以保证制度的有序运转。对于信息的传递,中共表现出寻求传递过程扁平化,直接与地方各级干部进行交流和对文本差异化处理后进行再传递的特点。这些举措在反馈常规信息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巩固新生政权、强化国家信息收集能力提供了制度支撑。但由于干部素质参差不齐、常规信息和非常规信息之间界线不明、基层信息生产压力过大等原因,这一时期请示报告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信息有效性欠佳、非常规信息反馈不及时等缺陷。进一步完善请示报告制度,应当继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化激励设置、考核检查等机制,结合党风政风建设,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及其现实价值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请示报告制度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党与军队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证,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新时期,它仍然存在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它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有利于推广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完善党的干部考核制度。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与党内报告制度的建立

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党的历史上形成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和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加强中央与地方密切联系的现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立了党内报告制度,并作了具体规定。该制度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对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党内程序如何介入行政程序——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与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程序的衔接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的规定,明确了党内请示报告程序介入行政程序的制度安排。作为衔接党规与国法的新型制度尝试,党内程序介入行政决策程序,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必然趋势,又是宪法“本质特征条款”的重要体现。在上述制度安排中,行政决策机关不是以机关的名义履行请示报告程序,而是以决策机关内设的党组名义履行上述程序,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由领导干部以自己的名义向党委请示报告。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与党内重大事项报告之间为包含关系,意味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作为重大报告事项中的一部分均应履行向党组织请示报告程序,并贯穿于行政决策程序全过程。

刑事二审程序“虚置化”的迷思与匡正

作为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环节,刑事二审程序既要有效监督刑事一审程序的运行,也应当实现对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救济。然而我国刑事二审程序的"虚置化"早已为学术界所诟病,从制度层面来看,案件请示报告制度、侦查案卷裁判主义以及发回重审扩大适用是刑事二审程序"虚置化"的内在成因;从实践层面来看,多组数据的复合考察业已表明,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并不足以充分、有效发挥监督、救济职能。刑事二审程序的实质化应当遵循整体视角下的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和独立视角下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完善相结合的路径。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法律地位探析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奏谳书》,是汉高祖七年谳疑狱诏法律化的产物,其所汇集的诸案例,具备规范整理为判例的法律基础;它们在经过因案生例、定期修例、引例入律等程序后又同时具有与汉代律、令同等的法律效力,成为汉代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比。竹简《奏谳书》是汉初一部宝贵的司法文献,其法律地位不容置疑。

关于请示与报告的写作学研究

在公文写作中 ,请示与报告混淆的现象较为普遍 ,已成为现今写作教学中一个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本文对这两种实用公文文体作了比较与分析 ,并从写作学的角度 ,对这两种文体的重点、难点及教学实践中应重视的一些重要问题 ,作了探讨。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建党百年来,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党内一脉贯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纪律,其历史进程包括初步探索、创立及巩固、重建与强化、突破与创新等四个阶段,夯实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的制度保障,在党的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请示报告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准确把握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请示报告论述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是基本原则;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重要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价值导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请示报告制度的构建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着力在全国范围内健全与完善请示报告制度,并通过将制度精细化、规范系统化,切实提升制度执行力等举措,有效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的政令不畅、官僚主义突现、分散主义现象严重等问题,为巩固党的领导和推进新中国建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更为新时代加强制度建设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借鉴。当今,我们既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制度建设,又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创新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制度执行力,来确保制度优势成功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论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百年演进中的制度特征

请示报告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经历了由萌芽设计到建章立制,其后全面落实,最后走向深化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特征。回溯请示报告制度的演进历程,总结其发展变迁规律,无论是对加强请示报告制度自身建设,还是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的早期探索(1921—1927)

基于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理论、俄共(布)的实践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将请示报告制度引入党内,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早期探索。在建党时期,党的请示报告制度以工作报告为主,主要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兼及工人运动、政治工作等领域,强调地方向中央报告工作;国共合作开始后,工作报告发展成为综合性报告,在报告内容、形式、纪律等方面有了初步规范,既强调下级向上级报告工作,还要求上级向下级通报情况,特别是党的四大后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首次出现了“请中央的指示”,提出在重大问题上向中央请示的要求;北伐战争前后,请示报告制度取得重大进展,不仅对工作报告进行全面规范,而且在《第二十一号通告》中同时提出既要向中央报告工作,又要向中央“请示”的概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初具雏形,共产国际提出的工作报告制度中国化了。

论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实践自觉

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党内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一系列部署安排,集中体现了强化统一领导、锤炼务实作风、提升治党效能、显现制度价值的实践自觉,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具体表现为:在强化统一领导上,集中统一以确保政令畅通、严肃认真以做到科学规范、凝心聚力以发挥制度优势;在锤炼务实作风上,注重持之以恒、聚焦问题导向、做实调查研究;在提升治党效能上,形成示范引领、完善研学机制、强化执行监督;在显现制度价值上,深化内涵外延、衔接配套制度、夯实群众基础。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党的请示报告制度的生成逻辑、制度成效与完善路径

新时代以来,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请示报告制度体系,发挥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独特制度优势,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纪律保证和组织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这对请示报告制度执行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准确认识和把握党的请示报告制度特定的生成逻辑、制度成效,才能从思想和制度上共同扭住请示报告制度执行这个关键。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政治认同,系统完善请示报告制度执行、监督和问责机制,才能有效提升请示报告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嬗变、价值定位与基本经验

请示报告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制度和优良传统,其发展演进历经发轫与确立、调适与拓展、深化与发展、守正与创新四个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的百年历史嬗变启示我们:请示报告制度应当坚持目的性与功能性的守正创新;应当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地方独立自主的有机统一;应当统筹“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的协同联动;应当落实监督与追责并进的执行机制。

论重大行政决策请示报告制度变迁中的民主集中制

重大行政决策请示报告制度是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工作机制的具体体现。在党和国家政治实践中,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有的时期突出"集中",有的时期强调"民主",深刻影响着重大行政决策请示报告制度的变迁过程。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重大行政决策请示报告制度,既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制度功能,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注重党和国家决策过程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