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众预期与司法裁判的契合度不足及实践应对

新修辞学的受众理论表明,司法裁判是一种受约束的理性论证过程,裁判者要考虑受众的预期并反过来修正自己的说理论证,增强裁判可接受性。实践中,受众预期和司法裁判结果之间存在契合度不足现象,因而对司法裁判可能形成微观与宏观的诸多影响,既在个案裁判中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及公众对案件的评判,乃至影响法官的考核,也在宏观上影响法治社会中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整体评价。基于对受众预期的重视,法官在完成司法审判活动及作出裁判的过程中,不仅要预测性地思考如何说服案件当事人,还要考虑如何让判决结果尽量为其他旁观者理解和接受,在法律制度既定的情况下基于司法活动本质要求探索前瞻性应对机制。

法律体系中的刑法规范及其内涵与定位

刑法规范存在于法律体系之中,不能脱离法律体系来看待刑法规范;因而其内涵和构造,应当与法律规范的构造保持一致;刑法规范的独立性,与行为违法性的从属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刑事不法的认定仍然需要充分考虑其他法律对行为的评价,但该评价活动也是独立进行的。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范,其为裁判者提供明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裁判规范,而这实际上取决于刑法规范的独立性。刑法规范的解释是为了解决行为的违法性问题,因而其虽然表现为对构成要件及其要素的解释,但要完成是否刑事违法之评价的任务。

手术机器人医疗事故的刑事归责困境及纾解

手术机器人在参与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可能会因其故障造成患者重伤或死亡等医疗事故,进而面临刑事归责问题。在手术机器人引发的医疗事故中,刑事责任承担主体存在争议。同时,因手术机器人中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也导致医疗事故的因果关系模糊不清和新旧过失论判断标准的失灵。为应对以上归责困境,应当依据手术机器人的自动化程度来确定刑事主体,将意志归责模式转变为规范归责模式,并合理设定研发者与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

刑法谦抑性的实践展开

坚持法秩序统一性在保证刑法谦抑性的实现、限定处罚范围等方面有特殊意义。与法秩序统一性紧密关联的刑法谦抑性具有实践价值而非一个学术口号,对此有必要结合司法实务全面审视刑法补充性、刑法宽容性、刑法不完整性三方面的内容。刑法补充性的核心是在其他部门法上合法的行为,以及其他部门法足以规制的行为,不是刑法的处罚对象。根据刑法宽容性,违法行为相对轻微的,刑罚不宜发动;从推定的行政违法中,无法得出犯罪的结论。按照刑法不完整性,前置法违法性只是判断刑事违法性有无的素材,对犯罪的认定还受制于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并应考虑保护法益、规范目的等方面;刑事违法阻却事由的存在也说明刑法与其他法域的违法性之间有“质”的不同,不宜一般性地认为刑法从属于前置法或刑法仅有定量功能,而必须从刑法不完整性出发肯定刑法所固有的违法性。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立法要义和司法表达

追求平等是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规范前提和基础,司法平等落到实处还有赖于区别对待的体系性机制和规则。当前,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平等保护出现了偏差的一面,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也有失对等的严厉度,有损刑法对平等价值的贯彻质效。《刑法修正案(十二)》以切实回应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既实质上无差别地供给了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规范保护,又整体地提高了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这统合了立法平等的确立与司法平等的实现。刑法中的平等既相对、又相当,并容允差异化与个别特定化。《刑法修正案(十二)》很好地秉持了立法对称与对等的相对性。在实施阶段,仍需回溯立法原意,尊重司法能动性,优化解释立场,凝练司法规则。

智能化时代刑事证据制度的变革与应对

伴随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智能化时代已经成为可预见的现实。在刑事司法领域,我国公检法机关已经进行智能化转型实践,智慧公安、智慧检务、智能审判已经成为科技司法改革的闪亮名片。智能科技推动下的刑事证据制度变革研究已然成为前瞻性热点话题,可对证据法治发展起到指引性作用。通过分析证据制度历史沿革及其变革动因,不难洞见科技发展在推动人类认识水平与制度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智能化时代刑事证据制度将呈现证据信息数据化、数据分析证明科学化、证明标准信息量化以及裁判智能化的基本特征。因应证据制度智能化变革的紧迫现实,我们需要贯彻权利保障完善优先于技术应用发展,建立并完善技术监督机制,树立人性优先、智能为辅等基本原则,培养交叉学科法律人才。

刑事审判“融智性”改革的现实困境及进路探析

当前,刑事审判“融智性”改革正持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为传统刑事审判注入新鲜活力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引发问题、陷入困境。一方面,当前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系统并未起到实质性的增效、减负、辅助功效;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系统面临基础数据选取与算法设计的合理性保障不足的难题,存在加剧诉讼结构失衡局面的可能,并对现行审级制度、司法责任制改革、庭审实质化改革等造成冲击;算法黑箱与应用机械僵化、价值判断缺失等技术瓶颈的缺陷也逐渐暴露。有鉴于此,应丰富基础数据来源,健全筛选机制,保障基础数据的海量与优质。在明晰人工智能应用“辅助”地位的基础上,合理划定其适用的案件范围与审级,重新审视黑箱问题,并明确应由法官承担错案的司法责任。此外,还应建立决策追溯以及人才培养等协同机制,多管齐下,共同推进刑事审判“融智性”改革的稳步发展。

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学理诠释与实践面向

近年来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存在“去经验化”的危险倾向,而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提出正是对深陷规范“泥潭”的教义学的补偏救弊。当前理论上对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批判建立在错误理解之上,因而不能成立。“将常识判断寓于法律解释”不仅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也契合解释过程中的主、客观互构关系,更是满足了法教义学面向功能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合法性、合理性及合目的性构成了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三个实践向度,即要求解释结论不得超越实定法的有效范畴;从刑法文本到案件事实的涵摄过程不得悖离基本的逻辑要求;对条文的解释应当符合规范目的,并满足社会公众的合理期待。

二阶论证何以解疑难案件裁判之困?

疑难案件是存在法律争议的案件,具体呈现为规范模糊、规范冲突、规范缺失和规范适用不正义等典型样态。裁判疑难案件的关键在于解决上述的法律争议,为司法三段论证立可靠的裁判规则。这在法律论证上呈现出二阶构造,第一阶段证立裁判规则,第二阶段适用裁判规则、证立裁判结论。因此,二阶论证能够破解疑难案件的裁判困境。它以合秩序裁判为理论基础,强调法官可以背离个别法律规则,但不能逾越法的框架秩序;在外部证成中依据丰富的论证渊源、运用多元的论证方法、遵循可废止性的论证程序,证立裁判规则、要件化案件事实;在内部证成中以裁判规则为大前提、以要件事实为小前提,经由环环相扣的复杂演绎证立裁判结论。

刑事证据判断中人工智能应用的法理审思与优化路径

秉持“发展优位,审慎耦合”的理念,人工智能在我国刑事证据判断场域的应用得到长足发展;其应用于刑事证据判断之中具有防范冤假错案滋生和实现程序正义之特殊价值,实现了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良性互动的双重效应。囿于数据算法的不确定性、证据标准统一指引的隐忧、证据分析难以实现实质性判断,使得人工智能运用于刑事证据判断中面临窘境。文章从人工智能运用于刑事证据判断场域的现实镜像,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刑事证据判断中产生的冲突及调适的策略。恪守刑事证据判断中人工智能运用的应然限度,构建起其运用的程序规范,完善其运用的技术规制,使之形成“应然限度+程序规范+技术规制”之三位一体规范格局。

宪法说理及其适用范例

宪法说理是内嵌于宪法实施过程中的宪法现象,是不同宪法实施方式中共有的必要环节,其要旨在于通过对宪法规范、原则和精神的阐释,证成相关决定或行为的合宪性。就其性质而言,宪法说理涵摄宪法理解、宪法判断和宪法解释三种形式。在实践中,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宪法修正案决定、合宪性审查决定中,均须专门进行宪法说理;有立法权力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作出立法决定、重大事项决定、备案审查决定等活动中,也需要进行专门的宪法说理;人民法院在个案审理中对于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等事项时,也存在宪法说理的范例。通过其范例分析可知,宪法说理的内容由法理、政理、道理或事理所构成。

论司法良知作为刑事裁判说理的道德基点——以“道德恐慌时代”的去罪化共识为视角

近年来,与“道德恐慌时代”的入罪化诉求相反,社会对于部分犯罪陷入了反向恐慌,达成出罪的高度共识。对于前者,即使不能入罪,刑事裁判凭合法性和公平性也能取得社会认同;而与后者共识相悖的刑事裁判仅此已不能证成其正当性,道德冲突已经从“公平”的职业伦理要求转向“正义”的良知底线,因此动摇了社会的遵法守法意识。为使刑事裁判道德可接受,说理必须以司法良知为道德基点。基于司法论证前提集的饱和要求,刑事裁判说理仅以法教义学诠释为前提是不充分的,司法良知作为说理的基点是刑事裁判社会证立的应有之义,与依法裁判立场并无冲突,也不会损害社会对可预测性的期待。相反,道德理由在教义学诠释传统下的隐而不彰,才是社会对刑事裁判作出否定性道德评价的重要根源。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判断理路

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设立后,相关案件的发案量呈井喷式增长,一个重要原因便是2019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该罪的入罪要素“明知”提供了可实践的规范指引。然而,实践中司法人员对“明知”的理解存在教条主义、机械主义的倾向,对“明知”的说理存在含糊不清、语言不详的问题,对“明知”的推定存在依据单一、考量不足的缺陷。因此,有必要秉持刑法教义学的态度,对本罪“明知”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化限缩。对“明知”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理路进行多元、综合判断,同时还要融入常识常理常情,充分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假药”认定标准的行刑分立及其应用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中空白罪状的删除,标志着“假药”认定标准实行刑法与行政法二元化评价,可以在刑法范围内对“假药”进行实质化的独立判断。行为对象被认定为“假药”是成立假药类犯罪的前提和基础。在认定假药类犯罪时应当严格区分以下两个逻辑:一是药品成份本身对服用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抽象危险;二是药品本身具有药效且没有不合理危险,但在生产、销售或提供过程中违反了药品管理法规或者扰乱了药品管理秩序。在刑法上建构“假药”的实质标准,应遵循以行政法规定的认定标准为形式判断依据,作为一般适用情形;以刑法规定作为实质判断依据,作为补充适用情形。应立足于法益保护目的,以药品成份正推或者以造成的法益侵害危险反推,作为实质判断“假药”认定标准的具体路径。

审判视域刑法学知识体系的三维思考——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切入

刑法学知识体系尤其是犯罪论体系多元格局的形成,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展开分析。本文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结构、逻辑、论据三个维度进行论述,分别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刑事裁判文书结构与样式的调整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形成均受到苏联的影响;“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仍然主导着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结构安排与表述顺序;“三/二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命题、范畴、思维已开始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出现。

刑法因果关系的立场选择和理论纠偏

在刑法因果关系中引入规范性的评价要素,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解决对复杂因果关系结果归属的认定问题。但当前我国司法裁判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杂乱无序、见仁见智现象,原因在于众多理论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危险的现实化理论)将本属于规范上责任划分的领域提前到构成要件该当性层面讨论,导致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相对化、模糊化。在因果关联明晰的情况下,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回归事实判断,坚持因果关系的客观属性;在事实不清时,应当坚守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不能将规范判断先于事实判断、规范判断代替事实判断。

涉外刑事诉讼翻译活动的现状、问题与展望——基于96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从对960份涉外刑事诉讼裁判文书的分析来看,涉外刑事诉讼翻译活动具有主体以来自翻译公司的译员居多,服务对象以越南等国的被告人为主,有关案件以偷越国(边)境占比较大等特点。其存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翻译人员存在缺乏资质、中立性不足,翻译程序不到位等。解决上述问题,要以市场为导向,在高校协同下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建章立制和特色培训,发挥翻译服务机构重要作用;公检法机关当好涉外刑事诉讼翻译“把关人”;加大技术投入,政府要全力扶持人才培养工作。

刑事速裁上诉制度刍议

刑事速裁被告人的上诉权关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化基础。限制、剥夺论未实现提升司法效率之目的且加重控辩失衡,导致该理论不具有正当性;而保留速裁案件被告人的权利型上诉权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和中国司法实践,具有制衡检察权、实现轻罪案件刑罚轻缓化等司法价值和功能。速裁上诉程序的完善措施包括落实审判中心主义内涵、明确二审之法律救济功能;重新解读全面审查及上诉不加刑原则,并引入无害理论;同时明确书面审查审理方式,规范二审裁判规则之适用等。相关配套建设包括构建社会公共服务机制、调整轻罪刑罚结构及统一监禁刑执行体系和检察机关违约制裁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