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初王阳明起任广西事件探究

明代嘉靖初年,王阳明被起任为两广总督以处理思田之乱,举荐者为朝臣杨一清等人。明世宗虽对王阳明抱有疑虑,但最终同意起任。王阳明对于朝廷任命的反应较为复杂,经历了上奏辞任到愿意出任的转变。王阳明起任之事的背后,既有嘉靖君臣的综合考量,也有王阳明与嘉靖君臣的博弈,同时也是朝廷满足其部分政治诉求后的结果。

我国法官助理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法官助理制度是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在制度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与既有制度的冲突、与法官养成规律不合等突出问题,是法官助理制度必须解开的制度症结。未来的法官助理制度应尊重法官选任制度改革成果、调整四级法院功能定位、遵循法官养成规律。并且通过对法官助理重新进行分类,调整不同层级法院法官助理的招录方式,在基层人民法院探索建立“递补法官制度”,为法官助理成长为合格的法官搭建必要的桥梁等方式,推动实现法官助理制度的创新发展。

选定法官与法定法官——由我国台湾地区选定法官制度谈祖国大陆民事程序改革

我国台湾地区于2003年6月5日公布了《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审判暂行条例》,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项创新性制度,该制度反映出了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保障,充分尊重了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我国的司法审判方式改革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通过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制度改革,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赖度、对裁判的信服度和接纳度,充分体现对人权的保障,在司法改革中坚持合宪性要求。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商定举证期限与法院指定举证期限之应然关系

确定一个合理的举证期限既是科学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必备内容,也是其得以良性运作的重要前提。对于举证期限的确定,有关司法解释虽然明确了当事人商定和法院指定两种不同的方式,但却没有能够作出细致的规制。鉴于此,本文分析了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检讨了当事人商定举证期限和法院指定举证期限各自的利弊得失,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理顺二者之间的应然关系提出了完善建议。

汉唐间南中地域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结构的嬗变——以“夷帅”“长吏”“大姓”为中心的考察

汉唐间南中地区在王朝政治版图中的"边缘性",以及在政治统治中"夷汉分治"局面的长期存在,客观上造成了该区域政治格局的多变性和权力结构的多元化特点。文章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羁縻体制下的‘长吏’与‘夷帅’"、"以大姓为中心的权力关系与地方政治博弈"以及"爨氏统治时期南中地方政治及权力结构的变化特点"等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观点:一、在该区域内部,国家权力相对缺失,地方社会秩序的建立多有赖于包括土著人群在内的各种地方势力,遂造成政治控制方式的多元化,社会关系网络也呈现出强烈的边缘性。这使得不同历史时期南中地方政治体系与政治格局始终随着王朝统治力量的强弱及"华夏边缘"的"漂移"而发生变化。二、最能体现上述变化特点的莫过于特定历史环境下三种地方政治势力"夷帅""长吏""大姓"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多变性,他们之间多层次的互动关系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南中地域社会政治变迁的主要内容。三、从历代王朝对南中地区治理方式的演变过程来看,虽然各个时期的治边策略各有侧重并几经反复,但总体上呈现出来的是由紧到松、由直接到间接的阶段性变化特点,从而极大地影响、改变了此后西南边疆的空间结构和地缘关系的发展走向。

清代改土归流时期汉文化对土家族音乐活动的影响

雍正五年(1727年),清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土司统治地区裁革土司土官,设置府县,代之以流官治理。由于各民族文化的传入与融合,土家族音乐活动在形式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产生了傩堂戏、土地戏、酉戏、花灯、渔鼓等诸多新的音乐文化形式。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打破了以往土司在文化上的垄断局面,在各地设立学校(义学),学习汉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并且土家族的礼乐文化以及戏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出现了歌乐的鼎盛、戏曲音乐的产生、祭祀音乐的变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文化现象,导致了土家族社会的文化重构和音乐的发展。

改土归流背景下他留人族群传说的话语建构

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彝族支系他留人旧时自称"他鲁苏",他称"他鲁人",近年来统一为"他留人"。"他鲁"与"他留"作为他留人的指称,先后出现于明、清地方志书中。关于他留人族源的传说围绕"他鲁"更名为"他留"的缘由形成了不同文本,无论是影响最大的与高土司相关的"铜佛像"传说,还是其他文本,作为一种象征资源,均为"流"与"土"、民间与官方所征用并建构。流官政权采取民间话语对土官进行"妖魔化"的表述;土官阶层则借助民间话语形式进行象征性资本的建构,体现出对汉文化的积极认同。

丽江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的社会变迁

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土府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4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被打破,内地流官统治体系进入丽江,农业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汉文化教育兴起,各民族间交流进一步深入,有力地推动了纳西社会的转型,为纳西族成为多元文化综合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多重性特征

明代在广西实施改土归流的显著特征:改流具体原因较为复杂、改流开始的时间较早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改流的地方相对较少且成效不大、改流的实施大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改流进程中出现较大的反复性、改土过程存在明显的复杂性及归流结果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论清代前期西南边政的决策演变——以康熙朝“驱准保藏”战前后为例

康乾时期的国内政治、国防形式,以及西南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清前期西南边政决策,经历了由康熙时期的安抚之策,到雍乾时期大力推行政治军事改革的演变过程。此政策的推行为清朝西南边防的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法院委派专家在国际法院争议解决中的作用

《国际法院规约》第50条赋予国际法院主动委派专家参与解决包括复杂科学技术事实的争议的权力,但因为各种原因,司法实践中极少求助专家帮助,而是依赖当事国提供的证据或者非正式地咨询"隐形"专家的意见,因缺乏独立性、公正性和透明性而受到批评。正当程序意味着法院委派专家提供的意见应接受当事方的质询和法院提问,当事国双方应能就法院委派专家所表达的意见发表评论。这一要求可能会给国际法院就科学或技术问题作出决定带来困难。1948年"科孚海峡案"和2018年"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划界案"是国际法院迄今为止仅有的两个法院自行委派科技专家参与争议解决的案例,将会对未来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

法院指定管理人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2006年《破产法》确立了法院指定与债权人会议申请更换相结合的模式选任管理人。这种选任模式存在制度上的不足,需要通过建立平行并存的管理人选任模式、增强管理人选任的科学性、建立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制衡机制来加以完善。

清代湘西地区改土归流考略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湘西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土司统治时代的结束。通过改土归流,国家得到统一,政权趋于稳定,国力日益增强。文章对湘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冲突与影响进行了考证。

巫事活动·土司制度·歌舞艺术——以三大社会事像为切入点新论壮族末伦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末伦是一种从带宗教色彩的巫事曲调中脱胎而来的民间曲艺,是壮族最具代表性的曲艺曲种之一。本文将尝试以巫事活动、土司制度、歌舞艺术为切入点论述壮族末伦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为壮族末伦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爱德华一世时期总巡回法庭的消逝

中世纪英格兰总巡回法庭因所受理业务明显超出负荷,从而影响其巡回频率及实践效率,并最终导致其退出历史舞台,这显然已为一众史家所共知。然而,这一传统叙事显然未能正确认识总巡回法庭在其时司法体系中的客观定位。根据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巡回法庭的若干卷宗,可以发现,尽管伴随“控诉状”的“蜂拥”,总巡回法院实现业务量增长,但这并非其消逝的主要原因。历史事实显示,13世纪末的总巡回法庭已非地方行政法律事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特殊刑事案件调查委任状委员会与其说是应对巡回法庭失措的新解决机制,毋宁说是爱德华在其统治期间前半段所使用的有针对性的特定事宜应对机制。14世纪巡回法庭的消逝以及诸多特别委任机制的设置,并非自然逻辑关系的铺陈,不应将之作以简单化理解。

论唐代尚书左右丞进退郎官

唐代尚书省郎官地位清要,其任免权在很大程度上由尚书左右丞掌握。左右丞获得任免郎官的权力始于太宗贞观元年,到玄宗开元时正式形成制度,其对郎官的任免以分管部门为限。唐后期六部长官虽对部内郎官的领导权有所加强,但郎官的进退权仍操诸左右丞之手。左右丞之所以能进退郎官,甚至可以改变君相的选任意见,在于唐代尚书省内实行都省——诸司的二级政务运行机制,郎官是其处理政务的主要助手。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左右丞进退郎官这种选官方式,明显带有两汉公府辟除制的某些特征,所以,唐代选官制度并不仅仅包括隋代选官制度的继承,也有荐举制度的发展。

当代国际商事法院的发展——兼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比较

当前,有不少国家通过建设专门的国际商事法院提升跨国商事审判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增强本国司法的国际竞争力。从当代国际商事法院的发展来看,国际商事法院具有组织架构专业化、司法人员精英化和国际化等特点。这些新兴国际商事法院创新律师代理制度,允许外籍律师在一定条件下以律师身份代理诉讼。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置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是国家政策驱动型法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审判机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强调争端解决的效率,但忽视了上诉机制的价值和功效。在法官的国际化和外国律师在中国执业问题上,无论是受限于现有法律的规定,还是中国司法发展的需求,中国都应谨慎行事,着眼未来,培养自己的中坚力量。

透视司法公正与效率——从分析民事诉讼中指定庭审结束时间入手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人民法院在定纷止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公民通过诉讼讨要权利、找回正义的诉求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数量空前增加,司法公正尤其是程序正义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厘清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找出真正影响公正与效率的因素,并提出有效的对策在当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极为重要。

现行民事审判制度视域下的互联网法院

互联网法院作为司法积极顺应互联网发展潮流的一次尝试,在适用现行民事审判制度时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碰撞。基于此,本文对互联网法院充分利用其高度电子化管理的优势、践行审判公开制度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

省级统管地方法院法官任用改革审思——基于实证考察的分析

对于地方法院法官的任用,实践中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机制:绝大部分法官任用的实质性决策权主要由法院内部及本级党组掌握,法院外部的权力主体及上级法院仅参与法院领导的任用;任用标准表现为以职业化为主,兼顾领导管理能力;任用程序上则形成多元化、有限竞争的选任格局。从效果层面分析,这套机制具有相当的经济性,通常能够选拔出具有一定业务能力和领导管理能力的法官及法院领导,但其存在的问题也较为明显。这套机制的形成主要与中国整体的干部任用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建设、改革的进程有关。整体上看,目前着手推进的省级统管地方法院法官任用的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往地方法院法官、院长任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地方主义"甚至"山头主义"、"保护主义"等问题,但也可能存在信息收集能力较差、任用成本过高等不足。"有限集中,分层授权"是既可解决上述问题,又能兼顾地方法院法官任用机制改革基本出发点的有效改革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