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gra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 into the environmental legal institution

Integrat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 into many aspects such as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enforce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has three aspects. In the aspect of the legislation, we should tak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 into the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perfect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institution, to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then to improve the oper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In the aspect of the environmental judice, we must strength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legal institution, promote establishing environmental courts, strength the judicial personnel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aspect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w, we must establish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 immediately, i.e., to establish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questioning mode, and to strength cooper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and enhance their law enforcement responsibility.

论中国自主环境法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文化自觉

建构中国自主环境法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环境法学人的新使命,其关键在于加强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自主性,而文化自觉是自主性获得的重要体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历史连续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探寻中国环境法学的传统文化基因,有助于夯实中国自主环境法学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探索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当代环境法价值取向,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环境法学的价值引领与注释作用。为此,环境法学研究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以“两个结合”为根本原则,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现实途径,建构中国自主环境法学知识体系,扩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现代生态文明的创新空间。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生态文明教育书写

基于生态文明教育内容表征的分析框架,采用文本分析法对教材中生态文明教育内容进行量化统计与质性分析。研究认为:从整体上看,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中的生态文明内容层次结构清晰,较为全面地表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从横向看,实体形态、象征形态与抽象形态在知识量上存在差异;从纵向看,各形态内容分布总体上与学生不断扩展的认知能力与生活范围相适应。教材中生态文明教育主题的教学,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生态文明思想、课程标准的指引下由规范到自觉,遵循教育逻辑规划教学目标;由近处到远处,遵循生活逻辑组织教学过程;由具体到抽象,遵循认知逻辑设计教学内容。

法理学视阈下的生态文明法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关系在新高度上的辩证统一关系,让人类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生态文明”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写进了宪法,标志着“生态法治”成为我国法治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生态法治”已经成为我国法治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升级进步。它把此前“保护环境”的制度规范上升到“法理价值”的哲学层面,从而将对我国整个法律体系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从法理学的角度阐释“生态法治”,可以丰富我国法学理论的内容,还能为“生态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型立法研究——以陕西省生态文明促进条例立法为例

加快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型立法不仅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不断推进生态文明法律体制完善的重要举措。结合促进型法律具有内涵的特殊性和行为的鼓励、引导、激励性,手段的非强制性和责任规定不过于严厉等特点,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型立法应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强调政府责任和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注重制定引导激励措施,突出政府责任和社会资源整合的设定。在法律内容上主要包括总则性规定、政府责任、生态安全治理、激励与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五个方面。加快陕西省生态文明促进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将会给陕西省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各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和显著的综合效益。

我国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当代价值体现在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扎实推进。在实践中,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格、主体法治意识不足和监督体系不完善等现实挑战。我国应该通过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法治立法、强化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执法力度、增强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相关主体的法治意识和完善农村生态文明法律监督体系等措施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基本逻辑、运行样态与法治进路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特色制度创新,不仅是优化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的战略部署,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实践范例。对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逻辑论证和运行观察,发现:作为生态环境源头预防的基本性制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根植于空间转向理论,蕴含着深厚的空间治理逻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以实现空间正义为价值目标,法治化是其制度发展的应然理路;法制供给滞后、法律内容残缺、配套机制缺失是掣肘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战略实施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因。因此,提出要在明确立法策略的基础之上,按照内外在机理构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法治体系。

论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破坏的认定

优良的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是水生经济动植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是维持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建立与维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有必要加强法治的保驾护航。《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已经明确表达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破坏这一法律概念,但如何认定没有具体阐明,尚存在许多法律问题。因此,明确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破坏的认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完善生态环境破坏认定体系有助于更大限度地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行为,保护生态环境利益。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原因与破解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但是也存在几个突出问题:深层次的体制障碍有待改革、法治体系的全面建构有待进一步完善、制度的系统完整性还不够严密、环境管理的人治痕迹仍然比较明显等。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性、国内资源环境条件的有限性、“三期叠加”阶段的复杂性、国际环境治理的逼迫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抓住始终保持制度体系建设的战略主动性、大力推进完善的生态法治体系、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等基本维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基础命题: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基础命题是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将生态环境保护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生态环境保护在整体上处于优先经济发展的地位,而是为了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所存在的短板。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逻辑主线,体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中,它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各个部分融贯成一个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不仅从各个方面全面论述和揭示了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深刻道理,而且为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完备的方法论指导和保障,引领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快更好地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乡村生态振兴的理论指引、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乡村生态振兴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但在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挑战:乡村生态治理体系尚不健全、乡村生态法治保障不够充分、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等。因此,需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三个方面探寻我国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第一,践行生态民生观,推进生态多元共治;第二,践行生态法治观,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第三,践行生态文明观,构建生态文化体系。

生态文明促进法的基本设想及其展开

生态文明促进法是关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蕴含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立法。生态文明促进法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利益,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合理期待,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使生态文明观内化于社会机体。生态文明促进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凸显自然生态系统的固有价值,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指引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引领整部立法的结构布局和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促进法的法律制度要与基本原则相互呼应,与既有政策相互协调,既要体现生态文明的价值意蕴,对现行成熟的制度进行整合和完善;又要注重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使制度之间互相衔接,提升制度体系的自洽性。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的困境与出路

生态与法治的深度融合成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最显著的特征,但受工业文明时期经济理性思维的影响,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化的要求尚存差距,立法体系性和协调性相对阙如、执法制度体系和资源配置杂乱、司法专业水平和保护力度不够、守法社会援助和激励机制欠缺,严重影响了生态文明法治化建设的进程。立足于国情现实,应继续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法治化道路,始终坚持生态文明立法先行,以良法为目标构建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同时在法治政府架构下严格生态文明执法,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创新生态文明司法,并以正向激励为中心推动生态文明守法,让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地方生态环境立法的特点、成效与启示

地方生态环境立法是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国家层面生态环境立法向基层的重要延伸,也是国家法律在地方有效实施的重要支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各地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地方生态环境立法取得丰硕成果,地方生态环境立法的要素、门类越来越丰富。各地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制度建设上作了一些有益探索,包括区域协同立法、生态环境综合性主题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并在坚持不抵触原则下聚焦突出问题,作了不少制度创新,成为法律、行政法规先行先试的经验来源。总结和梳理地方生态环境立法的实践、创新和经验,对推动完善国家层面立法,在国家层面编纂一部生态环境法典,统领包括生态环境地方性法规在内的生态环境领域法律体系建设,完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形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新修订《畜牧法》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对优质、安全畜牧产品持续增长需求的关键手段。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运用法治力量助力畜牧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有效途径。该文在对新修订《畜牧法》制度创新与亮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动物疫病、养殖环保、资源短缺、贸易保护主义4个方面对阻碍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加快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4条政策路径,包括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与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助力畜牧业绿色发展、完善畜产品市场持续稳定供给保障政策、提升双循环格局下畜产品国际竞争力。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生态法治的价值定位与实践路径

随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生态法治建设也将承担新的任务。与此同时,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坚持党领导生态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利益、推崇制度之治等方面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法治建设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念遵循。我国生态法治建设将在统筹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环境治理体系法治逻辑、以法治实践贯彻党的执政主题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时代价值。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可从巩固生态法治理论根基、实现党的领导与生态法治整体协同、在法治轨道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等方面探索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生态法治的实践路径。

论绿色元宇宙的法理构造

绿色元宇宙作为数字技术与环境技术深度融合的新兴形态,正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推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以法理构造为分析视角,深入剖析绿色元宇宙的发展面临的法律挑战,并通过系统化的法律规制策略,构建对应的风险治理路径:一是明确各级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在绿色元宇宙风险治理中的主体角色、权利义务和职权责任;二是构建碳排放监管、环境数据管理、绿色认证与激励机制等关键制度;三是明确虚拟主体环境责任、完善追责程序与生态修复机制,以及采取预防性法律措施。这些法治方式可以保障绿色元宇宙的可持续发展,明确绿色元宇宙主体、内容和责任三层法理构造,从而在技术创新与环境治理之间实现平衡,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治理新路径。

陕西区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践困境和完善路径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产业集聚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出现跨区域、跨流域的复合型污染形态,生态环境治理也出现了区域外溢效应,突破了传统的以“行政区”进行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管辖范围。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长三角、川渝等地区开展的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生动实践,为陕西提供了宝贵经验。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地域管辖的独立性,在实践中为区域间、流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施提供了实践经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松花江流域法治路径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构建松花江流域环境法治体系的行动指南。松花江流域法治实践应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宗旨,深化流域一体化建设,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对“生态美、法保障”的回应中打造流域治理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