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代歌诗的“文本化”--兼论《诗经》中复杂文本的成因

歌诗的“文本化”过程,脱离了动态立体的乐用语境,剥落了“乐本”诗辞之外的其他乐用信息,使得歌诗成为平面、静态、固化的纯文本,造成部分歌诗文本的歧杂和诗义的难解。今本《诗经》中的复杂文本,如一些不整齐的叠咏曲式,可能是歌诗“文本化”不当造成的变异。某些原本属于“变调歌辞”的比兴之辞、章末乱辞、成辞旧调,也在“文本化”过程中被写录成了常态化的文本。作为高度“文本化”结果的今本《诗经》,并不能据以还原周代歌诗生成与歌唱的真实样貌。

安大简《诗经》与《毛诗》异文类别研究——以“音近可通”为例

安大简《诗经》作为目前已知最早与今本《诗经》可对应的版本,其异文价值不言而喻,这使得其与《毛诗》的异文类别研究成为必要。从这样的整理中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安大简《诗经》的文献地位以及与传本《毛诗》的文本关系。文章以“音近可通”这一异文类别为例,从异文的具体分析、字用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反映出《诗经》在流传过程中的文献状态。

三层四步:小学语文图画书阅读教学过程模式的理论建构

小学语文图画书阅读教学的独特性源于图画书独特的文本结构。在分析图画书图文表达、故事性状、主题形态三层结构的基础上,根据“三层级阅读教学理论”,建构了图画书“释义层-解码层-评鉴层”三层、“共读释义-回读解码-研读思辨-鉴读迁移”四步的阅读教学过程模式,以发挥图画书在小学生核心素养形成中的多重育人价值,为小学语文图画书阅读教学中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与参考。

全文检索技术在图书检索中的应用

现有的图书检索方法多是对馆藏图书进行编目、分类、标注等处理后形成书目数据库,用户根据书名、作者和出版社等信息来检索图书。这种方式不能满足用户根据任意关键词来检索图书的需求,效率较低。全文检索是基于倒排索引技术对文本中的所有词组和关键词进行索引,支持快速检索到文本中任何一个单词和关键词。若将全文检索技术应用于图书检索中,可使用户根据任意关键词检索图书,可根据检索量和用户习惯推荐热门图书。文章介绍了如何在图书检索过程中应用全文检索技术,分析了全文检索引擎选择、图书文本解析、图书文本分词、图书索引设计、图书文档提交等主要过程,并给出了全文检索技术的最终实现效果,以期对提升图书检索系统的易用性提供一定借鉴。

《诗经》“AA者B”句式新释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源头和典范。以《诗经》中的“AA者B”句式为研究对象,学界多认为该句式为偏正结构。依据古代训释材料及同时期文献分析,重新审视该句式应为形容词前置的主谓倒装句式,并就其成因进行相关分析。

经学语境下的文学解读与“务探诗人意旨”的文本阐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意蕴

《诗经原始》是中国《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本文在文学与经学不可分离的诗学解释学背景下探讨了《诗经原始》文学解读的可能性,强调《诗经原始》无论是以经学教化的眼光看待《诗》,还是对《诗》做出富有美感和诗意的阐释,都能立足于文本,以“务探诗人意旨”为目的。它所提出的“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等解读原则与方法,以及从诗体自身看待《诗》之正变、以“托辞”言《诗》等,都做到了从文本出发、重视文本细读,重视读者涵咏体验在《诗》的解读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一切,相对于中国诗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自得“”私意”参与作品的释义、轻视本文客观释义的理论来说,无疑体现出新的特征,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本诗学理论的内涵。

从“礼之文”到“诗礼相成”:礼乐兴衰与《诗》的经典化

虽然“礼之文”和“诗礼相成”皆说明“诗”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礼之文”到“诗礼相成”,反映了“诗”从礼乐文化的附庸发展为礼制重要载体的逻辑演变过程。周公“制礼作乐”之后,“诗”的产生、流播皆依附于“礼文”,最初《诗》的文本也借此而结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于是出现“诗礼相成”的文化现象,《诗》这一文本获得与“礼”同等重要的地位。孔子对《诗》育人效果的关注,春秋“赋诗言志”的传统,发掘了《诗》的文本义和引申义,拓展了诗的社会功能,推进了《诗》的经典化过程,从而指向经学一路。

塑造陶渊明:《宋书·陶潜传》发微

《宋书·陶潜传》在“陶渊明形象塑造史”上具有奠基作用。宋传文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陶渊明的诗文,一是撰者叙述之语。宋传的文献来源是早期“陶渊明集”的手抄本,以及陆子真巡行寻阳时采获的相关信息、文献。宋传在排比、措置陶渊明的仕宦文献资料时出现阙略、错误,导致陶公仕宦历程长期未能得到清晰的呈现。宋传记述陶渊明辞彭泽令事重点刻画了陶渊明的“风度”,但却遮蔽了陶公辞官的真实隐情。宋传作者重点记述了陶渊明的“酒事”,以此强化陶公的绝世风流,但它对陶公酒后“抚弄”无弦琴的叙述则无疑是一种误解。宋传忌讳叙及陶公在晋宋易代之际的真实政治态度,每以淡墨轻轻扫过。宋传并没有勾勒出一个完全真实的陶渊明形象,但却为人们塑造了一个风神绝代的陶公,它承载着“后风流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前贤风流的无限回忆与向往。

安大简《诗经》“侯”风及文本性质析论

安大简《诗经》的篇次排序问题主要集中在“侯”风之上,研究者或以为“侯”风为《王风》;或以为《魏》与《唐》产生置误;或以为《侯》为晋诗;或以为《侯》与魏文侯有关等。文本性质方面,既有将其看作战国时期乐歌的歌辞选本的,也有将其视为书写本的。梳理以上各种观点,并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具体辨析,认为无论是“侯”风问题,还是文本性质问题,每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难以形成定论,有待于学界进一步开展讨论研究。

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

日本外务省官方文件《外交蓝皮书》涉华部分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视角下,以Nvivo12软件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对1991—2020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编码分析,编码结果从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结构性认知视角全方位呈现了在此期间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内容和随之建构起的中国“身份标签”。在地缘结构层面,《外交蓝皮书》认识和观察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关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实力基础、中日互动机制以及中国的国际意图三个方面。在身份建构方面,《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形象有空间、时间和道义三个维度,空间维度上,中国的身份既是“矛盾对象”,又是“联手管控矛盾者”;时间维度上,中国作为“合作者”的身份定位随着日本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道义维度上,日本的对华认知呈现不稳定的趋势,存在“知觉不一致”的疑虑。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SLE理念下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类通识课程“《诗经》选读”创新课改实践

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诗经》选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学习缺乏内在审美驱动、教师教学内容与现实世界和实践距离遥远、学生缺乏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津梁、学生审美意识难以“内化”且无法具象性“看见”审美能力提升等问题,运用斯坦福大学结构化通识教育(SLE)理念,构建433SLE教学模式,运用多种创新工具,通过重构课程目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创新课程考核模式,促进学生领悟课程与现实及实践的相关性,实现审美能力提升。

仪式与文本之间——论《诗经》的经典化及相关问题

《诗》是周代典礼仪式上用于歌唱的歌辞文本。周代仪式乐歌的文本内容与仪式中的话语要素存在密切的互文关系。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颂、雅、风不同诗体的创制、乐用机制及其与仪式的关系也有变迁。《诗》的流传存在于两个系统,即乐官群体所用的、其内容和功能以服务于具体乐用为主的"乐本"系统和周贵族"诗教"所用、偏重于礼乐德义教育的文本系统,而后者正是《诗》的经典性主要动力来源。

仪式向文本的过渡--春秋赋诗的诗学传播价值

在西周时期诗与乐舞结合起来,成为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诗的传播呈现仪式的一致性。由西周仪式中歌诗发展到春秋时期的赋诗,诗的仪式性逐渐淡化,文本意义逐渐凸显。诗的传播经历了由重仪式到重文本的转变过程。在春秋赋诗中,诗仪式一致性逐渐解体,而文本的一致性尚未产生。这导致了关于诗文本意义的多义性解读,从而使得诗所承载的西周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面临传承上的断裂危险,恰恰是赋诗中遵循的"赋诗观志""歌诗必类"等原则,暂时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直至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诗文本进行经典化阐释,诗变为《诗经》,形成了诗的文本一致性,保障了中华文化的一致性传承。

古籍《诗经》中的鱼类古汉名考证

生物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拯救古文化,《诗经》是我国先秦文化的精品,其中记载的鱼类有14种,多数种类古今称谓不同.本文运用现代动物学和训诂学的方法对其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沟通了古今,沟通了中外.

从诠释学审视中国古代易学

就文本而言 ,古代易学有重文本符号和重文本意义两种倾向 ,从而导致象数易和义理易两种不同的诠释学 ;而易学诠释活动 ,汉唐清代偏重文本本意 ,宋明偏重心理创造 ;从易学诠释学承传看 ,易学诠释是以批判为特色的解构 ,惟有解构才使得易学整合发展成为可能。

战国纷乱与《诗经》传本的歧出

战国纷乱的传播环境,造成了《诗经》传播的无序状态:诸侯地方割据,书不同文,导致了《诗经》传本文字歧义纷呈;儒家学派内部的分裂,导致了战国《诗经》传播系统的混乱;诸子争鸣,导致了百家的虚言乱实、背离《诗》《书》古义以合其说。汉代《诗》分四家,实源于战国《诗》学传播的非统一性和地域性。

宋代《诗经》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

吐鲁番出土《诗经》写本的学术价值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20件《诗经》写本,可缀合成15件,主要为两晋至隋唐写本,是研究中古时期《诗经》文本的重要资料,可作为敦煌《诗经》写本的有效补充,可据以考知《毛诗》经传之原貌,可据以息前贤之争讼,可据以考见《诗经》传本之异文。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