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李二曲工夫论与明清之际的关学转向

李二曲融会关学、朱子学、阳明学,建构了以“识头脑”和“修九容”为标识的工夫论。该工夫论的实践方法主要有“悔过自新”“虚明寂定”“明善格物”等,并且具有一套严密的“本体—工夫—境界”逻辑理路。通过“明体适用”的理论体系架构,李二曲对儒家传统“内圣外王”之学进行了新的时代阐释,突出了经世精神与理学心性守身之学一体化的必要性,亦让关学有了新的意涵。对之进行详细解读,可以从中理解明清之际关学转向的根本原因与深刻内涵。

论程颢、程颐《论语》诠释的工夫论倾向

二程讲求于切身体认中进德成圣而达于超越之境,其《论语》诠释过程始终贯彻克己、诚己、尽己、推己的工夫论倾向。第一,程颢将“克己复礼”视为保障“道”之本体呈现于“己”之工夫践履,程颐将“礼”置于“天理”与“人欲”的二元架构中,摄“礼”归“理”。第二,程颢以“诚”作为贯彻智仁勇三达德的衡量标准,将“自得”发挥“自然见”得与“自能寻”得,程颐则走向“敬”而循“理”,乃至“自诚”“不思而得”,并看重不假外求之“素诚”“素敬”之工夫境界。第三,二程共同明确“忠”与“恕”的体用关系,但程颐明显侧重于推己工夫阐发。二程于《论语》诠释中持有的工夫论呈现出程序的共通性与指向的趋同性,为四书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夜梦验工夫:陆游记梦创作及其诗学原理

陆游对诗体与梦境的独特认知及大量创作实践是中国古代记梦文学发展的关键一环,“夜梦验工夫”则是其凝练的经验总结。在宋诗日常化的背景下,陆游所记之梦由仙界降临人间,成为创作的“诗料”。因果关系的建构令破碎的梦境得以形成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的诗境,制题、诗序和句法的灵活安排则让记梦诗的各项表达功能得以被充分挖掘。在陆游记梦诗创作背后,江西宗派以来所倡工夫论影响尤大:梦境的题材内容体现了存养正气的诗外工夫,衔接梦境碎片乃至梦中作诗的能力则体现了熟参前人句法的诗内工夫。由此,作为诗料的梦既是道与技融通的产物,又是记梦诗的创作素材,记梦诗因而成为陆游文学创作的重要类型,也对后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围绕陆游记梦诗的考察,说明研究者不但要关注古代的文学理论,更应在作家的实践中抽绎古代文学的理论。

庄子的“宇宙身体”观及其美学意涵--以《庄子·德充符》为中心

《庄子·德充符》篇借助残缺和丑陋的身体形象来反思儒家身体观所暴露的问题。儒家礼义式的身体观主张身体承担着礼乐教化的伦理功能,从而生发出文质彬彬、美善统一的审美观念,却也导致了文胜于质的弊病。庄子学派把人的肉身视作宇宙大化中的一部分,这种“宇宙身体”观重视人的真情流露,而不拘泥于礼文的形式,由此衍生出重质轻文的美学传统。“宇宙身体”的观念虽然打破了人与外物的边界,但并非要完全废弃肉身,而是主张通过运用和训练身体的官能让其回归自由的状态,这种借由技艺而循序渐进的修炼过程是一种美学的工夫论。

从工夫到工夫论

"工夫"一词原是汉语中的一个普通语汇,魏晋时经由佛教、道教的使用和推广,开始具有一定的义理特性。宋以后的儒家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理论化、系统化的义理阐述,彻底实现了"工夫"概念的义理化。经过宋明理学家精巧的理论建构之后,"工夫"概念升华为关于"工夫"的理论,今日学者习惯称之为"工夫论",并视之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质之一。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从"工夫"到"工夫论"的发展历程。相信这对中国哲学的认知和中西哲学的比较将有所裨益。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工夫的乐论”如何可能——论徐复观对中国古代乐论的心性学诠释

"工夫的乐论"是徐复观从儒家心性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音乐的一种理论建构。这种理论的功能价值是开启人格修养;其道德形上实体即内在价值根源为人之"性";而其最高的存在形式为"无声之乐",即一种道德与艺术合一的人格存在。

从性情论到性理论——程朱理学对原始儒家性情关系的诠释与重构

先秦儒家的心性论以气本论的宇宙观为基础,其中的性情关系是一本而非二本,二者并不存在形上形下之分,亦不存在异质异层的区别,情作为道的初始而备受重视。但随着理学本体论建构的推进,气本论的宇宙观被理本论的本体论所取代,性情关系也分别被划入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不同存有层次而成为异质异层的存在,情也沦为理学复性工夫的主要障碍。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儒家哲学理念经历了类似于西方哲学从存在论到形而上学的转变,而儒家的工夫论也由此转向新的形态。

苏轼道本论与工夫论关系探微

苏轼用道与易的关系来构建其哲学体系,道是最高的哲学本体,而易是从现实事物的变化发展来说的。苏轼不仅通过易体证道,而且还以道为工夫直接体证之。苏轼以易体证道遵循了情本论和礼义的标准,足见其道本体是宗归儒家。苏轼的道本体既是道德本体,也是认知本体,表现了其本体及工夫的独特性以及与理学家的明显差异。

儒学的禅学虚化——袁宗道的心学诠释

袁宗道的“心学诠释”完全按照心学套路而彻底消解儒学本体、全盘拆解入门矩 ,卒归禅学“随缘任运”的“生死解脱”之旨 ,它以晚明士人心性之学的典型个案反映着作为时代之学的阳阳心学对士人“学问”的深刻影响和对士人精神的深度渗透 。

牟宗三美学思考脉络中的“文化立场”研究

牟宗三的文化立场与审美理论之间构成因果逻辑关系,文化立场或文化观点对审美理论的结构形式、精神特质产生直接影响。牟宗三的文化立场可概括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境界高于西方文化,人文生命的价值优于科学逻辑,本体论与工夫论同样重要;由此直接带来审美与道德循环关联论的确立,美的核心要素"闲适愉悦、平静自然"得以形成,工夫论思维模式运用于审美概念的厘定和美学思想体系的构建中。

价值与工夫:儒家道统精神的诠释分歧

宋明时期学者普遍认同道统说,许可“十六字传心诀”是道统精神意涵,只是他们从传心诀中诠释出了价值论与工夫论两种具有内在张力的道统精神,从而形成意见分歧。心性学者如朱熹、陆九渊等人认为“允执厥中”是道统精神之所在,通过发挥“中”的价值论意涵,推动儒学的形而上学化。浙东学者如吕祖谦、叶适、陈亮等人则重视“惟精惟一”的工夫论意涵,以维护儒家实践传统。心性学者发掘道统精神的价值论意涵,顺应了新儒学心性内圣化发展趋势,浙东学者阐释工夫论意涵,则是为了让新儒学成为工夫实践之学。学者对道统精神的差异性诠释,既反映了他们对儒家历史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对儒学发展趋势的迥异态度,折射出宋代新儒学演进中的多样性探索。

“自诚明”何以可能——张载思想中的“自诚明”与“自明诚”问题

"自诚明"与"自明诚"是张载工夫论中"成性"的两种方式,而以往研究多认为"自诚明"不可能或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即使是肯定"自诚明"的也多是从穷理与尽性、知与行相统一的角度来认识,但这并没有完全涵盖张载"自诚明"的内容。实际上对张载来说,伯夷、柳下惠即是"自诚明"的代表,他们通过致力于自身所禀赋的清和之气亦即"致曲"而成为圣人。但由于张载比较重视气质与习染对成德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以"致曲"方式而成圣的局限性的理解,所以他更强调"自明诚"。

程颢的颜子学

颜子是孔门弟子中践行圣人教诲并有所成就的典范,并且是后世称颂不已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二程在他们哲思历程的起始处便与颜子相遇,对周敦颐孔颜乐处提问和学颜子之所学倡导的回应,是他们哲学体系建构的源点和基础。尤其程颢,把颜子学的探索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奠定了整个宋代颜子学讨论的基础和框架。他的颜子学理论由境界论与工夫论两部分构成,以境界论为主体,辅之以境界指向的工夫论,特重对颜子学行与品格之赞美与欣赏,凸显颜子之德性成就,拉近大贤颜子与圣人孔子之距离,要人学颜子以至圣人。

明代心学工夫论与周敦颐的“主静”思想

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其思想对理学各派皆有深远的影响。就明代心学关心的主题而言,显然有偏重于工夫论的一面,即如何通过合理的修养技术,使平凡的个体"优入圣域"。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工夫论起到了先导作用。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各家对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诠释和解读,比较突出的有阳明的"主静实兼动静"、王畿的"心极"说和罗洪先、聂双江的"主静归寂"说,这些诠释和解读体现了明代心学工夫论的丰富性及其与周敦颐思想的深刻关联。

作为儒家工夫论的读文法——论唐文治的文章理论

唐文治的文章理论的两个源头为宋明理学与桐城派。在此基础上,唐文治构建了以学者品性为核心的文统谱系以及具有三个维度的读文系统。第一个维度,由性、情、声、辞来依次论述文章的本体开展;第二个维度,通过读文三十遍法与读文四十四法,由辞、声、情、性的依次感悟来讲学习者的工夫实践;第三个维度,在涵养心性的基础上,促使后来者学会写作优秀文章以及正人心、救民命的社会功效。

朱子“克己”代“敬”工夫与新时代崇高师德之进阶理路

崇高师德是师德的最高追求,是教师“行为世范”的本质要求,是社会对师德的期待。崇高师德的修养过程是圣学求仁的过程。朱子晚年极力推崇的“克己复礼”工夫为崇高师德修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通过“克己”,去尽私欲,从而实现对崇高师德的理想追求。“克己”工夫从四个方面为崇高师德修养勾勒了轮廓:合理安顿利益于义理之中;惩忿治怒,改过迁善,涵养浩然正气;正师礼、弘师道;内外交相养,涵泳从容。

《大学》中的“功夫-效验”问题与朱子的工夫论学说

近百余年来,中国古代思想之研究素来受西方学术范式之影响,如是而有本体论、知识论及宇宙论等等,而忽视中国思想固有的理路。从工夫论的角度重新梳理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尤其是从朱子学说中挖掘出功夫与效验这一对基本概念,并由此对朱子的工夫论学说进行阐释。

从“诚意格物”到“致良知”:王阳明工夫论的困境与突破

在"致良知"提出前,王阳明以"诚意格物"为学问宗旨。"诚意格物"是针对意念的工夫,而对意念用功必须先分清意念的善恶,否则便无法存善念去恶(私)念;要分清善恶,就要先体认天理,否则善恶就失去了绝对性;要体认天理,还须先去除私欲,否则就可能认欲为理。要去除私欲,又须先分清意念的善恶,否则便无法去恶(私)。这样的话,阳明的工夫论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正德十五年,王阳明所揭示的"致良知"学说通过严格区分良知与意念,才解决了这个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