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在上古时,国家政治结构中血缘的纽带比较重要,劝谏主要是以"直谏"的形式出现的。《诗经》里就有许多贵戚之卿直谏君王的作品。"献诗"和"采诗"是《诗经》干预政治的两种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血缘纽带松弛,君主专制加强,直谏越来越危险,人们越来越推崇讽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汉代《诗经》学,形成了"美刺讽喻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诗经》中所有的篇章都附会于历史和政治,把很多本来没有讽谏用意的的诗篇,都解释成了谏书。"美刺讽喻说"对中国后来的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影响都很深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它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