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完善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由于立法者立法价值取向的偏差以及法条文字的模糊性,导致出现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范围不清、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主体资格的限缩化、主观方面立法价值取向有误以及对“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缺乏参考标准等问题。须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着手,明确特定物中“人身意义”的认定标准、特定物精神损害“严重性”的认定标准,完善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观要件。同时,有权主张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并不一定是特定物所有权人,应当通过判断特定物上所承载人身利益,明确谁是《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的适格原告。

我国职场欺凌的法律认定与规制模式选择

职场欺凌不仅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还会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其本质是对劳动者人格权的侵犯。在我国,职场欺凌话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但规制职场欺凌的具体法律制度却处于缺位状态。《民法典》与《劳动合同法》的部分规定可以规制职场欺凌,但相关条文较为模糊,尚需进一步明确与细化。要解决职场欺凌问题,首先要明确职场欺凌的侵权行为性质,再对用人单位消除职场欺凌的义务进行详细规定,同时通过立法设置多主体联合的预防机制,共同作用消除职场欺凌。本文参考域外民法与行政法相结合的职场欺凌规制模式,尝试为我国建立相关制度提供参考。

论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的完善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目前面临权利主体地位不独立、权利范围不清晰、责任主体不确定等问题。未来立法应当认定胎儿的特殊主体地位,合理确定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范围,在此基础上,类型化界定胎儿父母、父母外第三人相关责任主体。

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回顾中外历史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争议及立法与司法的实践演进，对我国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及不足之处进行评析，研究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人确定标准、赔偿数额的确定原则和计算方法，参考国外立法例。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裁判实践与理论应对--以《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的司法适用为中心

《民法典》实施以来,全国法院以《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作为裁判依据的民事纠纷案件共236件,呈现出非合同案由占一定比例、所涉合同类型多样、对精神损害赔偿支持力度较大、法律适用存在矛盾冗余等特点,与理论研讨关注问题有共性,更有分歧。综合其异同,可将现存问题在解释论层面划归为对《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体系定位认识不充分和对该条规定的适用条件共识不足这两个方面。《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规范群在违约领域保护精神利益的重要条款,具有体系效应。其适用条件为:存在因违约行为侵害人格权导致严重精神损害、属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之情形,以及当事人选择违约之诉。在具体适用中,应当注意不对其适用条件做当然的反对解释,通过协调适用包括该条在内的精神损害赔偿规范群,对当事人的精神损害进行全面救济。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诉讼程序新探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已公布的《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在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方面创设了一些新制度,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类型的变化,直接引起了此类案件诉讼程序的变化。我国现行的相关民事诉讼制度已不适应新型案件相关实体法律关系的规定,使得新型案件在正当当事人、共同诉讼(合并审理)的判定上缺乏诉讼技术上的支撑。对那些可能对本案的诉讼标的有“合一确定”必要的当事人参与本案时缺乏法律依据,限制了当事人行使诉权。在司法实践中,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是否合并审理产生不同认识,也引起执法标准不一。机动车强制车险涉及公共安全和社会利益,其所涉及的主体范围很广,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

论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相关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改草案》第三十四条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改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规定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确立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金钱赔付方式。但规定模糊,计算标准不明确,欠缺操作性。立足于我国的立法及现实状况,文章认为将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定位为抚慰性标准,同时立法应明确具体量化标准规则,赔偿金额计算的具体量化规则的制定应受法治原则、平等原则拘束,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

《民法典》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

《民法典》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上作出了重要发展,认可在违约责任的框架之下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认可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物品的损害,如果是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事实上确认刑事责任的承担与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承担互不影响。通过《民法典》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上的发展,可以发现《民法典》在制度革新,法渊源整合以及解释论框架建构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国际公法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悠久历史,但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则是一个新兴话题。鉴于投资条约的特殊建构,投资者固为投资者-国家仲裁体制中的申诉者,因此,申诉者成为国际投资仲裁中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最常见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固为被申诉方的国家没有寻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晚近以来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均表明,这两种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均有发生的可能,为此,有必要结合已有案例,研究国际投资仲裁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未决问题进行尝试性解释。

儿童道德义愤的发展及其对第三方公正行为的影响

为了探讨儿童道德义愤的发展及其对第三方公正行为的影响,实验1考察106名幼儿园大班、小学2年级和4年级儿童的道德义愤在年级以及数目和价值不公平分配上的差异;实验2考察57名小学儿童在有无代价条件下,其道德义愤对第三方公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儿童的道德义愤呈现随年级增长而不断增强的趋势;儿童由数目不公平分配引发的道德义愤得分显著高于价值不公平分配;幼儿园大班和2年级儿童在数目不公平分配中的道德义愤得分均显著高于价值不公平分配,而4年级儿童在数目和价值不公平分配中的道德义愤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诱发道德义愤的儿童更多地做出第三方公正行为,并且更愿意选择补偿受害者;在不同诱发道德义愤条件下,是否需要付出代价都不会影响儿童的第三方公正行为。研究说明儿童的道德义愤随年级增长而发展,并影响第三方公正行为。

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意在保护婚姻中无过错方的正当权益。然而十多年的司法实践表明,由于受离婚损害赔偿适用情形狭隘、责任主体受限、救济途径单一等多个方面立法不足的影响,使得该制度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经验以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具体而言:一是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情形,将严重影响婚姻家庭关系的通奸、卖淫、嫖娼、酗酒、吸毒、赌博以及迷信活动等情形纳入进来;二是允许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插足其婚姻家庭关系的第三者予以损害赔偿;三是离婚损害赔偿亦应适用于协议离婚。

论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定位与司法适用

精神损害表现为被侵权人所产生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压力,具有不可度量性、主观感受性、不可逆性和附属性等特征。在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抚慰功能、惩戒功能和补充功能。现行国家赔偿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述内容,但法律本身并未将精神损害及其赔偿界定清晰。欲发挥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作用,需要借助相关的私法资源,并结合国家赔偿法整体结构,尽快出台可行的相关司法解释,从而明确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中的侵权情形、精神损害、严重后果以及抚慰金性质。同时,可期待的司法解释还应规定确定抚慰金的参照因素,甚至制定抚慰金指导表,以便更好地指引精神损害国家赔偿的司法实践。

国际投资仲裁中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隶属于国内法的范畴,主体多为自然人。其作为国际法中的概念较为少见,然而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它不再单纯是一个国内法的理论,多数精神损害赔偿是由作为投资主体的法人提起,已成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国际投资仲裁中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理与实践,特别是国际投资仲裁中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要件,着眼于我国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我国应该完善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并在ICSID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求有利于保护自身的制度及方式。

合理预见规则的解释论

合理预见规则,又叫应当预见规则,在法国民法、英美法和中国法上是限制损害赔偿的范围的措施之一,体现了理性主义及主观归责的理念,旨在避免赔偿数额过高以平衡违约方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借鉴英美法成功的经验,我国民法典上的预见主体应为违约方,预见的时间点在合同订立之时,预见的内容为损害的类型而无须预见损害的程度、具体数额。对于“一般损失”的赔偿,不以违约方预见为条件;对于“特别损失”的赔偿,以守约方于缔约时通知了相对人为条件,若未通知,则相对人不可预见这部分损失,可不予赔偿。在推定违约方知情的情况下,以一个“理性人”的预见力为准。在违约方真正知情“特别损失”的要求中,基本上是以守约方事先告知相对人若违约会造成何种损失来决定的。至于合理预见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宜采取如下观点:对合理预见的时间点采取“合同订立时说”,实质上以违约方的预见所及确定应予赔偿的损失,用于确定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形同虚设;若采“债务不履行时说”,因果关系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升。

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损害赔偿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惑。通过对相关立法条文在语意、逻辑以及法理等方面的分析、论证,认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安排不合理;同时认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于物质损失范围界定不明,而且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我国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建构中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并且进一步明确物质损失范围的界定标准。

船舶碰撞造成的非CLC油船油污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研究

利用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利益平衡分析方法 ,并结合国际油污损害赔偿的立法趋势 ,对船舶碰撞导致的非CLC油船的责任主体进行了探讨 ,认为碰撞造成的非CLC油船导致的油污损害赔偿的直接责任主体应当是漏油船。同时认为 ,我国应尽快建立起相应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保险制度和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完善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考

第三人精神损害是指第三人因耳闻或目睹直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严重伤害而引起的心神不定、精神萎靡、绝望等种种精神损伤的总称。我国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确立的时间较短,现行法中存在许多不足:立法简单、零散,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第三人范围过于狭窄;赔偿范围过于狭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缺乏明确定位。因此,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须在如下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完善立法体例;扩大赔偿的范围;明确第三人的范围;规定赔偿金额的幅度。

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路与建议

从我国的立法现状看,有关环境纠纷的处理和环境损害赔偿的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之中。鉴于全球化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环境污染事故不断发生,有必要加强环境保护立法,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立足我国的实际,确立相应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社会化机制",制定统一的《环境损害赔偿法》。

“第三者插足”侵害配偶权的法律思考

“忠实义务”是配偶权的核心内容 ,也是各国婚姻法普遍规定的原则。随着国门的打开 ,“性解放”的西风东渐 ,第三者插足日益猖獗。为了纯化社会风气 ,保护无过错配偶方的合法权益 。

论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我国已在民事侵权案件的审理中确认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在刑事案件(尤其是人身伤害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中并未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这既不能抚慰受害人,也不能惩罚犯罪人和促使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通过修改相应的立法,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