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域下的保险人说明义务

保险人说明义务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法定性的先合同义务,对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规定,保险人说明义务分为一般条款的一般说明义务和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格式条款说明义务的重塑,保险条款作为格式条款中的一种,亦应结合新规,对保险人说明义务进行细化重组,具体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针对“重大利害关系条款”的标准对保险人说明义务予以再分类,分为与投保人无重大利害关系条款说明义务、与投保人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说明义务以及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三类。

责任保险人参与赔偿模式的路径选择

抗辩与和解控制模式,虽可以控制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保障保险人利益,却不免"异化"为保险人通过保险合同不当干预被保险人的手段,严重损害被保险人乃至第三人利益。而抗辩与和解义务模式,在美国保险公司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服务团队、法官衡平裁判的环境下尚有困境,面对制度移植中的立法成本及"同质性"规则下保费的提高,对我国责任保险制度而言显然并不适合;台湾地区"保险人参与权"模式既避免了被保险人因"被代理"抗辩与和解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开通了保险人"参与"之路径,消除"遥控"的弊端,又明确了保险人滥用参与权之后果,完全可以借鉴,并进一步做体系化的设计,形成我国责任保险人参与模式的路径。

城市居民税负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根据北京市居民税负感调查所得数据,通过对居民税负感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税负感与收入、文化程度、年龄以及对税收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呈显著正相关,与是否参加社保呈显著负相关。在被调查的居民中,超过一半的居民税负感较重或很重,其中,收入越高和对税收了解的越多税负感就越重,本科学历和中年人群税负感较重,未参加社保的居民税负感较重,参加社保的居民税负感较轻。税负感研究的结论显示,居民税负感不仅与税收负担的高低密切相关,而且与国家的财政支出方向密切相关,扩大财政的民生开支是降低居民税负感的重要途径。

略论拒不履行网络监管义务的不法与责任——立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考量

互联网2.0时代,公民个人信息泄密案件时有发生,公众期盼刑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刑法固然应当有所作为,但仍需谨记自身冷静的品格。为了避免刑法过分干预公众日常生活,保持互联网社会有序健康发展,我们需要付诸网络服务提供者以一定的网络监督义务。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按照"不法—有责"的逻辑顺序,首先判断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网络监督义务,从而引起高度危险或结果发生是否具备不法;随后再考察是否可以将上述危险或结果的发生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消极不作为的"作品"。

论人身保险合同上的告知义务

从告知义务法理依据分析入手,论证其法理依据应为诚实信用原则,从分析人身保险合同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内容、途径出发,提出人身保险合同中告知义务人还应包含被保险人,其履行内容中应列明告知之重要事项,履行途径上应采用书面询问主义立法形式。从分析违反告知义务的主客观构成出发,提出违反告知义务的判断标准应以区分未告知事项与保险事故发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基础。对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的制定要以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为基本原则,提出对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加以一定限制。

论保险业数据搜集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解决

针对保险业数据搜集与个人信息保护存在法律权利冲突的现状,使用法条分析、案例分析等方式,结合理论与实际,提出冲突解决方式:明确第三人共享信息的实质性同意原则、谨慎搜集与处理敏感信息、明确告知义务不能因保险人的搜集行为而免除、对基因信息提供遵循“自愿+商业调整”方式,还建议建立保险商业自主框架,以期化解数据经济时代下保险业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间的矛盾。

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竞合之裁判模式

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事故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受害人依据侵权法享有对第三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另一方面,受害人依据工伤保险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权,这就产生了两者的竞合问题。国家层面立法上的语焉不详以及地方性立法的各自为政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区、各级法院在应对类似案件时,援引不同的法律条文或作出不同的法律解释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大量出现。通过对国外立法中选择模式、免除模式、兼得模式以及补充模式的借鉴及修正,以工伤救济所承载的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根本理念,在明确两种救济手段地位的基础上,考虑各赔偿项目本身的性质和目的,建议采用"部分兼得、部分就高"的裁判模式,并建立相应的程序规则。

论人身保险中的如实告知义务

如实告知义务制度,是近年来保险行业持续合理稳定运营的保证,是在保险法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形成的独有的制度。各国保险法都把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加以规定,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也不例外。目前我国所实行的保险法仍存在着不足之处,有待商榷和不断完善。论文从关于如实告知义务的相关法律出发,分析其运行现状,针对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争议提出对应的完善建议。

第三人侵权情况下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由案件生发

基于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和预期,在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标准上存在不同理解,尤其是在第三人介入侵权的情形下,经营者基于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更为复杂。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经营者承担的是一种补充责任,但从内在法理机理和社会对于立法预期考察,其承担直接侵权责任更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

人身保险中如实告知义务的作用

如实告知义务是《保险法》中的一项基本义务。保险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完善的《保险法》作为法律依据,而《保险法》目前在人身保险的条款中存在两个明显问题:告知义务主体不完善、告知义务的履行期限未做规定。长久以来,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都对这两个问题持不同观点。所以,对现有告知义务进行研究,并提出针对如实告知义务的完善建议,对《保险法》和保险行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船东投保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问题研究

在船员劳务合同中,船东投保的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纠纷时有发生。从保险单的约定事项以及保险条款入手,对船东投保的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性质进行分析,并将之与船东责任保险进行分析比较;在分析了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和海上保险合同的界定标准后,对此类案件在司法审判中所涉及到的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阐述。

未销售商品车运输代驾服务责任保险纠纷典型案例三题

代驾服务责任保险是随着代驾行业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兴保险类型,且运用于未销售商品车运输的情形已经较为普遍。代驾员享有代驾车辆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代驾公司作为雇主应当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而事故无责一方作为第三人可在符合法定条件时针对保险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机动车所有权在生产厂商和销售公司之间的变动决定了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应当适用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交付生效规则加以确定,但物流公司不具有作为机动车管理人投保交强险的资格。尚未销售却需上路行驶的机动车依据法律规定应当投保短期交强险,虽然实践中多以单程提车保险替代,但代驾服务责任保险关于未投保交强险不负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由于保险人通常未能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及其前置的提示义务,仍应认为不能产生效力。

现行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探析

保险合同纠纷案中值得探讨的问题颇多:保险公司第三者责任险的承担;免责任条款的效力;不利解释原则;习惯解释原则的适用等。

影响外资保险公司境外发展的国家主权个性因素研究

纵观世界各主要保险市场,无论在崇尚自由经济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处于半开放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外资保险的比重都较低。本文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国家主权个性,并从宏观层面、行业层面和微观层面界定其内涵及表现形式,为相关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对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保险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国际比较,对理论研究进行了实证检验。以国家主权个性为研究主线,借助于PEST模型和波特的五力模型,采用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的方法,系统研究和总结外资保险境外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结果将为保险金融集团的国际化战略提供一种依据或考察标准,使得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海外扩张的战略选择更加有据可循。

现代商事信托的组织法基础

从民事信托到商事信托,信托关系的本质完成了从财产无偿移转的手段到企业组织架构的变革。商事信托作为组织法,其具有商事组织的典型共性,而且在制度设计和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标准上,商事信托也与商事公司制度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趋同。我国现行信托立法无论是在受托人承担有限责任的规定上,还是在信托投资的规模上以及在受托人的资格取得上,都离成熟的组织法的要求还都相距甚远。

中国的劳务派遣：从诉讼档案出发的研究(之二)

本文根据2013年到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同时期上海市的劳务派遣案件,来探讨劳务派遣司法实践和理论在此期间中的变与不变。文章论证,在使用"劳务派遣"中介公司作为摆脱对劳动者的义务的"护身符"方面,国有企业的行为和(笔者上一篇文章使用的)2012年全国的案件所展示的基本一致,新呈现的是接踵而来的事业单位和规模化私营企业采用同样的手段来裁员和雇员。新案件也显示,在这个大趋势下法院正在加紧其对劳务派遣公司的管理,特别是提供社保和支付单方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等方面。但同时,劳务派遣公司也正在采用一些相应的对策,如只签订短期的合同,以及在多家不同的劳务派遣公司间轮换。但总体来说,在划分用人与用工单位的理论所建构的"黑洞"之下,管理行为,尤其是在加班与未休年休假工资、"同工同酬",以及用工单位辞退工人等方面,仍然基本不受法律约束,亟须改革。

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新论——基于保险合同构造和缔约过程的思考

《保险法》第17条仅就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违反规定了特别的法律后果,既不符合保险合同构造特征,也未必满足投保人一方的缔约需求,且已然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一定的法律适用困境。对此应当重新审视,明确保险人重点说明的对象并不只限于免责条款。在此基础上,对于不履行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可通过修正后的缔约过失责任代替格式条款“订入控制”规则;根据行为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可从说明内容、方式和证明要求等方面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