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察主导到法院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理想模式

企业合规改革在司法层面的刑事激励手段,包括前期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和后期法院主动参与的合规量刑从宽两方面。现阶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多着眼于前者,而对后者的关注偏少。当前实践中,运用合规不起诉存在适用范围有限、检察求刑权越界、正当性不足等问题,限制了合规改革的效果。扩大改革辐射范围,推进建立审判环节刑事激励体系,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理想的合规改革模式是从主体、制度、证据、审限四个维度进行解释论分析,明确法院的主导、裁判地位,确立合规从宽的量刑激励制度,赋予合规材料法定证据资格,优化审限管理,建立法院参与改革的“四梁八柱”,解决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等应用障碍,以更好应对现实挑战。

举证时限制度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强调举证时限制度在审判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为基点,先对该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再指出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之弊端和建立举证时限制度之必要性,最后结合具体案例,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具体运用所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举证时限制度的冷思考

在价值目标上,举证时限制度不仅偏离实体公正,而且不可能真正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不能真正体现和实现程序正义。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找不到类似中国举证时限的立法体例,英美法系国家有举证时限,但其是以陪审制和漫长、充分的证据开示为依托的,且设立举证时限、证据开示的真正目的不是在于提高效率,而是发现真实,破除“竞技论”的弊端。如果说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是属于外国制度的大胆引入,那么,忽视了其制度背景和功能实质的移植是难以达到立法目的的。

民事诉讼中证据交换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证据交换是各国民事诉讼中的共同性制度 ,它的确立有利于实现公平诉讼 ,提高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 ,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审判的集中化 ,节省司法资源。对证据交换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予以观察和分类。我国应当将证据交换制度系统化 ,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实效性。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商定举证期限与法院指定举证期限之应然关系

确定一个合理的举证期限既是科学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必备内容,也是其得以良性运作的重要前提。对于举证期限的确定,有关司法解释虽然明确了当事人商定和法院指定两种不同的方式,但却没有能够作出细致的规制。鉴于此,本文分析了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检讨了当事人商定举证期限和法院指定举证期限各自的利弊得失,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理顺二者之间的应然关系提出了完善建议。

诉讼资料提出失权制度之德日比较与启示

当随时提出主义被视为诉讼迟延的罪魁祸首之后,德国和日本便开始转向适时提出主义。这种改变体现于立法上的失权规定。换言之,德日民事诉讼法通过特定情形下限制当事人提出攻击防御方法以防止诉讼迟延。当事人在特定情形下提出的诉讼资料将遭受失权的效果。但是,过于严苛的适用失权规定将有损对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有损实体真实的发现,且与当前的民事诉讼构造格格不入。在缺乏相关配套制度的情形下,我国如果要实现诉讼资料提出方式的转型——规定失权制度,必须慎之又慎。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新发展——兼述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制度

《证据规定》的颁布施行,是民事审判乃至整个民事诉讼领域中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它必将对我国的民事司法制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人们对证据制度改革的企盼,特别是民事诉讼理论界所期待的证据规则,却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的《证据规定》,而是国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急于出台这一《证据规定》,亦有其较为复杂的现实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现实条件下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应急举措。现行立法规定的不足,在客观上要求从立法上对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予以完善。

重构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思考

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作为审前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证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多年的司法实践表明,证据交换程序并未有效发挥作用。应当通过提高立法阶位、完善证据交换程序规则体系、建立科学的证据失权制度等,使证据交换制度更加切实有效。

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分析及完善

举证时限制度作为民事证据的一项基本制度,有利于诉讼证明任务的完成和举证责任的落实,有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有利于诉讼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及程序的安定。综观中外举证时限制度的有关规定,其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明显差异。我们需要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两大法系的有效做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

从民事再审程序两个理论问题谈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重构

我国学术界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提起主体和再审程序中举证时限问题的论争很多。当事人申请再审诉权、申诉权的特性及其与检察院、法院审判监督权的对立统一关系说明,有必要保留检察院、法院提起民事再审程序的权力。我国民事再审程序中当事人举证时限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至此,我国民事再审程序需要重构。

民事诉讼的举证期限问题再探讨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5条对举证期限设立了逾期举证导致证据失权的制度,而新施行的《司法解释》第102条通过但书形式将逾期举证导致证据失权制度进行了限定,致使理论认识和司法实践出现异同。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款和司法解释的对应分析,结合举证期限制度的应用实践,提出构建逾期举证制度的配套机制,以期使逾期举证制度在司法体系下有合适法理依据和可行实践空间。

举证时限的含义辨析

当前我国学者对举证时限的定义虽然措词不一,但基本上都是从举证责任或者不及时举证将发生消极诉讼后果的角度来进行界定的,将举证时限制度视为举证责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举证时限作为限制当事人证据提出权的时效制度,与举证责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二者在设立目的、适用条件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大相径庭,相互之间并没有包含或者从属关系,因而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界定举证时限是有失偏颇的。

举证时限制度适用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嬗变。为实现举证时限制度的功效,举证期限原则上应当限定在审前准备程序阶段,具体期限的确定包括法院指定和当事人约定两种方式。当事人逾越举证期限时,除非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或者其所提出的证据构成新证据,否则将发生证据失权的后果。

为什么不应当重建证据失权——为现行司法政策辩护

对当事人逾期举证且存在重大过错的行为,《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2条第1款实际上选择了证据不失权,一些学者近年来撰文提出应当摒弃"采纳+罚款",重建证据失权制度。本文认为,实行不失权的司法政策是有充分理由的,不失权才能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三符合"的诉讼制度的要求相吻合。因严重阻碍实体公正,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采用的证据失权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已被证明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失权不是举证期限制度的必备要素,"采纳+罚款"的举证期限制度在实务中已发挥了积极作用。对部分法官未依法对当事人罚款的问题,应当直接针对问题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而不是重新回到证据失权。

稀油岩性油藏合理开发技术界限研究——以春光油田排2油藏为例

春光油田排2油藏是一个构造简单、物性良好、油水流动能力相近且天然能量充足的优质油藏,如何经济有效地开发该类油藏是目前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主要利用油藏数值模拟技术,对排2油藏进行了合理开发技术政策界限研究,确定了合理的油藏开发技术界限,从而科学高效地指导油田开发。

我国民事举证期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民事举证期限制度的发展经历了随时提出主义阶段、形式的适时提出主义阶段和适时提出主义阶段等三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严格的证据期限制度,但该制度存在以下缺陷:对逾期举证的制裁过于严厉;没有健全的配套措施;确定举证期限的立法不够完善;法院不适当履行释明义务的救济措施缺失。因此,建议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民事举证期限制度作出有针对性的修改。

论民事举证制度的完善

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共同构成举证责任的完整涵义 ,其中结果责任属于实质性涵义 ,反映了举证责任的本质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的内容完善了法院在审前程序的功能 ;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与条件厘定了当事人和法院权利和职责各自行使的边界。《证据规定》无疑完善了民事举证制度 ,但在许多内容上构成对现行民诉法的突破 ,使两者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 ,为此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应的修改与补充 ,以解决《证据规定》与民诉法的协调与效力问题。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交换制度

证据交换制度无论是对于强化诉讼公正还是提高诉讼效率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外该制度司法实践的成功也表明了这一点。我国近来已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在民事诉讼中创建了该项制度的雏形，但还很不完善，在效力上也值得怀疑，因而很有必要进行重构。

关于举证期限制度理念与价值的反思

我国举证期限制度既不能实现程序公正,又会造成实体公正失落,同时也不可能真正提高审判效率。只有以促进案件真实的发现和实现公平诉讼为基本理念去设计举证期限制度,举证期限制度才能实现其诉讼价值。

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变革及启示

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经历了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到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变革。在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确立后,又从以严酷的证据失权为特征的证据适时提出主义转变为以谨慎的证据失权为特征的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并得到了2012年8月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肯定。如此变革的原因是我国民事司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也是司法改革应立足国情的必然要求。这对深化我国司法改革是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