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论乾嘉时期安徽篆书发展盛况及篆书品评观——兼谈对当代篆书创作的启示

乾嘉时期安徽篆书达到空前的繁荣,以皖南地区为最,在书家、书作、书论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一个以学者、书家等士人精英群体所主导的,推动篆书创作、品评、审美的学术氛围,进而形成了“治经以识字始,作篆本于六书”和“以秦汉为师,以质厚为本”的书学品评观。在这种评论的导向下不仅孕育出了统领一代风气的篆书大家邓石如,而且使人们对篆书关注、研究和实践热忱持久不衰,影响了一批书家,形成了地域性的群体效应。这也为当代的篆书创作实践提供一点借鉴和启迪。

清中叶广西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

乾嘉时期,广西地方职役出自四个系统,即土官少数民族村寨系统,有村老、头人、狼总;保甲系统,保正、保长是负责人;还有乡约系统与里甲系统。乾隆时期,地方社会职役以保甲系统为多。嘉庆朝,保正、保长保甲系统仍占据绝对多数,新增地保、乡保,表明地方、乡约、保正(保长)三者之间在融合,地方职役有向地保发展的趋势。刑科题本揭示了民间投保、职役报案的过程,可见职役平时处理当地的经济纠纷、盗窃案件。《清实录》记载了乾嘉时期广西官府与地方职役的关系,碑刻资料还有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性的记载。

集注之羽翼: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意义

刘绍攽不仅是清代朱子学领袖李光地的再传弟子,亦是乾嘉时期汉学日炽、宋学渐微之时为数不多的以朱子学自居的学者之一。他倾心撰述的《四书凝道录》以抉发朱注本旨和重塑朱子权威为诉求,以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得失为进路,呈现出推阐朱注、折中百家、批判阳明和不废训诂的学术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挺立和维系朱子学的权威,延缓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张载关学并非铁板一块的不重训诂,提醒我们注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见证和助推清代中叶四书学研究向“义理纯粹、考证精密、内容切实”转变。

乾嘉时期宗学招生制度探析

清朝廷为教育宗室子弟设立了宗学,有关宗学招生人数、学生来源的规定在乾嘉时期逐步得到完善并成为定制。此前的雍正朝在招生时原则上对王公、将军和闲散宗室子弟是一视同仁的。但随着朝廷开始对学额有所限制,乾隆朝招生逐渐向上层王公子弟倾斜,旨在通过宗学提升王公子弟的清语骑射水平。嘉庆朝招生则向下层闲散宗室倾斜,更侧重借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下层宗室子弟。乾嘉两朝宗学招生制度的变化实际上是统治者调和满汉文化的过程,其结果是满洲文化逐渐式微,“崇儒重道”理念更加深入地在统治阶层中渗透。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清代乾嘉时期的四川赶场——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

乾嘉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人们买卖刀具、粮食以及衣食日用品,场上有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餐饮。巴县的场上就有不少店铺,如饭店、杂货铺、酒店、钱铺、药铺等。场一般地处交通要道,附近居民较多,商家入驻开店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场市隔两天开场,场期较为密集,场市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经商者以及佣工、种地者为多。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私宰耕牛、赌博、绺窃、抢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场上人多事繁,差役会到场巡查。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场约""场头"等。巴县重视场的治理,场的兴建需要乡约、地邻申请,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正式开设,并由场头、客长与乡约等共同治理,场头等由场民公议产生。巴县所给执照规定场头、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场被官府派差,有的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场市设置栅栏、虎头牌、虎皮棍、梆锣、更夫,以防盗贼,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

文明传播视野下的雍乾、乾嘉苗民起义

本文认为清代中叶以前,汉文明与苗文明是中华文明体系内两支内涵不同的亚文明。18世纪雍乾、乾嘉苗民起义主要不是如以往研究所说的那样是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斗争,而是对中央专制王朝以“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为手段进行汉文明强烈传播和文明整合所作的拒斥性的回应。

乾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表达方式

乾嘉时期学者对"经世致用"的诉求依然强烈,只是迫于当时的文化高压,采取了迂回曲折方式,进行了别样表达:以积极的姿态,寻找出当时最可行、合"法"的"考据"治学方式;循着稽古—通经—明道—救世的治学路径,探寻经典本义,实现其学术"经世"的终极目的;通过对"汉学"旗帜的高扬和对"宗""源"的强调,迂回表达出他们对清庭"非正统"统治的不满和揶揄,折射出意识形态上的抗争。

论乾嘉学人诗——以翁方纲诗为中心

清代乾嘉时期,在重经史、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学人诗,以翁方纲的学人诗最为典型。这些诗堆砌学问、缺少性情,以经史金石等考据知识为诗歌内容,以考据学方法为诗法,违背了诗歌抒情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特质,不被诗坛大家、名家认可,当时效仿者主要是翁方纲弟子辈。但此类诗重学问的特点,也得到一些诗论家肯定,并对后来的程恩泽、郑珍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

白山派大、小和卓败亡之后,清朝对其后裔采取了严密的清查措施,确定了"罪不及妻孥"的处理原则,实行积极招抚并安置京师的政策,以消除潜在的危险,实现天山以南的长治久安。乾隆朝实行的清查措施与招抚安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嘉庆初年继续对外逃的大和卓后裔萨木萨克实行积极招抚政策,但在萨木萨克接受招抚携妻、子来投的关键时刻,地方官员未能妥善处理,措施失当,致使其畏惧逸去。嘉庆十九年玉努斯案定案之原因十分复杂。以玉努斯案为转折点,清朝中止了自乾隆二十六年以来对白山派和卓后裔长期持续实行的正确的招抚政策。政策的转变,造成了严重的后患,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新疆持续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翁方纲“忠孝观”诗学思想探论

翁方纲能在乾嘉诗坛成为继沈德潜之后的诗坛盟主,除他自身的原因之外,还与乾隆帝暗中扶持密切相关。其中一主要原因在于他有意识地极力宣扬、发挥乾隆帝"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成为传播"忠孝论"的马前卒。是以关于翁方纲诗学思想,如果说"肌理说"是明面上的重要诗说,"忠孝观"则是深层次的理论基础。

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及其哲学的形上学追求——以戴震、章学诚、钱大昕为例

宋明理学以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为其中最为突出的三派思想体系,乾嘉时代的哲学形上学是以"道本论"为其典型形态。在该时代的思想体系中,"道"既是一种超越任何具体学科专门技术的崇高价值理想,也是一种与认识论相关的真理,而且还是统合理、气、心等前代核心概念的最重要的概念。以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等人为代表的"道论"思想,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由气化而求道""即器以明道""即事以求理"的"经验论"和实证化的倾向,拒斥宋明理学中带有思辨特征的理学与心学思想传统,展示了中国哲学深层次的变化。

乾嘉时期新疆舆地学著述研究初探

清朝乾嘉时期,是新疆地方志发展的高峰。《内府舆图》《西域图志》等官修和《西域闻见录》《西陲要略》等私人纂修志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时期舆地学的发展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在新疆地方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为道光、咸丰时期史地学的繁荣积累了知识基础,而且为以后的新疆研究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乾嘉学术视野下的以诗论骈文——陈文述《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诗考论

陈文述的《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的一首以诗论骈体文的长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首诗不但对中国古代骈文史进行了独特的思考,而且从辨体、炼格、选材、措辞、师古与知识储备等多个维度讨论了骈文创作的诸多重要问题,倡导骈文作家学者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骈文的理论资源,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陈文述对古代骈文史与骈文创作诸多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体现了乾嘉考据学极盛时期对骈文史与骈文创作的理论思考,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骈文的别样的历史景观。

论乾嘉之际诗歌创作力量结构及其诗史意义

乾嘉之际的诗坛,中下级官吏诗人群是主要的也是成就最大的创作集团,打破了由台阁诗人主导诗风的状况。这一情形的出现,是古典诗歌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清代诗史自身的重要变化。它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力量核心从庙堂的向下转移,更引发了诗歌内涵、诗歌精神的整体变化,其诗史意义可谓大矣。

乾嘉时期蒙汉通婚禁例废止考

清朝自入关统治之始,便禁止蒙古族和汉族互通婚姻。但随着清朝对边疆的渐进统一,蒙汉交往逐渐频繁,蒙汉通婚成为大势所趋。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帝断然取消禁令,允许蒙汉通婚。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六年(1801),再次禁止蒙汉通婚。

乾嘉学者的书法交游活动考察

清代乾嘉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乾嘉学者于治学之余,雅好翰墨,友朋之间多有书法交流,他们围绕书法艺术而发生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论学术交往对乾嘉学者学术声望显隐之影响——以钱大昕、赵翼、章学诚、崔述为例

乾嘉时期,学者们很重视彼此间的学术交往,其交往范围包括学界名人师长、学友及门生。学者们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从而有力地推动着学术的进步。这种学术交流对学者的学术声望有着巨大影响。学者所融入的学术交流网络越大、辐射范围越广,其学术声望也愈加显扬。反之,则往往默默无闻。在影响学者学术交往的诸多因素中,学者的个性爱好、交往能力以及所研究学术问题是否合乎时尚,起着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