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风诗叙事及其传统——《诗经》研读笔记之二

《诗经》十五国风,长短160首诗,记录着上古社会生活和周人情感活动的种种情况与风貌,它们同《诗经》中的史诗一样,贯穿着并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抒(情)叙(事)传统。它们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恋爱家庭、农事生产、战争徭役、对统治者的美刺等几大方面。以往因为叙事一直受到忽视,风诗常被笼统称为抒情诗,中国文学也被说成是只有“一个抒情传统”。本文试取叙事视角,指出《诗经》风诗中不少篇章与历史记载可以互证,有的诗篇明显叙述一个故事(或个人经历),有的诗表面虽未直赋,却通过比兴、咏叹、对话、独白乃至写景抒情暗示出其背后实含一桩事情,从而切实地反映出生活的一角。这种“事在诗外”和抒叙浑融的现象是《诗经》风诗的重要艺术特色。运用叙事分析方法读诗,能够更全面细致地揭示抒情诗的丰富内涵,也更确切地理解中国文学从源头开始就贯穿着互惠博弈的抒叙两大传统,而绝非只有一个抒情传统。

好读《诗》更求甚解 每达诂必有会心——论许总《诗经诗解》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许总的《诗经诗解》体例精严新颖,解析详辨通达,洵为当代《诗经》学研究的一大力作。其主要特色有:一是回归经学传统,在经学的脉络中阐发《诗》旨;二是极力挖掘《诗经》的文学内涵,呈现经学与诗学的双重意蕴;三是寄寓现实关怀,以古视今,反思历史兴亡,关注社会现实,重寻传统文化之基;四是以诗解《诗》,赓续七绝论诗传统,解《诗》绝句风神绝妙。从学术发展的视野来看,许先生的著作不仅有鲜明的个人治学特色,对当代《诗经》学的推进也有重要的贡献。

基于《诗经》植物的自然教育设计与实践探究——以白石龙音乐公园自然教育系列活动为例

该研究在分析了自然教育与我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及与《诗经》植物文化结合的可行性基础之上,通过深圳市白石龙音乐公园自然学校《诗经》植物自然教育系列活动实践,从传统文化情境创设、知识内容延伸和结合传统文化的自然手工、自然体验的创新设计、活动资源等方面探讨了自然教育与我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方法。并从活动整体设计、传统文化融入内容的选取、内涵的创新解读、活动参与者的认知差异、活动开展方式方法及自然教育从业者传统文化素养等方面总结了传统文化融入我国自然教育的建议。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新的理念与路径,也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自然教育提供理论研究与实践参考。

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重新理解《大学》《中庸》的诗学路径

《大学》《中庸》的作者及思想旨趣,是长期困扰儒学思想史的学术难题。21世纪以来学界对其中引诗现象的关注,开辟了一种重新理解的可能路径。《大学》《中庸》中引诗与释文之间的连接词、核心词,是一种向思想形态转换或递进的“文眼”,推动诗文融入了《大学》《中庸》的思想世界;《大学》《中庸》的思想取向,是选取诗文的价值依据;引诗诗文的递次引证,与《大学》《中庸》道德境界的升进理路是一致的。《大学》《中庸》的引诗方式,更贴近于《孟子》为代表的“释义”引诗传统,这种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为推进解决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的诗学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校园:情境、困境、佳境——以诗经文化为例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是国家层面的倡导与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诗经文化从内在品质和外部需求两方面表现出融入大学校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理念认识、师资力量、学生认同等方面的问题。推进诗经文化融入大学校园时,需注重高位推动、高频联动、高效落实,在高层引领、制度支持、教育嵌入、载体运用、研究阐释等方面发力,使诗经文化真正融入可持续发展的大学校园文化生态系统之中。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学语境下的文学解读与“务探诗人意旨”的文本阐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意蕴

《诗经原始》是中国《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本文在文学与经学不可分离的诗学解释学背景下探讨了《诗经原始》文学解读的可能性,强调《诗经原始》无论是以经学教化的眼光看待《诗》,还是对《诗》做出富有美感和诗意的阐释,都能立足于文本,以“务探诗人意旨”为目的。它所提出的“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等解读原则与方法,以及从诗体自身看待《诗》之正变、以“托辞”言《诗》等,都做到了从文本出发、重视文本细读,重视读者涵咏体验在《诗》的解读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一切,相对于中国诗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自得“”私意”参与作品的释义、轻视本文客观释义的理论来说,无疑体现出新的特征,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本诗学理论的内涵。

宋代官修方书中治疗虚劳方剂的用药规律挖掘研究

目的:通过整理宋代三部官修方书中主治虚劳的处方及虚劳疾病的症状表现,借助中医传承计算平台V3.0探究宋代医家治疗虚劳的用药、组方规律,并由此管窥宋代医家治疗虚劳的学术思想。方法:依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及《圣济总录》三部宋代官修方书中所载治疗虚劳的文献条目,提取其中处方信息和主治症状等信息,利用Excel 2016将处方信息规范化整理成数据库,基于中医传承计算平台V3.0对处方进行分析。结果:通过纳排标准筛选整理出97首方剂,201味中药;分析用药规律可知所用中药的四气以温、寒、平为主;五味以甘、苦、辛为主;归经以脾、肺、肾三经为主;药物功效以补虚类、温里类、化痰止咳平喘类为主;在药物使用频次上,最高频使用的5味药物是肉桂、茯苓、人参、炙甘草、白术。通过关联规则分析得出,使用频次最高的对药为人参-炙甘草;使用频次最高的角药为茯苓-人参-炙甘草。通过K均值聚类算法可将处方分为3个聚类,并得出核心处方药物。结论:宋代医家治疗虚劳的处方具有鲜明的用药规律,治疗上以“温肾助阳、健脾益气、理气化痰、滋阴清热”为原则,用药上注重脾肾同调、寒温相配、气机升降、攻补兼施。

口语文化视阈下对《诗经》燕飨诗的论析

《诗经》中的燕飨诗往往多用于宴饮场合的表演弹唱,大部分诗歌的生成与口语文化紧密相关。在特殊的原生口语文化晕染下,燕飨诗生成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征:一是诗歌是在表演中完成的,呈现出章节“同叠”的反复形态,二是诗人们创作时往往采用“固化的、套语式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能有效管理口头诗人们已经获得的素材,三是口传文学的影响下,诗歌的主题基本不会有多大变化,此外,燕飨诗创作并非只是对传统口头诗歌模板的僵化套用,有其个性之处。

以马为例论古典流行色彩观及对物种培育的影响

中国养马史跨越了5500多年,随着历史更迭起起落落,春秋战国时期,百姓养马成风。马曾经是六畜之首,也是达官显贵身份的象征,圈养的良马需要经过人工精挑细选才能得以繁衍,很少能够拥有物竞天择的机会。目的:为了证明中国相马术士在上古就拥有以毛色为驱动来驯化和培育良马的能力。方法:对马的皮毛颜色进行梳理,重点研究《诗经》描述的不同皮毛色的马及出现的场景,结合中国传统五色观,以此探索古典流行色彩观及在良马进化史上的影响。结果:通过研究发现育马人对马的皮毛色极其重视,以毛色及分布命名的名词多达上百个。结论:古典流行色彩观对物种的培育具有较大的影响,而受古人崇拜的物种颜色同样也影响着古人的流行色彩观。

《诗经》女性审美传统的文化意蕴

《诗经》女性审美视角主要包括外在的容貌、形体,内在的品德、性情,这四方面均可对应于意象:花、水、玉、月来表现。后世文学不断吸收这些丰富营养,并继承和发展,形成女性审美传统即女性与花水玉月文化割舍不断的民族血缘情结,也造就中国古代整体审美典范,更多崇尚的是与女性审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中和、阴柔虚静、玄远飘逸的气质。

什么是《诗经》的“文学研究”——关于经学与文学关系之思考

二十世纪初期,《诗经》研究者从文学视角审视传统《诗经》学,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传统《诗经》学里没有文学性研究。当前学者从经学与文学关系视角解构传统《诗经》学,得出的结论是传统《诗经》学有文学研究,但对传统《诗经》学文学研究的起点却众说纷纭。对传统《诗经》学文学研究认识的分歧,究其根由,在于缺乏一个统一的《诗经》“文学研究”判断标准。

曹操创作对引《诗》传统的发展及其文学影响

从曹操创作的保存至今的作品统计来看,共引《诗》26次。曹操的引《诗》,有对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的继承,但在引《诗》的形式、语境、情感参与方式和程度等方面,对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的发展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直接引用的形式减少了,概括性引用的形式增多了;实用性引用的比例减小了,文学性引用的比例增大了,引用的情感色彩与审美特征增强了。这对当时文人与以后文人引《诗》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其原因在于他既深受传统因素制约,又深受时代新思想的洗礼。所以,从历史的维度进行审视,在对我国古代文人引《诗》传统的传承发展上,曹操创作中的引《诗》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宋代《诗经》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

从传统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

《诗经》的中国文化元典地位的确立 ,以儒家诗教为本 ,中国传统诗经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以疏释文本为基础的传、序、笺、疏之学 ,总括地可分为训诂、考证、义理三类内容 ,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 ,是其科学文化发展的产物。在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过程中 ,到 2 0世纪初 ,传统诗经学也在求新、求变 ,酝酿内容、形式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现代诗经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宋代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特点

从宋代设立整理医籍机构、遴选校理人才、校勘方法等方面,论述了宋代中医古籍整理的特点。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论春秋战国诸子学说与西周官学传统

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干的西周官学传统,是孕育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文化母胎,是诸子立说时必须面对的"传统文化"。诸子对待西周官学传统的态度表面上差别甚大:儒家以"述而不作"自许,坚决捍卫;墨家则更造传统,意存取消;道家的态度,在疏离中有兼容;法家则着眼现实,摒弃传统。诸子时代的历史,是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清除旧传统、塑造新传统的历史。但法家力图割裂新、旧传统的主张,却在新传统基本缔造成形之后遭到摒弃。诸子时代结束后,西周官学传统被塑造为思想权威。《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即反映了"大一统"体制下的汉代学者对西周官学传统与汉文化之间关系的确认。

传统《诗经》学对怨诗的诠释与儒家“诗教”——以孔子、郑玄、朱熹、马瑞辰为例

《诗经》中存在着大量的怨诗,抒发了多种多样的怨情。围绕《诗经》怨诗而展开的诠释是我国传统《诗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郑玄、朱熹、马瑞辰可分别作为古代两千多年的《诗经》学研究史四个时期(即“先秦诗学”、“诗经汉学”、“诗经宋学”、“诗经清学”)的代表性人物,由他们对《诗经》怨诗的诠释,我们当能大致完整地勾勒出一个历代演进的轨迹。在传统《诗经》学对怨诗诠释的背后是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在起作用。正是儒家“诗教”,广泛、持久地影响了历代对《诗经》怨诗的诠释。

《扁鹊心书》用药配伍思路探析

目的:利用数据挖掘方法探析宋代名医窦材所撰《扁鹊心书》治疗内科疾病用药配伍组方规律。方法:利用计算机录入宋代名医窦材所撰《扁鹊心书》治疗内科疾病的中医方剂,采用Excel 2007软件建立相应数据库,采用数据挖掘方法分析其用药规律。结果:整理出《扁鹊心书》中医复方方剂96首,涉及药物157味,药物总使用频次460;所用核心单味药依次为甘草、附子、生姜、硫磺、当归、肉桂、干姜、川乌、白芍药等;药物类别以以补虚药、温里药、解表药、止咳化痰平喘药、杀虫止痒药、清热药等为主;分析方剂中使用频次居前25味的药物主要功效。结论:窦材临证治疗内科病主要选用高频次温补阳气药附子、肉桂、干姜,运用《伤寒论》经典方干姜附子汤灵活加减,重视扶养阳气的治疗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