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委员会“全覆盖”的限度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改革试点决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中纪委要求,成立国家、省级、市级、县级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作为现代制度文明的体现,任何一种国家权力都不可能是绝对的,都必须有一定的限度,监察委员会关于监察对象的"全覆盖"也不可能例外。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的限度,可以从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范围、公权力行为的责任追究、违纪违法犯罪及违反内部规则行为的责任追究三个维度进行界定。

授权抑或委托:行政处罚“委托”条款之重新解读

行政处罚委托实质是一种"间接授权",应受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位阶原则、授权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约束。委托对象包括下级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行政机构和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组织,不包括企业。委托机关只能将其拥有的部分处罚权委托行使,委托内容涉及立案权、调查权、取证权、程序事项进行权、决定权等全部权限。委托方式以行政协议为宜,委托程序应经过评估、甄选、协商签约和公告的环节。被委托组织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享有处罚的管辖权和决定权,应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罚决定并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委托机关享有监督权。

我国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机制之完善

科研不端行为的不断涌现敦促我们必须探索新型的调查处理机制。当前的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机制存在诸如科研不端行为概念宽泛模糊;调查处理主体杂乱;调查处理程序缺失;任务法与组织法不分;处置措施单一等弊端。完善我国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机制应该遵循透明性、参与性、法治性、程序性等原则。

脱钩后体育协会内部监察对象的界定标准

体育协会脱钩改革后实现独立和实体化运营,根据法律法规授权或国家机关委托管理公共事务,其内部从事公务人员属于监察对象。《监察法》以行使公权力作为监察对象的核心特征,体育协会所行使之《监察法》层面公权力应进行限制解释,因其本质上是以社会公权力为外在形式的国家公权力。体育协会内部存在“国家授权”的公权力和自治权,两类权力边界存在动态变化,内部人员身份多样复杂,应在充分考虑体育协会特殊性基础上界定监察对象。在明确体育协会内部权力边界基础上,以公权力、岗位权责和监管国有资产为标准,可将体育协会中的监察对象分为在特定岗位上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和临时聘任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并涵盖外籍人员等实质行使公权力的人员。

公共选择理论视域下的官员选拔制度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公共选择学派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作为经济学和政治学交叉融合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公共选择的研究对象和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很多是相同的,其方法论构成与经济学方法论基本是一致的,即: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理性人假设和把政治过程视为一个交换过程。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本质是确定由谁来掌握权力决定对利益的分配,基于利益关系的权力的生产与分配是干部选拔制度中的核心问题,一个优良的干部选拔制度就是利益博弈各方的最佳平衡。因此,可以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财政透明度:信息分配、权利博弈与实现路径

信息是权力的来源,具有信息优势的主体掌握着实际有效的权力,公众只有拥有充分的信息才能有效约束政府行为,保障自己的权利。当前,我国的财政信息披露格局以政府部门、立法机关的决策为导向,对公众的信息需求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表明"自上而下"的财政透明度推动进程难以满足公众的需要,应结合"自下而上"的推动来实现。当财政透明的思想成为公众的共识、习惯甚至是文化时,就能在根本上产生财政透明度的推动力量,更有效地推动我国财政透明度进程。

监察对象的识别基准

监察对象是接受监察机关监察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基于法的规范性,须以“行为”作为监察对象的识别基准。根据《监察法》第15条之规定,监察对象的“行为”识别基准可分解为“行使公权力”“履行公职”“从事公务”“管理和运用公财”四种基本类型。“行使公权力之行为”函摄“合法性”“合目的性”“廉洁性”“审慎性”等四项子基准;“履行公职之行为”包含“勤勉性”“清廉性”“公共性”等三项子基准;“从事公务之行为”分解为“组织性”“公益性”“民主性”等三项子基准;“管理和运用公财之行为”函摄“合规性”“廉洁性”“合目的性”三项子基准。鉴于“监察全覆盖”之原则,这四种行为基准呈交叠互涉状态,构成了纵横交错的识别网络,在实践中可以相互参照适用。

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几点重要思考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的价值观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基础;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把发展放在首位,必须转变干部作风,必须关心困难群体。

以德运权的价值谱系及其实现理路——新公共服务视域下的分析

"以德运权"是新公共服务理论范式下具有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权力运行方式,是新公共服务的基本价值追求。它不仅弥合与矫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行政价值谱系的断裂与失衡,摆脱了公共行政"现代性谋划"的危机,而且构筑了一个以"公民权"与"公共利益"的交点为原点,以"公平正义"、"公共责任"和"公共服务"为坐标轴并指向"公众满意"的行政价值坐标体系。基于此,行政现代性追寻须以德性伦理建构和制度伦理安排为基本理路,彰显新公共服务以德运权的基本价值诉求。

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三大对策

腐败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被用来谋取私人利益。防止公共权力非公共运用的关键之点,是对权力实施制约和监督。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应做到以法制权、以德制权、以权制权和以民制权。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筑牢思想防线。要激发领导干部自我制约和自我监督的内在自觉性,在思想上筑牢道德防线、纪律防线和法律防线。二是推进阳光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民主监督,从而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赢得公众的信赖和拥护。三是坚持制度管权。制度管权是法治国家制约权力的通行法则,制度要具体实在,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并且确保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论体育公共服务中的政府权力及其控制

体育公共服务中政府的权力运行是一个贯穿体育领域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的关键问题。权力运用不当可能背离、威胁甚至侵害个人体育权利和权益,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权力控制实际上是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处理问题。从普遍规律看,政府权力的运行都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就失去了规范和秩序。按照一般要求,应遵循民主、制约、法治和责任原则,并应拥有精简、高效、科学、公正的运行程序,加强社会参与的程序机制建设,使政府权力更快捷更高效地服务体育公共服务实践。总体来说,未来的体育公共服务中的政府权力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依法调整权力配置,必要的集权与适当的分权相结合,实现控权功能,尽早建立政府责任监督与追究机制,坚决依法治吏。

当代中国“三公”消费治理的法哲学思考——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目前,我国"三公"消费的法制化建设正在全方位展开,并初显成效。然而,在"三公"消费治理中存在着的认识不到位、法律不完善、问责监督疲软等误区,直接导致"三公"消费治理的当下困境,阻碍了"三公"消费法治化的纵深运行。因而,必须进行方法论上的重整,其目标是消除认识误区,树立法制权威,强化执行力。

试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联系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因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的客观要求,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先进性内在要求。从本质上看,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与党的执政理念是一致的。执政能力的内涵有两个层次:一是带领全体人民建设现代化的能力,二是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支持的能力。党的执政理念与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统一,其逻辑归宿必然是:“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目标。

提升公众参与水平,促进我国核电发展

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已经成为促进我国核电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这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也与福岛核事故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关。讨论如何提升核电公众参与水平的问题,包括进一步提升核电信息透明度的建议,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责任主体的探讨,以及建立核电公众沟通机制的可能方案。

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化运行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以江苏为例探讨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建设。通过对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涵义和特征,实现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意义及在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过程中需要解决哪些问题等相关方面,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进行研究探索,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以此证明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对于我国政府体制改革和权力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论《监察法》“行使公权力”的判定标准——基于国家赔偿理论中“行使职权”的探讨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监察委员会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监察对象时,依据的关键标准是行使公权力。但是在我国立法中,《监察法》中的"行使公权力"系首次以法律概念的方式出现,因此有必要对行使公权力的判定标准进行研究。相比较而言,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行使职权"概念与《监察法》中"行使公权力"概念具有较大相似性,且域外司法实践中,也多以"行使公权力"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行为要件)。因此,从《国家赔偿法》"行使职权"判定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明确《监察法》中行使公权力的判定标准。

索罗斯的资源诅咒理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巨鳄乔治·索罗斯在践行开放社会理想——建设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资源诅咒现象。索罗斯基于开放社会理想提出资源诅咒问题,其对资源诅咒理解的核心是信息不对称、机构问题不对称、议价能力不对称这三个不对称性,可通过建立公开支付款项联盟和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破解资源诅咒。索罗斯的资源诅咒理论对我国破解资源诅咒具有重要启示。

滥用职权罪两种具体行为表现形式专论

滥用职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根据滥用职权罪的定义而确定的本罪外延,属于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的内容。学界对超越职权是滥用职权行为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对其概念也进行了界定,但对超越职权的内容和特征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待深入探讨,如对这一行为是否应该以职务权限为基础,存在"限制论"与"泛论"两种主张;无权限超越职权行为也是争议焦点之一。而职权范围内故意不正确行使职权的行为是滥用职权行为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它专指滥用职权罪中与超越职权行为相对的职权范围内的故意违反规定而行使职权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概念、定义和特征都有待界定。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的规制

公安边防警察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秩序的基石。在边境地区,公安边防警察作为国家边防的守护者,也是国家警察力量之一。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的行使关系到边境地区治安秩序的稳定及公民权利的实现。

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及识别标准辨析

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及识别标准是监察权行使的重点和难点。监察对象的认定,需要在方法论上回归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以立法条文为出发点。在《监察法》文本中,与监察对象有关的概念表述多达十种,这给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增加了一定难度。在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上,总则与分则间的差异化规定,尤其对于《监察法》第15条的理解偏差,致使学界对“公职人员”一词的理解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之别。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在法理上应遵循法律解释、总则效力高于分则效力、法的安定性的原则,厘清公职人员、有关人员和监察对象三者间的关系。在“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判断上,宜采纳身份和行为相结合的双重维度说为识别标准,这样更便于开展监督工作和简便识别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