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o-Thai Relations in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takes Thailand recorded in Chinese ancient texts during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12th-19th centuries A.D.)as the main source of research,especiall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in the Thai region as recorded in these ancient texts,namely Yuanshi,Xin Yuanshi,Daoyi Zhilüe,Mingshilu,and Qingshi Gao.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is studied in three aspects:(1)tribute relations;(2)folk commerce;and(3)Chinese immigration.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元明时期的文化与《孟子》研究

元明时期的文化与《孟子》研究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交织互动。元及明初,由于程朱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孟子》研究只能在理学范围内继承发展;明代中期政纲废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张扬个性、奢靡逾制成为新风尚,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提倡致知顿悟等简约修行方式的心学逐渐获得社会认可。作为心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孟子》研究获得创造性发展,特别是良知理论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阳明后学由于过度强调人的本能欲望而逐渐流于空虚,走向理学的反面;明代后期,实学兴起,反对空谈,主张重回程朱理学,理学与心学的学术之争也使学者们重回经典,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下,《孟子》研究逐渐走向考据。元明时期的《孟子》研究,是从宋学向清学过渡的重要时期,为清代《孟子》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开光装饰特征的嬗变

从元代至清代景德镇陶瓷开光装饰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随着社会环境的衍变、制瓷工艺的发展以及审美认识的变化,陶瓷开光装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装饰特征。从开光装饰的技法、构图形式、外轮廓、开光内纹样、色彩以及地子的处理来研究元至清代景德镇陶瓷开光装饰特征的嬗变。开光装饰技法由元代简单向复杂、颜色由元代单色向明代五色再到清代多色发展;构图形式由元代复杂到清代精炼;外轮廓形式由元代的单一到清代抽象;开光内纹样由元代图案性到清代绘画性的演变。

和抄本《园冶》图式与明末版画中的园林建筑——基于循证设计视角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循证设计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和抄本《园冶》图式与明末版画中的园林建筑进行个案式一一比对研究,并明确提出《园冶》中的图式(即具有范式意义的“设计图样”)是指计成在其造园时所绘制的“施工详图”,经过系统整理和逻辑汇编而形成,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性。同时,将明末郑元勋的《影园自记》与《园冶》图式进行“文图互证”,旨在将同一时期的建造说明与建造图纸进行比对,并将《影园自记》视作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小木作”营造的技艺文献。通过验证与比对的研究路径,以呼应阚铎所提及的从“园冶图式”到“建筑图像”的循证设计研究方法。

元明清常用饮食类动词演变研究——以“食、饮、吃、喝”为例

“食、饮、吃、喝”是元明清常见的饮食类动词,其中“吃”占主导地位,使用频次最高,食用对象最广,宾语语义类型最多。“喝”是元明清新兴的饮食类动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食”与“饮”是比较古老的饮食类动词,在元明清逐渐衰落。从“食、饮、吃、喝”的演变情况,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单音节动词重叠表示时短量少,始于元代;二是使动用法盛行于上古,衰落于中古,罕见于明代及明代以后。

秩序重建: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的变动

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经历了从宗族义兵到卫所军的变动。在此过程中,徽州义兵先被收编,继而被改造为卫所军;本地兵员被大量外调,外籍兵员调入补充。同时,朱元璋集团凭借不断聚集的政治军事资源,强化对徽州地方的控制,从而使双方由最初的合作关系转变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关系。在朱元璋集团“化家为国”过程中,徽州防卫力量从“本地化”的宗族武装被改造为“国家化”的卫所军队,体现了中央集权的重构;徽州地方势力从防卫力量的主导者重归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则体现了新旧政权交替后地方秩序的重建。

元明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塑造逻辑与塑造方式研究

元明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形象,她们或善良、智慧,或彪悍、神勇,或顺从、妩媚,或贞烈、自强,或恶毒、淫荡……总之,这些形象虽风格迥异,但具有共同点的是,在塑造逻辑上作者们基本以批判封建礼教和儒家纲常理论为出发点。在塑造方式上,作者们基本都延续着“弱者反抗”的模式去进行形象建构,以此勾勒出古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女性自觉意识。在此特围绕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以供学鉴。

论宋元之际散文复古之风与表现形态

南宋散文重道轻文、尖新、冗弱。宋元之际的程钜夫、戴表元、赵孟頫、方回、吴澄等散文家振衰起弊,掀起了散文的复古之风。他们重建了唐宋以来的文统体系,倡导文统与道统的融合,回归文道并重的观念,使散文复古取向与散文文风趋于多元化。宋元之际散文的复古之风打破了南宋散文衰弊的局面,奠定了元代散文多元复古的价值取向。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元明时期云南制瓷技术初探

云南制作陶器的历史非常悠久,在距今约5 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不少遗址里就发现了陶器残片。但直至元代,云南地区才开始生产青釉瓷器。笔者结合云南地区的历史背景,以及相关考古发掘资料,试图探讨元明时期云南地区制瓷技术的面貌,了解其发展历程。研究表明,云南地区的制瓷工艺是严重滞后于内地的,而且生产和发展受到内地制瓷技术和瓷器生产的显著影响,但其瓷器独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蕴含的历史内涵不可低估。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男子巾子作用及特性

巾子是首服的最初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明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通过《醒世姻缘传》这本小说对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有一个直观地了解,能够从侧面明白明代社会风貌与风俗,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通过文献研究法、图像法,结合明代著名世情小说进行研究,发现巾子是明代男子必备的装饰物、象征之物、实用性社交礼仪之物等,有美好寓意、创新和僭越等特性。通过研究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来研究明代当时的社会风貌,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首服文化制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明代团衫考

从分析一批形制类似的明代女性礼服文物出发,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并结合实物的对比研究,整理出这类服装在明代的名称变化和形制变化,同时对金元明3代团衫的沿革和形制特点进行了详细探讨。

论袁宏道《潇碧堂集》对苏轼的接受

在明代轻视宋诗的大背景下,袁宏道推崇苏轼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袁宏道《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文集都可以反映出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潇碧堂集》作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袁宏道柳浪乡居时期的诗文结集。柳浪乡居期间,袁宏道与苏轼产生了更深的精神联系,这段时间也是袁宏道接纳和学习苏轼最重要的时期。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影响到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进一步又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宋诗风气的兴起。

广东罗定船步铁炉村古代冶金遗址初步研究

铁炉村冶金遗址位于广东省罗定市船步镇铁炉村附近的丘陵脚底,遗存面积约200 m^(2)。本团队从2013年至今开展多次田野调查并取样。采用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SEM-EDS)、金(矿)相、加速器质谱(AMS)碳十四断代等研究手段,对铁炉村遗址的7个炉渣和2个金属铁块样品进行了成分和显微组织的检测分析,对1份木炭样品开展^(14)C检测。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既是生铁冶炼遗址又是生铁炒钢冶金遗址。生铁冶炼炉渣是铁硅铝系高硅低铁渣。遗址遗存的大块金属样品的显微组织为铁素体,磷偏析严重,为生铁炒钢产品;其相对应的炒钢炉渣为铁硅铝系高铁渣。此类高铁渣基体局部留存有大量浮氏体等。该遗址为迄今我国发现的第一处明确遗存有古代炒钢冶金产品的遗址。该遗址遗存的竖炉及生铁冶炼炉渣、炒铁炉、炒钢产品及其冶金炉渣等一整套较为齐全证据链的生铁冶炼及生铁炒钢冶金遗物,目前国内仅见一处,将为确立古代生铁炒钢渣的鉴别标准等提供重要的科学资料。AMS-14 C检测结果显示,遗址至晚距今570±25(BP)(约元中至明初)开始钢铁冶金活动。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

论土司史料的发掘——以元明清时期唐崖覃氏土司为例证

以元明清时期唐崖覃氏土司为例证,从土司及其史料发掘、土司史料发掘存在的问题、土司史料发掘的对策等3个方面,对土司史料的发掘进行了讨论。认为虽然对元明清时期唐崖覃氏土司史料发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问题依然存在。建议在发掘史料目的性、发掘史料真实性、发掘史料完备性、培养史料共享意识等方面做出努力,期望能为土司学界在相关领域进一步发展提供到助力。

略论宋、元、明时期橹的发展——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航行水域与目的功能的不同,宋、元、明时期使用橹的船只可以分为内河行船、沿海战船和远洋海船三类。在内河船中,橹在宋代已遍布南北主要水系,元代承之,明代则进一步发展出适应各自水系的船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橹。橹的技术特点在宋、元、明时期较为稳定,没有显著变化。橹操作轻便,速度极快,声音响亮,数量上分为单橹、多橹,以双橹为常见,其局限性是不能航行于浅水且动力有限,不能在江河中逆流上溯。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中,常配备多橹快船,但橹又须与风帆篙桨相配合以保持动力,并且由于火器的进步,至明末时小型战船往往又弃橹用桨,以保证水手的安全。在远洋航行中,风帆取代橹成为主要的动力工具,但橹又必不可少,故而针对橹又设有专门的管理操作人员和管理制度。

略论《窦娥冤》的明代接受

明代《窦娥冤》的接受表现在著录、出版、批评、改编等方面。明天一阁蓝格钞本《录鬼簿》由贾仲明增补《录鬼簿》而成,该本对《窦娥冤》的著录与该剧的形成时间、吴弘道的资料提供、贾仲明的见多识广有密切关系。朱权《太和正音谱》所参照的《录鬼簿》版本是《录鬼簿》各版本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窦娥冤》的三种明刊本各有特色,《古名家杂剧》本简洁,臧懋循《元曲选》本艺术水平高,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本更为精致。明代批评家孟称舜等人高度赞扬了关汉卿及其《窦娥冤》。明代还出现了《金锁记》等相关创作。明代《窦娥冤》的接受对后世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