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西北部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族、糺制度研究

金朝对西北地区驻牧的契丹等游牧民族,保持原辽朝的社会组织形式——部族、糺,对其进行统治。“糺”偏重军事,部族侧重于生产,皆为金朝分番守边。金朝任命的部族、糺长官女真人多,契丹人少,下属官员则以游牧部族的本族人为主,在强化统治的同时对游牧部族实行因俗而治。海陵王末年爆发了大规模契丹抗金斗争,在平叛之后,金世宗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契丹人的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阻止契丹人反抗女真统治的斗争。

论唐代中央政权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羁縻统治

唐代曾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其中最早设置的是契丹、奚人地区的松漠都督府与饶乐都督府。唐朝中央政权通过营州都督府、东夷都护府和平卢节度使对松漠、饶乐二羁縻都督府相继进行统辖和管理,负责抚慰、安置羁縻府州的部落;以武力维持边疆稳定与安全;管理二都督府对唐廷的朝贡以及与边地州县之间的经济活动。为了加强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统辖,唐朝曾一度对松漠、饶乐二羁縻都督府实行留宿卫、驻兵与和亲政策。唐朝设置羁縻府州以后,促进了契丹、奚人社会的发展进程,为其日后由部落联盟阶段直接向封建社会飞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安史之乱前后的奚、契丹

在与奚、契丹的对抗中,安禄山领导的东北三镇的军队发展为唐朝最强大的军队。安史之乱爆发时,由于唐羁縻内、外蕃的方式不同,导致奚、契丹的分化,属于内蕃的奚、契丹被安禄山扫地为兵,属于外蕃的奚、契丹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与勤王的唐军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安史之乱后,回鹘雄倨于北亚,奚、契丹长期附之。

论唐与奚、契丹的和亲

安史之乱前,唐朝为控制辽西,以便向东控制辽东,向西控制北亚,试图用和亲来抚绥辽西两蕃奚、契丹,但由于两蕃的内讧而归于失败。之后,唐与两蕃陷入了累年相攻之中。

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画家胡瓌的族籍问题考证

胡是9、10世纪间专门表现北方草原民族生活题材的主要代表画家。其生活年代、族籍以及真实的身份一直都留有阙疑,目前各方的研究多数赞同把胡确定为辽代契丹人。经过考证,认为胡瓌是唐末生活于河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贵族后裔,因此,他的艺术成就并不能作为辽代契丹人文化、艺术的代表。

唐代两蕃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契丹与奚在唐代被称为两蕃,两蕃对于辽西地区的历史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两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族源、驻牧范围、生业方式、文化习俗、民族关系,尤其在族源认同上及其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中,两者具有共同的族源记忆和文化认同。故本文将两蕃界定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对两蕃的遗存进行考察与研究,并对唐代两蕃的驻牧范围、墓葬分期与分区、早期墓葬制度、文化交流及其生业方式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试论契丹大贺氏时代“后族”问题

契丹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隋唐进入大贺氏部落联盟阶段,出现了内部较为稳固的政治联合体。在此过程中,出于整合部落力量的考虑,借助北方民族传统的世代联姻形式,契丹族出现与大贺氏首领家族固定通婚的内稽部孙氏(审密)家族,可以视为当时的“后族”。这一群体出现之后,对当时契丹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借助大贺氏联盟阶段“后族”问题视角可以看出,契丹族的民族意识在进入联盟阶段之后不断觉醒,开始向营建传统北方民族政权过渡。

辽兴宗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辽兴宗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在结合儒家思想、契丹传统习俗和当时形势的基础上形成的。辽兴宗的崇儒思想有利于巩固辽朝封建制度,抵制了契丹贵族保守势力的反扑。虽然辽兴宗挑起关南之争,迫使宋仁宗增加岁币,但他也很重视与北宋的友好关系。为遏制西夏势力扩张,辽兴宗发动多次战争,最终迫使西夏求和。辽兴宗不甘心被视为"夷狄",努力提升辽朝的正统地位。他的正统思想摒弃了传统的华夷之辩,成为中华一体思想的萌芽。

族称“达斡尔”释名

以语言为研究手段,通过对达斡尔语言演变规律的把握来重新认识和阐释"达斡尔"族称的含义。经过语言学解析,得出以下结论:族称"达斡尔"是由表示尊贵、伟大的Da,表示人的Hu和表示居住方式、地域的R复合而成,其含义应为"大部族"。《辽史》所记载的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地带筑城屯田的契丹大部族与现代达斡尔族应有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信仰观念下的契丹族萨满响器——以出土陶鼓和铜铃为例

契丹族历史的确实记载始于公元389年(北魏太祖登国三年)^(1)。直至公元10世纪(建辽前),契丹族经历了一个早期古八部、大贺氏部落联盟、遥辇氏部落联盟到酋邦—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与此相应,契丹族的萨满教信仰观念由"巫王合一"到"君权神授"。基于跨学科的立场,以萨满响器——陶鼓和铜铃的考古发现为切入点,通过对红山文化^(2)(晚期阶段)以及辽以前墓葬文化的厚描,可以窥见这一时期内契丹族萨满教观念内涵之演变。

略论两蕃与唐朝关系的演变、原因及影响

"两蕃"即契丹和奚,他们与唐朝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归附唐朝并不时向唐朝尽藩臣义务,同时也相应地得到唐朝优惠政策的扶持,获得稳定的发展,进而对唐更加忠心;另一方面,他们与唐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破坏了双方建立起来的和谐的君臣关系。这些复杂关系的变化是内外因素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中两蕃自身的发展与游牧民族的特性是其调整对唐关系的根本原因;外部因素除主要来自唐朝稳定的农业经济的吸引力、唐朝统治阶级的民族思想和唐朝国力的强弱外,还有北方强大少数民族的影响。两蕃东南接以营、幽二州为中心的唐中原边境地区,东北毗邻靺鞨、室韦等东北少数民族,东距高丽,西临突厥与回纥,他们对唐的态度冷暖变化直接关系到营幽一带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对唐朝所设的行政机构能否有效管制对东北地区以及对北方强大少数民族的防御影响巨大,同时,对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社会形态的转型以及在东北地区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有很大影响。

初鲁得族系考

u lud,在《辽史》中记作"楮特"或"锄得",在辽代汉文墓志中记作"初鲁得",是辽朝南宰相府属下的一个部族。u lud氏族最初所居地即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一带。u lud又作为氏族名出现,见于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根据汉文《萧孝恭墓志》、《萧孝资墓志》及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三方墓志的对比,可将u lud氏门第最为显赫的一支家族的七代世系基本厘清。u lud氏族曾与辽太祖之弟迭剌一族四度联姻,迭剌家族的墓地在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一带,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契丹小字《永宁郎君墓志铭》和汉文《耶律琮神道碑》所记载的都是迭剌的子孙。与u lud氏联姻的,就是迭剌的六世孙中的四人。

隋初幽州防御形势试探

隋初,突厥乘王朝立足未稳之际,对边境屡屡构成威胁。幽州作为东北边镇,受到臣服于突厥的东北诸族以及亡齐营州刺史高保宁势力的威胁。隋王朝通过增强幽州的军事防御以及对突厥采取分化瓦解的战略,有效抗击了突厥对幽州的进犯,保障了东北边境的安定。

东蒙古部落在安多地区的活动与明政府的应对

明代中叶以降,东蒙古诸部陆续突破河西防线,进入安多地区,甘肃地方由"北虏南番"逐渐演变成"南北皆虏"的局面,明朝在安多地区的统治秩序也由此被打破。争取"番族"成了明、蒙双方在安多地区族际政治竞争的关键。明政府实施的以"招番"与"驱虏"为核心的整治措施,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安多地区蒙古与"西番"之间在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

由蒐狝为务到崇儒之美:契丹大族社会性格转变述论

契丹本是起于松漠的风气刚劲的游牧民族,自初始有礼文之事至辽景宗和圣宗时表现出崇儒的社会性格,以契丹占据燕云、制定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始,后由辽朝诸帝提倡而渐次影响统治群体。这种变化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契丹占据燕云后,为保证数量众多的汉人对契丹统治合法性的支持进而取得社会资源的支配,必然需要考虑汉人的心理,尊重汉人的文化;第二,契丹大族积极学习汉文化以增强文化心理认同,以更好地借助儒家意识形态强调辽朝承天应命的正统性;第三,这是辽朝世选制度下契丹大族内部政治资源竞争因时而变的实际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契丹大族的社会性格出现了由蒐狝为务向崇儒之美的转变。

浅析辽代契丹族文化

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在我国北方建立了辽代。辽代契丹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绚丽缤纷的草原文化。契丹族文化既受汉族文化影响又独具契丹族特色,形成包括创造的文字、汉化的文字、独特的艺术等的文化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

安史之乱后奚族与唐朝的关系

奚族与唐朝之间往来较为密切,但安史之乱是奚族与唐朝关系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奚族与唐朝的关系一度紧张,冲突、战争与朝贡、封赐并存,但朝贡、封赐等形式的友好往来已无法与安史之乱之前相比。安史之乱以后,奚族的势力与唐朝的藩镇割据局势对奚唐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鹘和契丹先后对奚唐关系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再论《辽史·营卫志》部族门的文本来源与编纂过程

《辽史·营卫志》部族门向来为学界所推重,然其文本来源、编纂过程等基本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该门的主体内容来源于辽人耶律俨所著《皇朝实录·部族志》,但其立论基础和分析思路均须重加检讨。事实上,此门除开首所引旧志序文及太祖二十部、圣宗三十四部等局部内容因袭耶律俨《部族志》旧文外,其余文字皆为元朝史官所新作,本质是为充凑篇幅而形成的急就章。在此过程中,元人不仅杂糅、拼接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更对契丹部族的概念和范围作出重新定义,彻底改变了原本《部族志》的整体面貌,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后人对契丹部族发展史的认知。

论唐代两蕃的族群认同与构建

契丹与奚在唐代被称为"两蕃"。"两蕃"不是一个简单的共称,它实质上代表着这两个族群之间的不断融合,并趋向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贯穿这一过程的是奚与契丹由一体到分化再到合体的曲折演变。北魏建立前后,奚与契丹分别自号为"库莫奚"和"契丹"。隐藏在这一行为背后的是二者对其族群认同的重构,这是二者由一体到分化的开始,也是他们走上民族共同体各自发展道路的开始。虽然奚与契丹在分化后,各有自己的驻牧地,但他们的驻牧地共同组成一个大的整体区域,二者共享和竞争这一整体区域内的所有资源。相同的居地环境还造就了二者大体相同的生业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此外,奚与契丹应该拥有大致相同的语言。从上述这些共有的文化特征来看,奚与契丹在分化后,虽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二者仍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日渐增强,以至于到唐代被当时人视为"递为表里"的"两蕃"。然而,最能体现奚与契丹之间密切关系的,还是它们关于共同祖先和族源的记忆与认同。这种认同应该是源自奚与契丹最初实为一体的历史真实,是二者之间所具有的"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它能够促使奚与契丹在现实利益的影响下,适时地调整并达成相同的族群认同,促使二者再次向着合体发展。

北方民族政权融入统一国家的基本路径探析——以《唐故左屯卫郎将李公墓志铭》为中心的研究

近年刊布的《唐故左屯卫郎将李公墓志铭》是唐初契丹质子李范的墓志。李范为契丹首领摩会之子,墓志对摩会附唐时间的记载与传世文献不同,应是对李渊起兵之初求援突厥的曲折反映。摩会所统契丹八部在隋唐之际曾臣属突厥,在突厥可汗的安排下协助李渊起兵。虽然摩会在武德元年(618)曾接受李唐封号,但契丹八部联盟却并未因此臣属唐朝,直到贞观二年(628)才真正叛离突厥、归附唐朝。将墓志中李范生前身后情形的描述与传世文献对照,可发现《旧唐书》《辽史》等文献将摩会与窟哥皆归为大贺氏的证据不足,窟哥很可能是在贞观后期发迹的契丹新兴势力,其崛起或与唐征高句丽有关。墓志称李范为“契丹乌丸人”,并不意味着唐人将契丹族源视为乌桓。唐人曾以“乌丸”“鲜卑”“林胡”代指契丹,且有时将契丹与古族名称直接连用,这种记载应属以古喻今的表述手法。据《李范墓志》记载,李范家族缬、毕、摩会三代连续出任契丹八部大蕃长且先后接受北齐、隋、唐的册封,表现出契丹对中原政权较明显的依附性。墓志将契丹八部联盟存在的时间上限提至北齐时期,则有助于从更长时段认识契丹与中原政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