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圈层化”与“破圈”之道

当下“人人都是批评家”的“狂欢式”批评背后隐藏着“圈层化”的危机。“圈层化”不仅是数字时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是当前文艺批评的主要问题。在由“学术圈”“自媒体圈”和“饭圈”构成的批评生态中,每个圈层都建构了一套具有独异性的“批评密码”。实际上,这种“圈层化”的痼疾既与数字资本、消费主义的扩张紧密相关,又与人文学术研究本身和现实问题的隔膜有关,体现了批评话语生成机制的异化,由此造成了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有限性融通和公共批评的丧失。为此,我们主张一种融合历史学与现象学、尊重文本经验与阐释批评、倡扬多样化与在场性的“新感受力批评”。它以更纯粹的姿态直面数字时代的文艺现实,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数字时代恢复感知批评的新契机,也为未来文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云中漫步还是退而却步——论社交媒体与文艺评论的转型

以微信、微博、B站、抖音、豆瓣、百度百科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推动了当代文艺的生产和消费,也促成了当代文艺评论的转型。文艺评论体系中出现了新的标准即网民权威,社交媒体催生了新的评论方式和语体风格,拓展了文艺评论的公共空间。社交媒体带给文艺评论的不仅有赋权,也有剥夺或阻碍。当社交媒体出现反连接的情形时,旨在获得注意力、流量或商业利益的“锁定”,不再具有互联网开放精神的“隔离”和无法选择的“退出”,使得文艺评论出现了景观化和圈层化的趋势,文艺评论被流量和算法劫持,表达方式日益表演化、浮夸化,难以完成有效的对话;圈层中的舒适区、同温层和过度连接使评论者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排他性,加速了审美固化的形成,导致文艺评论丧失生命力、创造力和行动力。

论早期革命文学创建无产阶级文化的精神诉求

1920年代,一些革命作家产生了创建无产阶级文化的精神诉求,这促使进步文艺界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过程中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内涵和外延。1930年代初,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理论家的文化观日渐成熟,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化诉求促进了左翼文学精神特质的生成。

苏联文学艺术界持不同政见者现象分析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其中尤以文学艺术家和爱好文学的人居多,他们不愿沉默,最早喊出了解冻的呼声,并且甘愿冒着失去工作、社会地位和家庭安宁,甚至面临被捕判刑的危险,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开始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先声,勇敢地表明了并一直坚持自己不同于政府的主张。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现象无疑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长期执行的政策有关。

论20年代“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

20世纪20年代初,政治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介入、教育状况的落后、学术界的内在思想贫困、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与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等因素,导致“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日趋衰竭。为此,左翼文艺界对“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革命文学”等运动,意图谋求新文学发展的新路向。

左翼文艺界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批判

在“五四”文学革命力量衰竭的过程中,左翼文艺界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促进了“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向。左翼文艺界虽然承认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精神———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接受西方近代化,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批评趋于贬低。

超越30年代左翼文艺界视阈的价值指向——鲁迅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之三

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参与了"文艺大众化"讨论、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斗争和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他展现了超越当时左翼文艺界的价值指向。同时,他的学理透视、论战智慧和精神选择也成就了一种同代人难以企及的生命风度。

何其芳的两次重庆之行

1944年,何其芳作为知识分子改造的好典型被中共中央派往重庆宣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抗战胜利后,又被第二次派往重庆开展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在重庆期间何其芳宣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受阻,但仍写作了大量的杂文、报告文学,努力践行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积极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并与胡风等作家就创作问题展开激烈论争,他也因此逐步由一个唯美主义作家转变成对革命忠诚的文艺战士。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之际曾作"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题词,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何其芳的热烈响应,何其芳在重庆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作家。

中国文坛的“左”转与新文学“革命”道路的探寻

20世纪20年代,"五四"文学革命者和新生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因为外部政治环境的恶化,持续寻求着合作共赢以及生存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在环境变化和时代驱使下,革命文学因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民族国家命运的结合而演化为一种日渐显赫且影响力很大的文学形态和文艺思潮。进步文艺界的"左"转和对新文学"革命"道路的成功探寻,使得中国新文学进入了革命文学时代。

新民歌运动中的文艺界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展的新民歌运动,文艺界也参与其中。从收集、整理民歌,协助各地出版民歌集,到研究、赞美民歌的艺术价值,展开关于民歌创作手法和诗歌发展道路的两次大讨论,再到参与新民歌的创作、发表许多"民歌体"的作品,文艺界在这场诗歌运动中偏离了健康的轨道。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实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最后的浪漫－五·四时期作家散论

本文论述了“五·四”时期作家的文学活动及主张，并认为新浪漫主义文学从兴到衰的历史过程已成为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中国文艺的启航：基于第一次文代会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号召下,各路文艺队伍会师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并成立了全国性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就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分散的文艺力量团结凝聚在一起,为新中国的文艺建设组织起一支稳定、可信、可靠的创作队伍。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召开的过程中,文代会党组发挥了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重要作用,奠定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指导地位;在大会主体议程外,优秀文艺作品的演出加深了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各文艺协会的成立为新中国文艺队伍的壮大及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